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歌——

跃进、跃进、再跃进/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十五年内要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

红徐水 我的家/一片绿来一片花/山青水秀风光好/到处都是好庄稼/咿呼呀呼嗨/到处都是好庄稼！

人说天上星星多/比不上徐水英雄多/过了黄河过长江/人人都唱跃进歌/咿呼呀呼嗨/人人都唱跃进歌！

花开没有千日好，人到七十古来稀。年过七旬，退休在家，本人不好钓鱼遛鸟，不好象棋麻将，唯有青苗遍地葱绿之时，偶尔回老家看看地里的庄稼，或是在县城接接上学的孙子，其他时间便是看看书报，打开电视，关心一下天下大事，以消磨时光，不胜乐哉！

不经意间，翻开《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曰之：（195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目标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看完这段文字，我心中不禁激起无限感慨，把我的思绪拉回到55年前“如火如荼”的“大跃进”时代。愿记下这段文字，留给后代子孙，作为传承的记忆，期待这样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195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一个普通的贫困小县徐水，在33岁的年轻书记张国忠的领导下，跑步跨进了“共产主义”，成了全国的先进典型，新华社发通讯，《人民日报》发社论，连篇累牍地介绍徐水的先进经验。8月4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视察，钦定徐水为“共产主义示范县”。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普遍开花，整个徐水“疯狂”到了极致，差不多所有中央领导都来此地视察，全国3000多个单位前来取经，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新闻媒体的930多位国际友人都来采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也派来了塔斯社的记者。

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徐水人，一个亲历者，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

徐水早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吹响全国全面跃进号角的之前，就提早进入了角色。1957年11月，全县首先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全县水利大军统一组织，统一调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歌如海，人如潮，提出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大干快上”的响亮口号。那时没有任何机械、电力，全靠肩挑人扛，抬土筑坝，靠木夯石滚把水库坝基夯实。

那年我15岁，正在中学读书，寒假回家也被生产队派去修建本县南常堡平原水库。我从家里带去了冻饼子，工地上管白菜汤，每天顶着星星出发，顶着星星收工。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下乡工作组亲自督战，谁也不敢怠慢。经过短短的3个月，就在徐水县内的漕河、瀑河、萍河上修建了11座拦洪水库和160座平原蓄洪水库，被誉为“葡萄串”“满天星”。《人民日报》大书特书徐水县彻底根除水患的先进经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亲自来徐水听取张国忠振奋人心的汇报，并报告了党中央，受到了中央的首肯。一时间，徐水县在全国享有了盛名。

5年后的1963年，一连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雨，这些名噪一时的“葡萄串、满天星”，却没有发挥丝毫作用，整个徐水一片汪洋，京广铁路翻了个个儿，漕河大桥被冲垮。全县冲毁房屋多少我不知道，只知道我们老家邻近的几个村，平地水深两三米，一间房子没剩，损失财物不计其数。

用现在的话说，这些“葡萄串、满天星”式的水利，无非就是劳民伤财的“豆腐渣”工程。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堆起的土坝和两旁使土（挖土）的大沟成了占地的闲家物，有的土坝已被村民盖房使土逐渐削平，余下的成了见证历史的“文物”。

接着就是“大搞积肥运动”，掏干了河水挖河泥，拆了房子把土坯用柴草烧烧就往地里拉，说是“土换土，两石五”。而且，说拆谁家房就拆，主家连个屁也不敢放。因为那时候，一切都不属于你自己，你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稍有反抗，你就会被绳之以“法”。

随后，即是养猪积肥运动，建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集体养猪场，不知从哪个山南海北运来无数头白毛猪，实现了全县每人平均一头猪。

当时的话：有猪就有肥，有肥就有粮。按说，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本无可厚非，但这些红眼睛“白毛猪”是“外来客”，不服当地的水土，加上长途运输，纷纷感染了瘟病。由于没有足够的免疫猪瘟病毒疫苗做防疫，甚至根本就不懂预防，猪瘟一传十，十传百，可怜这些小生灵，刚来徐水住几天就命归西天。为数不多的几头命大活了下来，终因伙食不佳（人都没吃的，用什么喂猪啊！）骨瘦如柴。那时我放学回家的路上，每每都会看到在荒郊野外搭起的猪肉杠，把这些死猪大卸八块，一块块肉埋到庄稼地里，来年做肥料。国家损失了多少钱，老百姓没法知道，只知猪没了，圈也空了，一个个的猪场都被闲置。

可报上的新闻还在宣传大搞养猪运动中的突出成绩，某某村“卫星猪”，割了甲状腺，吃了睡，睡了吃，一头猪能长1000斤，积肥多达上万担，增了粮食多少万斤。徐水县“巨大”的成绩，甚至惊动了伟大领袖。所有这些，岂不让人啼笑皆非吗？

8月4日，毛主席来到徐水视察了大寺各庄和农机修造厂。张国忠不顾“欺君杀头之罪”，侃侃而谈徐水的大好形势。

张国忠向毛主席汇报，1958年全县粮食要拿到12亿斤，平均单（亩）产2000斤（实际是平均200斤都不到）。大寺各庄汇报要亩产春薯25万斤。毛主席高兴得不得了，说：“世界上的事情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成千上万。”又说：“粮食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嘛！”张国忠神气极了，徐水的“共产主义建设”也加速了。一夜间整个徐水几百个农业社变成了16个人民公社，村村建立幼儿园、养老院，全民吃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个饱。工人取消了工资，农民取消劳动报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发津贴、日用品……“共产主义社会”在徐水大地首先实现了。

由于国库没粮，社员没粮，仅有的一点儿存粮不到两个月就吃光了，这种制度不得不叫停。记得老家的食堂里，农民根本没吃几天饱饭，很快恢复了每顿两块山药，或是一个山药面饼子、一瓢菜汤的伙食标准。最后食堂里竟发生了8天没一粒粮食的悲惨局面，村里几个老干部找到保定地委，才勉强解决了很少的一部分。

可是，整个徐水粮食产量照样大放卫星，什么某某村两亩多穗高粱每亩单产17，993斤，某某村夏谷单产14，530斤，某某村春红薯单产55，504斤……如此等等，卫星上天不断。

8月7日，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确定钢铁作为全党第一位大事来抓，提出全年要完成1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要超英赶美。

疯狂的徐水在毛主席视察的春风鼓舞下，一马当先，全县立刻掀起了全民炼钢的热潮，工厂炼钢、街道炼钢、田间炼钢、学校炼钢……工人、农民、学生，男男女女一齐上阵，一时间，土高炉遍地开花，小土群星罗棋布，昼夜鏖战，火光冲天。煤炭不够，拆老百姓的房，烧椽子、烧檩，没有鼓风机，用板柜改造成大风箱。但是由于违反了科学规律，土高炉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炼钢所需的温度，投进去的铁矿石变成了一堆废碴。

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全县开展了搜集“废铁”运动，聪明的县领导，让我们这些学生打起了老百姓的主意。黑灯瞎火，走村串户，到老百姓家去收集废铁，凡挂铁字的一律不落，刀、勺、锅、铲、农具、晒绳（铁丝的），墙上的铁钉都不放过。我们这些学生有的班“偷袭”成功，有的班被愤怒的百姓所包围，不得不“投降缴械”，最后空手而归。

然而，徐水的报纸上，照样是钢铁元帅升了帐，钢铁卫星上了天，这不是弥天大谎？

一年二度的“共产风”，胡吹海哨的浮夸风，随心所欲的瞎指挥，没黑没白的鏖战，让纯朴的农民根本没法接受。于是，工作组、公检法保驾护航，敢于犯上者，轻则辩论、批斗、“摇煤球”（把被批者围在中间来回推搡）、罢差、开除出党，重则就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大帽子去劳动改造，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下乡工作组走动时腰里都是掖着绳子，碰上不顺眼的，捆上就送去劳改。那时候，天天搞检查，天天搞评比。表现好的户在门口插一个三角形的小红旗，表现不好的户就给你插上一面小黑旗，一旦插上黑旗，距劳改的份儿就不远了。记得母亲天天在幼儿园食堂做饭不缺班儿，算是先进户，就被插上了一面三角的小红旗。

勤勤恳恳务实的老支书，因为不会胡说八道，总放不出“卫星”来，工作老落后，就在我们村大队部插了一面2米长2尺宽、四边镶着白牙子的大黑旗，上写白字“黑旗飘往落后队”。作为惩罚，工作组刘某某六月天强迫老百姓到地里去拔一尺高的毛草（因为很多劳力都去炼铁，地里没人干活儿，长满了草），拔完草后一人抱着一大捆在场里集合，三四十度的高温一晒就是仨小时。饲养员因为畜棚里的卫生不合格，让其挑着一担百十来斤的驴粪，养猪的抱着一头小脏猪，食堂做饭的抱着半截烘得黑不溜秋的檩，大队干部和妇联主任头上一人顶一个屎盆子。刘问：“臭不臭？”还只能说“不臭。”几个小时的暴晒，这些百姓头昏眼花，汗流浃背，有的昏倒在地。老支书也因此被撤了职，开除了党籍。曾经跟日本鬼子拼杀过的区公安员，回家后在村支委担任某个职务，因为敢于犯上，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竟被召开全村大会辩论批斗，五花大绑“绳之以法”，气得当场就昏了过去，并被劳动改造了一个月。虽然以后他们都被甄别平了反，但给这些忠心耿耿的老党员留下了终生难以抚平的伤害。善良的农民为了不被绳绑，不被劳改，只有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他们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用对付日本鬼子的手段对付工作组，五六个人成宿推水车浇地，一个人轮班站岗放哨，敲水车闸板，水车转闸板就响，让检查的工作组远处一听，以为是在干活儿，其实，其余的人都在睡大觉，一宿浇不了二分地。

党群关系到了如此对立的地步，谈何生产“大跃进”，谈何粮食大丰收！尽管1958年风调雨顺，平均亩产还不到1957年的200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青壮年都去炼铁，搞协作，成熟的庄稼没人收获都烂在了地里，造成了人为的减产。正如彭老总引用一农民写的诗所说：“谷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纸里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住人，徐水的假共产主义终于暴露无遗。

这年12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向省地领导作了“关于工作中所犯缺点错误”的报告。毛主席说：“不要再宣传徐水。”

至此，喧嚣一时的徐水版的“共产主义”，历时4个月就夭折了。到徐水来体验生活、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的河北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康濯和县委书记张国忠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康问：“你说一亩地产几万斤，能达到吗？”

张答：“是达不到。”

康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喊？”

张答：“这么喊能喊出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你不喊几万斤，连亩产600斤也达不到”。

康问：“那你也得实事求是啊。”

张答：“那可不行，那就泄气了。我们必须跟着形势……”

赫鲁晓夫听了来徐水采访的塔斯社记者的汇报，苏联宣称“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

徐水丢了中国人的脸。

徐水的共产主义结束了，当时，它为整个中国的“左”倾思想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国民经济最终到了崩溃的地步，从而导致了三年（1959、1960、1961）的大饥荒。徐水更成了重灾区，人们纷纷四处逃散，跑西北，下关东，成千上万的盲流大军，四处奔走逃命。但走到哪都是一样的饥饿，照样吃不饱，饿肚皮。人们的基本口粮从每天的6两、5两降到3大两，最后1两都没有，野菜树叶吃光了，很多人只有拿根达疙瘩、烂菜叶、山药蔓儿、玉米核、棉籽皮来充饥，这些东西吃到肚里，拉不下屎来，有的人竟活活憋死；老年人由于营养不良，浮肿，脚上、脸上一按一个大坑；全身肿得过了心口，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年轻妇女由于营养不良，断了例假；七八岁的孩子由于营养不良，没有一个活蹦乱跳，一个个都是青筋暴露，肚子大脑袋小，坐在地下就不动弹；青壮年到地里干活儿，因为饥饿浑身没劲，躺在地里睡大觉；播种白马牙玉米时，把种子和上大粪，人们仍然捡生玉米粒往嘴里填，使得耧里的种子所剩无几；点种花生时，生产队长不得不把花生种子用人尿浸泡，唯恐饥饿的社员把种子吃光，但也阻挡不了人们对食物的欲望，花生苗出土后，只能是缺苗断垄。

体弱多病的老人，没有人能闯过这一关，村里隔三差五就有人家发丧吊唁，没有棺材钉门板，没有门板装板柜。一个村有多少人死于饥荒，我没有统计，仅老家我们一个胡同13户人家就有11口人离开了人世。写到这里，眼前不由得闪现出这些过世老人骨瘦如柴的躯体和浮肿得睁不开眼睛的憔悴面庞，心里忍不住一阵酸楚，他们在本不该走的时候，就这样匆匆地走了。难道这样的历史事实不该永远令人深省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富民强了，13亿人过上了好日子，再也不用为这张嘴发愁了。但尽管中央一再倡导“实事求是”，可有些领导欺上瞒下、好大喜功的作风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愿这些为官者记住这段血泪的历史，惨痛的教训。

愿我们的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乘胜前进！

来源: 《文史精华》201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