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后，宁夏、河南各发生一起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西方媒体报道很多。两起事件都有十分明确的利益诉求。对2012年，我们大概不该抱中国社会将四处风平浪静的期望。
中国各地以往的群体事件，很多诉求是合理的，也有些是过激的，很难一概而论。但2012年中国的大貌是：改革在继续，民生改善的动力很强大，公众对未来的预期总体上积极、正面。在国际上，中国相对有利的发展位置没有受到实质性挑战。
各种力量以及各种问题都在塑造中国2012年社会面貌的一部分。中国当前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让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回归各自的本位，谁也不该获得与自己不相称的影响力。比如本来是个枝节，却能够主导全社会的关注方向。
中国仍处于适应群体性事件的早期，对这类抗议活动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还不太清楚，也没有形成解决它们的娴熟模板。抗议活动在中国带来的不安仍大于其他国家。
国家必须为减少群体性事件做出有实在内容的努力，最大限度地消除群众不满，疏浚沟通渠道，促进良好社会情绪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这是社会保持稳定与和谐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中国不应习惯性把基层的群体事件拔高到国家政治层面，把国家的过多注意力变成这类事件的稳定待遇。在十八大将召开的2012年，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
中国民间普遍有党代会之年国家“怕出事”的印象，在基层矛盾确实很多，抗议的成本又在下降时，官方对这种印象的印证，会反过来鼓励一些人把抗议当成解决问题，或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捷径，造成抗议活动的动机比常年更加活跃。
正确判断中国的形势，长期以来在中国就不是简单的事。误判在中共党史和社会思想史中都曾反复出现。互联网及其制造的自由意见表达形式，使这个问题再次变得混乱。
至少在舆论场上，中国公众对国家现行发展道路的支持，体制与群众不满的互动能力，以及社会秩序对非理性抗议的承受力，都被大大低估了。“阿拉伯之春”带来了一些人将那些全球化中“失败小国”与中国的错误比较，认为中国的一个具体抗议，也有可能获得“阿拉伯之春”中的奇特力量。
中国必须戳破这个气泡，当前社会与政治相关的各种争议才不会变形，公众对国家前途的信心才会真正变得坚定不移。
这么大的国家，处在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而发展带来的某些具体不协调，或者官方的一些具体改进速度不够快，这个国家就因此失去了希望？民意不会这么蠢。
理性看群体事件的发生，与重视解决问题决非是对立的。两个态度的融合是现实复杂性对中国的强制性要求。重视问题是必须的，但中国就是这么怪，任何一种态度被无限放大时，都会走向它的反面。没有什么在中国是不重要的，但没有一个细节能够压倒中国的全局。
带着这样的平常心去过2012年，迎接十八大的召开，并把这种心态转化成社会应对各种问题及冲突的能力，这个过程是中国前途不断展开时必不可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