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海的朱永嘉先生近来有不少文章问世，再度活跃。
朱先生上一次活跃，是以复旦大学教师身份协助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凭此“功劳”，出任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并一路升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其红紫轨迹，与“文革”相始终。“文革”结束，朱先生以“积极参加‘四人帮’余党组织的武装叛乱罪”，获刑14年，1988年提前释放。
不少人曾期待朱先生痛定思痛作些反思。因为他不但是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得以在幕后一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许多内情，而且还亲身参与了诸多大事件的处理。更何况，朱先生还是一位历史学者。但是，朱先生总是小心规避那个10年。他的文章多是评论当下社会现实，偶有触及“文革”的，竟不乏赞誉留恋之词。这是为什么呢？直到最近看了朱学勤文章，才明白其中三味。朱学勤说，他曾多次向朱先生追问“文革”内情，对方总是三缄其口。有一次实在躲不过了，朱先生“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待我不薄啊！’”这里的“人家”，是指王张江姚。
明乎此，对于朱先生在若干时评中所持的逻辑，就觉得“势有必然”了。
今年正值庐山会议50周年。朱先生不失时机推出《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一文在香港发表，同时在内地网上广泛流传，颇引起一些议论。
庐山会议的始末是非，已大白于天下。
这里有几行铁铸般的结论。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这几行结论，得来何等艰辛，它包含着多么沉痛的历史，包含了多少血泪。这个实事求是的定论，绝非某些人轻飘飘说一句“倒旗”就能推翻的。几十年来，庐山会议史料文献浩如烟海，各界公认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贡献最巨。作为庐山会议当事人，李锐依据辗转保存的当年会议记录撰写成书，经中央领导批准出版。这本书翔实而真切地复现了“庐山这一场斗争”（毛泽东语）的前前后后，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为后人研究庐山会议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
与众不同的是，朱先生在今年5月“找了李锐的书来读，总有一点不是滋味的感觉。”原因在于，朱先生认为彭德怀问题很大，对庐山悲剧负有重要责任。
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庐山上争论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对形势和政策有何不同意见，今天应该怎样评价其间是非以吸取教训，朱先生并不关心，对此几乎不提。朱文的重点，是指责彭德怀写信不讲“技巧”，结果“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
朱文大幅引用古籍记载的臣子向君王进谏的故事，提出了他的“技巧”观。这就是，说话要学会“选择时机、场合、技巧”，“从说话的技巧上讲，要善于揣摩听者的心理，顺其思路，让他高高兴兴接受你的意见。”总之，要千般委婉，万分顺意，曲尽揣摩，使听者“高高兴兴”，才算达标。朱先生用这把“技巧”尺子一量，觉得彭德怀差了一点。他说：“彭德怀这封信属于直谏的范畴……即这封信表达的技巧，写信的时间和场合都有不当之处，所以这封信没有达到彭所希望的效果。”朱先生甚至认为这表明了彭德怀没文化：“如彭德怀那样带兵的将领们，不仅要在战场上勇猛作战，也应该有一点文化，如何在言论上，善于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以个人的脾气和性格原谅自己的不足。”至于其他在庐山上直言的人，比如张闻天，朱文则直斥为捣乱：“于己、于毛、于彭、于党、于国都不可能是正面的。”
其实，凡读过彭德怀的信的人，大都认为这封信是温和的，善意的，这一点已成为社会公论。拿彭德怀的信与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比，彭的信不知“技巧”了多少倍。奇怪的是，我们并未见到热衷考证说话技巧的朱先生评论过毛泽东这篇名文的“表达技巧”问题。刘少奇是功勋卓著的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炮打》一文怎能如此“刺激”、“刺耳”、“一吐为快”呢？
这就启示了我们，说话技巧当然可以探讨，但读者如果仅在这个技术层面绕来绕去，恐怕就辜负了朱先生的深意。
果然，朱文后半段端出了更厉害的里通外国说。朱先生说，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之前，彭德怀于4月访问苏联东欧，张闻天恰巧也于此时出访东欧。令朱先生颇不放心的是，彭德怀在访问期间，曾两次受到赫鲁晓夫接见，不知谈了什么。6月30日，彭张二人启程赴庐山，又乘同一节专车交谈。朱文写道，1959年，中苏分歧开始公开化，苏共又素有干预中共事务的传统，当时苏联已经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攻击中国”。因此，对中共来说，警惕有人“借外力逼迫国内”，防备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就成为重要议题。朱文特别回忆说，在庐山上，“毛问过彭，是否从外面取经回来。”更耸人听闻的是，一向以“善于总结历史经验”自诩的朱先生指点读者：“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处于关键位置”，而当初赫鲁晓夫之所以能坐稳位子，正是靠了“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支持”。因此，“毛对这方面的任何迹象都会非常敏感，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出发，这方面的警惕性还是应该有的。”这不是指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吗？这正是当年批斗彭德怀的重磅炮弹。
至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影响甚巨的严重错误，朱先生在文中只淡淡说了一句：“毛有不足之处”。因此，朱先生不赞成《庐山会议实录》据实分析当时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他使用了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大家很熟悉的“倒旗”的帽子批评这本书。他说：“我们不能倒旗”，“到现在再去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其实已毫无实在意义。因为当事人都已离开这个世界。但李锐则不同，耿耿于怀地追究毛的个人责任，这既不利于党的事业，更不利于大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这里要跟朱先生商榷一下，1981年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六中全会《决议》批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有没有“实在意义”呢？朱先生在2009年撰文追究彭德怀的“责任”，难道他忘了彭德怀已经去世多年了吗？
朱先生逻辑出了毛病，其来有自。令人讶异的是，有些人或许未更世事，读了朱文之后，也在网上跟贴发文骂彭德怀。这真应了一句古话：“夺舍重来”。曾经喧嚣一时的“左”的东西，借了今天的人形重新泛起，寻找张目机会，此种现象近来屡见不鲜，这是不能不留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