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江流域的大旱引发舆论对三峡大坝新一波的批评潮，这些批评混合了对三峡大坝的专业性质疑，以及舆论对政府作用的“日常不满”，舆论场似乎经常需要一个靶子，把大家的情绪一股脑发泄出来。
三峡大坝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它的利与弊都一言难尽。它建设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时期，它的可行性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堪称最认真的，争论也是当时相对最公开的，建设它的最终决定甚至经过了全国人大的投票，而且当时有反对票。但尽管如此，三峡大坝在充分民主的西方不可能被立项，仅从它造成了那么多移民，就不可能在西方社会被通过。
三峡大坝是中国体制的产物，但它绝非“拍拍脑袋就定”的工程。它使中国每年少烧大量煤炭，以及减少水害、有利通航的好处，到底能不能抵消它改变生态带来的坏处，这不是我们今天就能下结论的。科学回答这个问题，至少需要观察一百年，反复对比长江流域的气候变化，以及水电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位置，现在的任何结论都是匆忙的。
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对三峡工程的历史结论会是利与弊之间度的评判，不会是绝对“好”或绝对“坏”的工程。事实上世界水利界和工程界对三峡大坝的评论一直相当谨慎，与之相比，国内对三峡大坝的批评潮，主导者是媒体人和普通公众，中国严肃的学者也有批评者，但总体看，学界的态度是多元的，远不像媒体表现出来的那么单一。
当然，三峡大坝经历一场唾沫的洗礼或许是正常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在还当年媒体对三峡大坝批评声音不足的历史欠账。实际上，中国舆论场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出现的“一边倒批评”，未必就代表了社会真实看法的“一边倒”，这个现象是中国现阶段特有的，它的成因十分复杂。
三峡大坝已经矗立在长江之上，修改它几乎不可能，迟到的激辩不会把它怎么样，但中国社会会从这些辩论中学习，对三峡大坝，也对辩论本身不断进行反思和推敲。重要的是，让这些辩论越来越充满理性，成为科学精神的真正弘扬，而不是在科学殿堂里开一个谋求“世俗政治利益”或者宣泄情绪的场子。
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超级人口大国，除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注定要做一些西方国家不敢想也没做过的事，这中间一点不出错不太可能。中国需要多一些自信，它包括我们做人类某项新事物“第一个尝试者”的自信，也包括我们能更全面地看自己在这类尝试中的缺陷。我们需要反思和自我批评，但这和自我否定是两回事。
如果中国今天就彻底否定三峡大坝，与当初我们“匆忙”建设这个工程相比，是我们这个民族更大的不成熟。论证建三峡大坝尚且用了不止20年，大坝合龙至今只有十几年。在长江这条母亲河面前，在几亿人口的生存利益面前，我们下每一个结论都应是谨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