大跃进之后，刘少奇携王光美从绚丽的国际舞台回到国内，成为政治运动的主角，毛泽东则退居二线。但随着文革的到来，残酷的运动，在对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伤害的同时，也使刘少奇夫妇个人被伤害、被扭曲。
“王光美其实是个革命者，一个有非凡党性的中共党员。”一位曾数十次采访过王光美的记者，高度赞同在王光美去世后第二天，互联网上出现的一篇名为《世界上党性最强的人去了》的文章中表达地观点。
王光美去世后，开始铺天盖的纪念文章出现在互联网、报纸上，纷纷着重渲染她年轻时所受的教育和显赫的家庭，赞美她的优雅、高贵和气度。
这位记者认为，人们之所以专门强调王光美的这些特质，也许是旧式精英被已告别的革命彻底摧毁，今天粉墨登场的成功精英多少属于沐猴而冠之辈，一个迫切需要榜样的浮华时代只能向永远逝去的华丽传统遥致敬意，哪怕只是一厢情愿。
距王光美去世之日正好四十年前，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在被宣布是反动路线的头子后，向大会做了检讨，毛事先在检讨文稿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
毛在会议上对刘少奇等人说：“谁人要打倒你们啊？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但是，熟悉党内斗争历史的人都不难知道，一旦斗争被公开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后果会是怎样。
夫人予政的悲剧
王光美随中国政治大起大落的命运，或许在她奔赴延安之前就已决定，不管她是否后来遇见了刘少奇。王光美风华正茂的年代，投身革命，是多数理想主义青年的选择，她兄长们的选择已经决定了她的人生轨迹。当时像她这样大城市来的年轻女知识分子，几乎都嫁给了共产党高级干部。而革命时代的爱情就是政治。
王光美作为中共高层的妻子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远比后来显赫一时的江青、叶群更早。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东南亚时，江青、叶群只能在小电影院羡慕地看着王光美在银幕上光彩夺目；王光美被刘少奇派驻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四清”时，江青只能外出拍摄风景照；王光美跟随刘少奇南巡一路座谈“桃园经验”时，人前抛头露面、做一番大事业的曙光，才出现在江青眼前。因为此时毛泽东已决定与刘少奇政治决裂。
据当年经常接触中南海高层夫人的知情者介绍，王光美在到处宣传“桃园经验”之时，与后来江青得势时的气势相似，之所以遭人嫉恨，未必不是在这个阶段令人眼红。而江青在成为旗手之前的岁月，其形象与日后人们心目中江青飞扬跋扈的印象完全不同，“很难说家庭出身稍差的江青形象气质就比王光美差，她一样非常优雅、漂亮，而且平易近人。其实，叶群以前也没后来说的那么不堪。”
王光美的大起大落多少带有夫人予政的悲剧色彩。解放后，毛泽东曾为防止夫人予政带了个好头，江青曾长期抱怨没事可干，但这一类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独特政治景观最终在文革前后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但对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伤害，也在她们随着丈夫的政治仕途起起伏伏时，被伤害被扭曲。
抓小赫鲁晓夫与抓大赫鲁晓夫
1963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即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为主要是在农村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故又被称为“四清”。
文革之后，当年作为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大罪状的“桃园经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文革的发动，某种程度上在进程中是与“四清”不无关系的。
对中共出现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担心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刘更倾向警惕基层出小赫鲁晓夫，而毛则越发相信赫鲁晓夫睡在党中央。1964年8月，刘少奇在安徽给干部讲话时说：“我们中国，在大队里面，公社里面，工厂里面就出了赫鲁晓夫，出得不少，是不是中国也会出大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也可能出。我看出了也不要紧，出了就上山打游击，我们是有这套经验的。假使中央出了什么修正主义，要把全国几十个省都统一起来不容易，总是要打败他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小赫鲁晓夫都被他们骗倒了，而你们还不清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四清”运动中基层干部被整得很苦，至于“地富反坏右”则更不消说。
以研究中共党史著名的高华、萧喜东等人均详细著文谈到过“桃园经验”在当时使一大批普通干部、群众受到伤害的事实。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
萧喜东在《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一文中曾言：
“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50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73%。”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当地群众放包袱（交代问题，然后过关）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4个教师，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300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
“四清”运动搞得过火，首先与当时中央领导人对基层形势的判断有关。毛泽东曾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则接过来说“三分之一恐怕都打不住”。
另一个方面则与刘少奇长期在白区的斗争经验有关。刘少奇在布置“四清”运动时，工作组秘密扎根串连的方式带有不少地下党员深入白区的习惯，表现出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明显的不信任。
毛对“四清”发动群众的方式极为不满，他理想中的群众运动是由群众自发的、以大辩论、大暴露的方式进行，而刘则是通过由上级工作组牢牢掌控程序、节奏的群众运动。毛、刘的分歧在1965年1月公开化。黄铮的《王光美访谈录》中提到了毛对刘少奇“四清”的批评：
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他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主席转脸对少奇同志说：“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毛、刘的分歧最后有了结果：刘少奇被宣布为党内最大的赫鲁晓夫。
毛、刘曾各自捧《宪法》
毛与刘的明显分歧出现在1962年，年初的7千人大会，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借农民之口称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令毛感觉非常不快。毛自此次会议后退居二线，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为解决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刘少奇虽未明确表态赞成部分地方基层自发出现的“包产到户”，但暗中持默许态度，毛回北京后，刘向毛汇报建议“包产到户”，毛怒道：“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按照毛泽东日后对胡志明和斯诺的透露，毛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想法出现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首先是两人观念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另一方面是刘的权威在“四清”过程中越发显赫，毛感到了一种迫切的危机。
1964年8月１日，刘少奇在毛泽东未出席的一次大会上的表现深深刺激了毛泽东，当时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就座后，刘才在周恩来的引导下登场。刘到主席台中央后，并未落座，而是背着双手在主席台上边走边说，他号召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下到基层，最后严厉地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
在8月30日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毛一方面委婉地表达了与刘少奇不同意见，一方面又罕见地对此做了自我批评。
文革一个常被提起的故事，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时手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我还是国家主席，宪法保证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在1964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劝毛可以不必参加，刘少奇则在毛讲话几次插话打断，毛泽东后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泽东随后对陶铸夫妇说：“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余怒未消的毛在一个月后对到毛住处拜访的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你。”
到了1966年毛亲自发动文革的群众运动，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中，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的万人大会上，刘少奇只能当着北京各学校师生代表的面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
据目击者描述，大多数人以为刘、邓等人的尴尬是党的领袖表现出一种谦逊，所以听到他们的话欢呼声和掌声一阵又一阵。会议行将结束时，毛泽东毫无征兆地突然从幕后现身，一边走一边向台下招手。大会堂沸腾了，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包括主席台上的领导们。排山倒海的“毛主席万岁”声压倒了一切。毛泽东自始至终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未予理睬。
“虽然当时我离主席台远，看不清台上刘少奇等人是否尴尬和惊讶，也许我们就没去注意看刘少奇什么表情，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一个细节，毛突然现身主席台，刘少奇跟着全场其他人一同起立时，刘手中的扇子掉到了地上。那一刻，在真正的红太阳面前，刘少奇什么都不是了。”目击的学生代表说。
赞成的请举手
1966年８月５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边上写下211个汉字，打倒了刘少奇，这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但刘少奇绝对没有想到，他一家的命运会比中共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更为悲惨。1967年1月13日夜，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当面向毛再次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希望带家人到延安去种地，毛送刘少奇八个字：“保重身体，好好学习。”这是刘与毛的最后一次见面。
刘回到家中后，中南海里对刘少奇夫妇的批斗升级，这些人不是外面的学生，而是他们熟悉的工作人员。这年9月12日，王光美的家中前后院中立起一座高墙，这对夫妇从此没再见过面。
此后，刘少奇又活了两年。1968年10月，他在为他特意准备的收音机里收听《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那个报告在表决时只有陈少敏一人装作收拾东西没举手。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病逝。王光美则在秦城监狱关了12年。
1969年4月1日中共9大在北京秘密召开。彻底清除掉刘少奇集团后的毛泽东心情特别轻松，在林彪念完政治报告后，毛泽东舒适地靠在椅子上拖长了腔调顽皮地问：“林彪同志所作的报告，你们赞成不赞成啊？赞成的……就举……手！”捏着红宝书的手森林般高高举起。
这次会议上毛还玩了一个小插曲，推举大会主席时，毛突然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吓得站起来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继续道：“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吓得摆手道：“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于是，全场举手。
两年后毛的第二任接班人林彪败亡，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对毛有句评价是：“他最大忧虑是在表决时能否占多数。”
王光美的孩子们听到林彪“9.13”事件后，认为见到父母有望，不断给中央写信，王光美和孩子们终于得知刘少奇已死的消息。
吊诡的是，被认为积极参与迫害刘少奇的林彪，据说在家一直要求自己的孩子要认真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40年后，林立衡还能一字不错地背诵其中的章节。
历史在喧嚣中保持沉默
尽管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纷纷急切地发表回忆录，红色年代已在怀旧中带有温情的色彩，但王光美作为文革时期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基本仅限于谈个人经历，在已公开的材料中，对1960年代开始毛与刘的分歧谈得非常之少，基本一笔带过。
谈到“桃园经验”时，王光美的回忆重点落在她如何接受任务的大致过程，以及毛泽东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上，并未提到“四清”运动对基层的冲击，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引为自豪的色彩。这不能不让后来者遗憾。
但王光美的女儿刘婷婷在接受《八九点钟的太阳》剧组采访时，并不隐瞒对文革的评价，且不孤立看待文革，而是将之与中共的政治斗争历史传统联系起来，并含蓄地谈到自己父亲过去亦曾参与整人的错误。
2004年，收藏家樊建川通过一位经常往来王光美家的中间人牵线，将他购得的一份王氏族谱当面送交王光美，希望王光美能为他想筹建的文革博物馆题词。
牵线人回忆说，在毛泽东与她全家人合影的大照片下，当访客提到民间文革博物馆的艰难时，王光美并未显示出任何特别的关心和热情，问及文革经历和看法，王光美礼貌地微笑着把话题岔开，一旁的秘书趁王光美起身，即上前悄悄对来访者耳语道，不要提文革的事和要求。最后，婉拒了题词请求的王光美为不使来访的樊建川空手而归，她答应找到一份有刘少奇签名的“四清”文件影印本后，将签好字送给他做收藏品。但樊最后等到的是王光美去世的消息。
年复一年地，同志们逝去了，革命的热情冷却了，他们不断为消费时代供奉的圣殿增添着新的纪念碑，每一桩伟大的事迹，每一个光辉的生命、每一种成就和每一次英勇的挫败，都在它那里被奉为神圣。只是历史却依然在喧嚣中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