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大跃进”运动，曾造成数以千万计的民众“非正常死亡”，如少奇同志所说，这是“要上书的”。假使我们不能够深刻地反省，汲取历史教训，获得人民谅解，也如少奇同志所说：“我看我们要灭亡”。（《在湖南省直和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大跃进”的历史教训，根本的一条，就是把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当作了阶级斗争（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大跃进”的发动，是作为“反右派”斗争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接下来的又“一个革命”而搞起来的（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见过“反右派”斗争的阵势，社会上已没有人再敢提不同意见。周恩来等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因“反冒进”，而被指“是政治问题”，是和右派“只剩了五十米”。（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表明党内最高领导层也没有了异议磋商的余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上级的意见信，果然以敌我矛盾论之，毛泽东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在如此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无人敢就事论事地替彭德怀辩护，便完全可以理解，而违心地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则是革命者对革命忠诚的表现。一般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事实上，继“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便开始了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规模尝试，这恰是“大跃进”错误的要害所在。

搞阶级斗争，使人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生怕被打成阶级敌人；搞阶级斗争，又必须紧密团结在领袖周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但人非神仙，孰能无错？领袖人物也不例外。当亿万人的命运由一个人来决定的时候，这个人的缺点错误就会被无限扩大，终必酿成巨祸。邓小平晚年说，将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个人是危险的。此乃教训之谈。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社会舆论的“一律”是阶级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大跃进”中，《人民日报》头版曾发表过一张后来被证实造假的照片：田中密实的谷穗竟托住了一位小姑娘（说明亩产“放了卫星”）。这可能吗？质疑的声音在当时无法发表，而此类完全控制了舆论导向的假信息则能够把大科学家钱学森弄糊涂，连亲身种过田的毛泽东也对粮食亩产超万斤甚至百万斤信以为真，叹曰：“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这便成了高指标、高征购的决策依据，直至交完最后一粒粮的农民变为饿殍。50年后的今天，一张华南虎再现丛林的照片，被某地方政府公之于众，随之社会舆论一片质疑，很快造假者便自陷尴尬，造假的危害只限于一场闹剧。两张假照，两个时代，是舆论一律好，还是舆论监督好，不言自明。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党和国家开始了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近30年的奋斗，我们终于创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新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使和谐社会建设真正成为可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中共十七大报告有“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语，的确，“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止是一个错误的口号（“口号”提法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它的错误加以清理，彻底摆脱这种思维和行为定式，以迎接时代的挑战。

《北京党史》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