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旧世界里，同样曾是党国精英的老政工们和曾是社会变革最积极力量的社会精英，却殊途同归地都被新时代渐渐遗忘。前者，因为共产党成为弃儿而日益沉寂；后者，则因为俄罗斯的政治空间日渐逼仄而边缘化。

普京再度就任总统，两支分别以白、红为识别色的力量，用各自的方式表现其在新俄罗斯的存在。

5月6日，莫斯科反对派在普京就职前一天组织了“百万人行进”的示威，手持白色缎带、气球和标语的游行者试图行进到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博洛特纳亚广场，被严阵以待的武装力量阻止。反对派的领导人没有出现，他们被堵在自己家中。反对派声称，当天的示威有2万人参加，而俄官方宣称只有约8000人。

5月9日，普京出席红场胜利日阅兵式。仪式结束不久，大约400名俄共支持者在普希金广场聚集，打着巨大红色横幅和标语参与庆祝游行。这次，年轻人被排在最前列。俄共显然希望展示他们对年轻人也有一定号召力。

今天的俄罗斯，街头政治活动的参加者，无论是来自民主阵营自带干粮的反对派、阵容整齐被称为“普京近卫军”的“纳希”组织，还是打着红色镰刀斧头标志的俄共，几乎都以年轻人为主；但真正在背后最起作用的，无一例外都是当年苏共精英中不同派别的力量。

只是与国企出资直接赞助“纳希”组织不同，另外两者都是被边缘化而不甘被遗忘的力量。

分道扬镳的共产主义者

“苏联时期是5万本的话，现在只有500本”。在回答自己研究著作的出版发行状况时，斯拉文如是说。尽管他今天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苏联时代。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斯拉文的名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并不陌生。他是俄罗斯今天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少数坚持者，并坚信新的社会主义迟早会实现。

他的著作《被无知侮辱的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以及含有他论文的《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都被翻译为汉语，是今天中国研究苏联问题的重要资料。

20多年前，斯拉文被任命为苏联最高理论研究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副院长时，他选择了离开。他是该院的著名理论家。此时，苏联已走到末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岌岌可危。

苏共曾建立的庞大理论宣传系统，包括《真理报》《共产党人》两大报刊，以及四大中央直属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中央高级党校、中央函授高级党校。不过，斯拉文接到任命时，该研究院已更名为“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并转向研究民族问题。院长已不打算继续共产党的理论研究。斯拉文因此选择离开。

苏联解体对斯拉文这样的理论家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在解体初期的反共浪潮中，甚至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禁止，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一度被迫中断。俄罗斯的马克思主学者和社会主义学者陷入极度困难的处境之中。

苏联时期，马列主义研究院曾经有上百个理论研究室。但在现在，仅有俄罗斯共产党还保留了共产主义的理论研究机构。据斯拉文介绍，此后即使高校有教授马列主义的课程，也是作为批判的对象来讲解。

熬过最初的岁月后，斯拉文参与过组建政党，也参与过俄共，并担任过俄共中央委员。如今他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担任主席助理，并在莫斯科师范大学兼任教授。

担任俄共中央委员的斯拉文选择退出俄共，是因为他与俄共主席久加诺夫的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他还曾撰写了《放弃马克思主义会毁掉共产党（致久加诺夫的公开信）》。公开信中，斯拉文表达了对久加诺夫“建议放弃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纲领”、否定“国际主义”以及将俄共融于“民粹主义运动”的不满。斯拉文的不满还包括作为议员的久加诺夫没有到白宫门口声援抗议的矿工——叶利钦在上台前还曾积极为苏联煤矿工人罢工站台，并获巨大成功。斯拉文认为俄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者一般被统称为“左翼学者”。基于对苏联历史的不同反思，以及何为共产主义、何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各不相同，这个群体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流派。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学派。他们坚持当年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推崇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道路。这些学者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

而传统派仍然坚持苏共的意识形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仍然是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久加诺夫是机会主义者，甚至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续集。

而苏共的直接继承者，则是1993年2月重建由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因为对叶利钦时代转型危机的普遍不满，俄共还一度差点在1996年赢得大选。此后，虽然俄共始终稳定保持第二大党地位，但影响力每况愈下。2011年12月国家杜马大选后，俄共内部派别矛盾达公开化。部分党内高层领导人认为，久加诺夫占据俄共领袖10年之久，必须更换。

但久加诺夫则认为自己的最大失误是没有把党内分裂分子及时开除。久加诺夫依仗的底牌，是10年来俄共的宣传已经在那些退休和老党员的脑海中成功塑造了“久加诺夫等于俄共”的认识。

在接受本刊书面采访时，久加诺夫显示出无论在党建还是在政纲上，都保留下来的浓厚的苏联时代色彩。这与东欧国家转型后的共产党有明显区别。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在失去政权后，很快靠民主选举再度执政时灵活转身，甚至并不反对休克疗法。而这一改革方案也并不像在俄罗斯那样以失败告终。

共产主义大厦的老人

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瓦列里·因诺肯季耶夫·哈拉佐夫已不可能参加任何俄共的活动了。这位93岁的前立陶宛第二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在会客时必须靠轮椅移动。但他并不愿意承认衰老。每当面对相机镜头，他就坚持从轮椅上移到椅子上。

“党一直都在，现在还经常开会。”哈拉佐夫的话，容易令人产生幻觉，似乎苏联共产党的灭亡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哈拉佐夫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库普佐夫大街32号楼。与这栋楼隔着一小片绿化带的26号楼里，曾经住着苏共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库普佐夫大街两侧，32号楼、勃列日涅夫公寓所在的26号楼等成排的公寓，都属于当年的苏共党中央。

这片被本地人通称为“中心”的公寓楼，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大厦”。苏联时期，由于库普佐夫大街是党的领导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办公的必经之路，所以“两侧大楼内住的全是可靠的自己人”。直至今日，这里的住户也全部是“自己人”。

这片始建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黄色砖墙表面建筑群，占地广阔，每组建筑围成方形的院子，宛若一个个城堡。通过每栋楼底下巨大的拱门出入院子，院内树林、道路、商店、健身器材、儿童游乐区、林间的公园椅，应有尽有。

哈拉佐夫所在楼的住户，几乎全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或是书记们的家庭。哈拉佐夫退休前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他的邻居玛利亚·谢尔盖耶夫卡·苏哈尔楚克退休前则是克里姆林宫护士学校的党委书记。而玛利亚已经过世的先生，则是已故著名汉学家、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中国局党委书记格德苏哈尔楚克先生。

虽然走廊的墙上装饰的多个鹿头、鹿角是哈拉佐夫年轻时的猎物，显示主人曾经彪悍的人生，但以今日中国标准来看，大部分苏共高官们的生活过得令人惊讶的简朴。苏联时期，除了少数最高层领导人，住宅分配依照家庭成员数，而非职位高低。

1978年从立陶宛回莫斯科起，哈拉佐夫就住在现在的房子。彼时家里夫妻二人和女儿一共三人，分得两个卧室的这套房子。房间总面积80平方米。玛利亚家分房时，共有父母、两个孩子等共六口人，所以分得带三个卧室的房间。这套住宅是从格德苏哈尔楚克先生的单位分得，玛利亚自己虽是党委书记，但无法重复分房。

苏联解体后，每个人自动继承原有住宅。如愿掏少许钱可以拥有私有化的房屋产权，当然未来房屋的大修将由自己负责。一些老干部由于退休金无法承担大修的费用，就干脆选择了不私有化，房屋修缮由政府负责。

尽管与职位相比，住宅面积不算奢侈，但在苏联时期，这已非常令人满意。玛利亚说：“虽然书记也不能分到更大房子，但能比其他人更早分到房子，至少是肯定能分到房子，这就很好了。”

这片“共产主义大厦”，以今天的标准看也是非常体面而舒适的居所。苏共中央委员会有自己的食堂，可以从食堂带饭菜到家里吃。此外，里面的商店、礼堂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医疗、全家去疗养院疗养、医学检查等全部免费。26号楼还有个共青团俱乐部，前苏联的“大院子弟”们在这里度过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显然是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尤其是国际局的人员出国机会很多，这在苏联时期是非常奢侈的待遇。

不过，这些曾令苏联普通百姓愤怒的“特权阶层生活”，在今天的俄罗斯人看来也实在算不得什么了。当年，一些克格勃情报人员甚至是叶利钦这样的高官，对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动摇的起点，也不过是进入西方国家超市以后，震惊于眼前无法想象的物质文明。

哈拉佐夫一生都在为党工作。从莫斯科市斯大林区共青团第一书记，到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哈萨克垦荒时期，哈拉佐夫又被派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等多个地区任第一书记。此后进入苏共中央委员工作，继而又被派往立陶宛任第二书记（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必须是当地民族，第二书记以俄罗斯族为主）。

回到莫斯科后，哈拉佐夫当选苏共二十六大中央候补委员。在二十七大召开前的1985年退休。退休前，哈拉佐夫还担任过俄罗斯人民检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并配有专车。退休后就再无此待遇，但继续享有医疗服务。

苏联解体后，曾居高官的老人们像其他俄罗斯人一样，都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国家和党提供什么，我们就过什么日子。如果靠养老金，每个人都缺钱，但可以节省。孩子们也会帮助。”党虽然没了，但住在“中心”的老人们，生活最终没有太大落差。退休后原本能够享有的退休金、住房、医疗等等大部分都照旧。苏联是否存在，日子一样过。

哈拉佐夫家客厅黑色亮面的餐桌上，只放着一块漂亮的台布，两枝红色康乃馨以及妻子的遗像。共同生活了67年后，妻子在4年前去世。党组织生活，成为哈拉佐夫晚年时光的重头戏。

苏联党员实行属地化管理，不像中国，由“中直机关党委”和“国务院机关党委”两大机构垂直管理中央机关党员。退休后，玛利亚和哈拉佐夫都将组织关系转移到公寓党委，成了同一基层党组织的“同志”。这一基层党委还包括对面26号楼的勃列日涅夫家。而哈拉佐夫的少年同学、克格勃前领导人谢烈平的组织关系，则转到另一个公寓党委。一旦开党员会议，坐在一起的全是前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各级人员。

当苏共被宣布非法时，公寓党组会上一些老干部大骂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指责他们对党和国家打击太大。但据玛利亚记忆，会议实际上并不算激烈，会上甚至反对共产党非法化的声音也不多，“反正反对也没有意义”。

并非所有人都能挺过这样的打击。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总理雷日科夫就因忧虑患上严重的心脏病不得不退休，到了1994年才恢复过来；“8·19”事件的策划和参与者、国防部长阿赫罗梅耶夫于当年8月25日自杀；苏联极为重要的军工城市车里雅宾斯克的党委书记听闻苏共非法的消息，当即死亡；苏联钢铁中心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的书记萨维斯基，在送进医院抢救后活了回来。

在玛利亚的记忆中，党组织的活动曾短暂停止过。但在哈拉佐夫的记忆中，党组织活动从未停止，也从未有人干涉，“毕竟级别较高，大家讨论也很安静，也没什么秘密的。”哈拉佐夫强调，此时党的活动全部是公开的，并未有地下活动。有人退党了，有人在坚持。“大家不会去强调自己的党员身份，但也不会隐瞒。”玛利亚说道。

当俄罗斯共产党可以合法运行后，俄共基层组织替代了大厦里原先苏共的基层组织。和很多人一样，玛利亚因为年龄太大，不愿意再入党。不过俄共还是定期给她提供报纸，她也始终是俄共的支持者。哈拉佐夫则重新加入了俄共。

党章没变，党费标准也没变：退休金的1％～2%。苏联解体前，基层组织有300多人。现在少多了。哈拉佐夫听说尚有130人左右，但也有人告诉他只剩下十几个至多几十人。

与苏联时期一样，现在也是每三个月开一次大会。参会的人越来越少。玛利亚笑说，连派送俄共报纸的人手都不够了。另一个好笑之处是，她注意到俄共主席久加诺夫的竞选提纲并不首先刊登在俄共报纸上，而是刊登在全俄发行的其他报纸上。

尽管大厦里的党支部成功地吸引了一些青年人加入，保留了少先队、共青团，但老人们不可逆转的衰老似乎是最大问题，他们才是最坚定的信仰者。哈拉佐夫已经93岁，而曾经劝说玛利亚入党的党委书记也超过90岁。

玛利亚如今和党唯一的关系就是在各种选举中为俄共投票。“大部分支持者都是老人，为党投票的人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减少，真是遗憾。”

从未成为主角的“民主布道者”

普京第三次登上总统宝座前，亚夫林斯基照例是媒体关注的对象，他用几句话表达自己的态度：“6年在21世纪是个漫长的期限。我认为，在21世纪没有任何国家的领导人能执政18年。”

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亚夫林斯基，这位普京的同龄人，在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根本不知普京为何许人也时，就以“经济学神童”而蜚声世界。

高大挺拔、仪表堂堂的亚夫林斯基有着近乎传奇般的经历：出身贫苦，少年时获得全苏拳击冠军，16岁辍学当名电工，后通过夜校学习考入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因其不凡的见解成为苏联解体前政坛新兴的明星。

1990年春，年近37岁的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办公厅经济改革综合处处长亚夫林斯基，受当时苏联总理累日科夫之命，制订市场化改革的“500天计划”。这个计划因叶利钦控制的俄罗斯政府与苏联政府的争权而未能得真正实施。

但值得提及的插曲是，亚夫林斯基当年4月惊讶地发现，这个尚未公布的计划，自己仅仅出国三周，就被叶利钦阵营中的波查洛夫等人窃取，准备用来竞选俄罗斯总理之用。震惊之余，亚夫林斯基试图说服对方，这个计划是用于苏联而非俄罗斯的。叶利钦倒是借机把亚夫林斯基拉入自己的阵营，亚夫林斯基一夜之间变成了新俄罗斯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副总理）、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

但这位叶利钦的新宠儿，很快认清叶利钦非其同道中人，遂辞职专心做职业政治家。1993年10月，叶利钦在新权贵支持下炮轰白宫，招来亚夫林斯基的激烈批评。叶利钦却不计前嫌，为改变形象而改组政府，并再度向亚夫林斯基伸出橄榄枝，许以副总理之职，再次遭拒。

作为亚夫林斯基最激烈的被批评对象，叶利钦显然更知道怎样化敌为友，尤其是知道什么人值得结为政治盟友，而什么人的手即使伸过来他也不会握。

譬如，1991年3月，刚刚登上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宝座的叶利钦，试图用勇猛的火力攻击戈尔巴乔夫以进一步提高其在党外的民意支持时，他在电视上的公开讲话终于招致那些忠实的党员人大代表的愤怒，他们试图通过临时大会罢免叶利钦。但场外支持叶利钦规模巨大的游行，让这些人最后看清时代大势，叶利钦也伸出手化敌为友。领头发难的鲁茨科依带着几百人脱离了俄罗斯共产党，站到了叶利钦这边来。

鲁茨科依是阿富汗战争的英雄，他在民族主义高涨的俄罗斯有极高人气。三个月后，叶利钦与鲁茨科依这对强强组合的竞选搭档赢得了俄罗斯首次总统大选。

但是，对体制外的民主派力量，叶利钦并不感冒。当然，他也不反对这些人志愿支持他。苏联解体前，动摇苏联政权最大的威胁力量，除了叶利钦就是体制外的反对力量。他们的代表，是1988年成立的“民主联盟”。“民主联盟”是以1987年出现的非党报《自由之声》为平台，汇集起来的一批党内以文学、教育、法律、新闻为职业特征的知识分子。1990年，为合法参与苏联当时推进的民主选举，又诞生了由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建的松散组织“民主俄罗斯”。

事实上，叶利钦的社会基础正来自这些民主派的大力支持。1989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来自苏联各地的忠实党员代表，在无记名投票中“干掉”了叶利钦。民主派媒体对此集体发难。最后，法学教授阿列克西·卡扎尼科主动让出代表资格，使叶利钦有机会补选进入最高苏维埃。

但是，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议会主席时，组成他部长会议班底的，是亚夫林斯基这样的体制内精英，甚至他的私人顾问班底也没有任何“民主俄罗斯”的成员。因为这些宝贵的席位，都能换来体制内精英的投靠，体制外民主派则完全被叶利钦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义工。

带有强烈的苏维埃干部思维惯性的叶利钦及其团队，始终无法意识到，在民主化时代，一个职业政治家需要一个政党、一个熟悉竞选宣传的团队，却只是像苏联时代一样把力气花在内部权力整合上。当苏联终于解体，叶利钦推行的休克疗法、总统议会之争以及随后叶利钦炮轰白宫的行动引来巨大反对时，叶利钦身边已没有任何愿意自带干粮为其摇旗呐喊的民主力量。围绕在叶利钦身边的，是和他一样熟悉用苏联方式管理国家和对付政敌的旧同事。

只是到了1996年，俄罗斯共产党借着全社会的普遍不满，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苏联体制很可能死灰复燃时，权贵寡头、新时代的精英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在这一危机面前动员起来，最后用一句话救了叶利钦：要叶利钦还是要苏联？人民只能选择叶利钦。

叶利钦留给普京一个强势总统和一个排斥了政党政治的体制，普京延续并强化了这一遗产，它使得政党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政治生活只剩下强势的总统和只为总统一个人服务的“总统党”——无论它在叶利钦时代叫“我们的家园——俄罗斯”，还是在普京时代叫“统一俄罗斯”，它都注定俄罗斯健康的民主力量只能日渐边缘化。

被认为最代表自由民主理念精髓的亚夫林斯基，整合了仅剩的民主派力量，组建成“亚博卢”民主党。但作为政治力量，纯粹的自由民主派，在技术上已被普京彻底击倒。

2011年12月的国家杜马大选，作为俄罗斯自由民主力量代表的“亚博卢”民主党选票未过5%的门槛而丧失杜马席位。党魁亚夫林斯基告别国家杜马。

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未获得杜马席位的亚夫林斯基只能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独立候选人必须征集200万人的签名，才有登记资格。

2012年1月23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亚夫林斯基征集的签名有25%不符合规范——亚夫林斯基的解释是：因为限定时间极短，许多遥远地区的签名，只能发放传真和复印的表格，完全无损其真实有效性。

最终，亚夫林斯基失去的不仅是总统竞选资格，还有观察员的资格——这是非常容易对大选是否舞弊挑事的身份。“这当然是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命令，”自称是“俄罗斯政坛最干净的人”的亚夫林斯基说，“普京能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来源: 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