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中美关系的特性决定这个战略机遇期只能是一段时间，而不是长期的，更不可能是永久的。着眼于战略机遇期后的中美关系发展和中国外部环境营造，中国必须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民主政治建设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一、中美关系的特性决定了战略机遇期的暂时性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战略机遇期”。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很显然，这是通过对“全局”进行科学判断后得出的结论。这个“全局”自然少不了国际方面，特别是国际战略方面的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即在这个时期内，中美关系是否能保持稳定发展。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发展中美关系就一直是中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关键环节。
由于中美双方的实力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双边关系是不对称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影响双边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所以，判断未来20年内中美关系的前景，主要是看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的变化趋向。而美国的对华战略又直接受其全球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因此，要考察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必须首先考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确立了以维护美国霸权为总目标的国家安全战略，即霸权战略。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又确立了三大具体目标，即：维护美国及盟国的安全；扩展美国经济；在世界推进民主。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围绕这“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展开的。在克林顿时期，三个基本点或三大支柱基本上是并立的，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维护安全放在第一位，随后才是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但在许多场合，克林顿政府又宣称扩展经济是它的首要任务；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实践来看，它又特别关注推进民主，由于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比较好，克林顿政府实际上是将推进民主当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在维护安全层面上，美国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遏制能够挑战美国一超地位的大国，即战略竞争对手；二是对付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的直接威胁，特别是它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是核、化学和生物武器，英文简称WMD ，WeaponsofMassDestruction）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不过这两个方面基本上也是并立的，很难分清孰轻孰重。
布什政府上台后，主要是受共和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开始调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其基本取向是：在三大支柱中，突出“维护安全”；在维护安全层面，又突出对付中国和俄罗斯等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在中、俄这两个战略竞争对手中，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作为第一号的竞争对手，为此，布什政府加快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正是由于这种调整，布什政府上台初期，美中、美俄之间的摩擦明显增多，比如，美中之间发生了撞机事件，美俄之间出现了间谍风波。
然而，“9·11”事件打断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这一调整进程。恐怖袭击事件表明，是国际恐怖主义而不是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了现实的威胁。正如约瑟夫·奈所说的：“9月11日使一切都变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并不能保护我们免遭敌人在美国本土上对我们进行攻击”。[2]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家们就一直在为美国寻找对手，并为此而争吵、烦恼，“9·11”事件帮他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另一方面，“9·11”事件虽然给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人员、财产损失和社会心理创伤，打击了美国的经济，但客观上为布什政府巩固执政地位创造了机遇。对“9·11”危机的处理以及随后的反恐战争，使布什政府的威望大为提高。“9·11”事件极大地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激情，如何顺应民众的愿望以争取民心，也是布什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两方面的需要，都促使布什政府对国家安全战略作出新的调整。
2002年9月17日，美国公布了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3]这标志着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正式出台。和与以往相比，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确实有重大的调整。最为突出之处是将反恐防扩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任务。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打击恐怖主义是第一要务。这与“9·11”事件后美国国内安全问题凸显密切相关。布什政府不仅将“打击遍及全球的恐怖分子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战争，要“利用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打赢这场战争，而且还认为反恐“是一项长期的全球性任务”。与反恐密切相关的是防止WMD 扩散。虽然“基地”组织制造“9·11”事件时并没有使用WMD ，但美国坚信，恐怖分子和反美的“无赖国家”正积极寻求掌握WMD ，如果它们使用WMD 袭击美国，对美国造成的危害会成百倍地增大。所以，反恐必须与防扩结合起来。从阿富汗战争基本结束后美国将主要注意力转到“打伊倒萨”上的实践来看，美国已经将反恐与防扩合二为一。新的安全战略一方面使克林顿时期的三大支柱不再并立，而是维护安全这根支柱远远超越其他两根；另一方面使维护安全中的对付恐怖主义、“无赖国家”、WMD 扩散等直接威胁远远超越对付潜在战略竞争对手。
核心任务的变化必须带来实现任务手段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处理大国关系。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对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不再把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战略伙伴。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虽然与俄罗斯相比有相当大的区别，但是也不再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提出“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美国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而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在2001年9月30日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中国仍被不点名地视为可能出现的“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4]而新国家安全战略则认为，美中在经贸、反恐、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重建阿富汗等方面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新安全战略还强调，目前美中的年贸易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目前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将进一步促进美国公司对中国的出口，并且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正是由于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有了新的战略定位，所以对华政策才会出现明显的回调，其基本取向是寻求合作，而不是对抗。这种以合作为基调的对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的“接触政策”相比，有更多的积极因素。“接触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接触、交往来影响中国，改变中国，或者说是要“演变”、“西化”中国，同时获取其他方面的利益。而“合作政策”则淡化了“演变”或“西化”中国的色彩，其主要内涵是同中国进行反恐防扩以及经济和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
从中国的角度讲，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首先，美国将反恐防扩作为核心任务，从而暂停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这就减轻了中国的战略压力。其次，美国在反恐防扩上积极寻求中国的合作，从而使中美关系发展又增加了一块基石，而且这块基石有可能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第三，美国将维护国内安全放在安全战略的突出位置上，从而相应降低了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地位，这有利于缓和中美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减少摩擦。第四，美国的对华“合作政策”有助于抑制“台独”势力的发展。美国的对台政策是与对华政策挂钩的，布什政府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就必须在发展对台关系上有所节制，这无疑不利于“台独”，从而为维护台海地区局势的稳定创造了条件。而台海局势的稳定又有助于减少“台独”势力干扰、破坏中美关系的机会。
但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只是阶段性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未放弃美国要维护、加强霸权地位的总目标。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然没有像以往那样明确提出美国要“领导世界”，但字里行间却充满了这种意思和逻辑。在导言中，布什首先提出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任务是保护自由与和平；接着指出，恐怖主义是人类自由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然后，布什进一步提出，“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和举足轻重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因此有能力领导世界来“战胜所有敌人”，而“美国愿意接受领导这一伟大使命的重任”。在总纲部分，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申明：“美国在全世界拥有前所未有和无可比拟的实力和影响”，“美国的这一地位被赋予独一无二的责任、义务和机会。”可以断言，美国的霸权战略决定，待反恐防扩任务完成或告一段落后，美国还会捡起“9·11”之前的国家安全战略，到那时，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将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只能是一个时段，而不会是无限期或长期的。
二、民主问题是决定美国对华战略走向的重要因素
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和变化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则受不同的外交思想和战略思想的影响。在美国，一直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理想主义比较强调维护美国的价值观，而现实主义则更重视安全和经济利益，但历来的美国对外战略都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想结合的产物，克林顿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三大支柱”就比较完美地统一了价值观和现实国家利益。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一点上没有变化。在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总纲中明确指出，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是“反映我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美国独特的国际主义”。这里首先肯定美国的安全战略是国际主义而非孤立主义的，然后指明这种国际主义是将价值观与现实国家利益统一到一起的国际主义。
从冷战后美国霸权战略的实施情况来看，美国非常重视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判定。在美国战略家看来，战略竞争对手是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各种危险和威胁，诸如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只能对美国霸权战略的实施起到干扰作用，而不能起颠覆性的作用。在判定战略竞争对手上，现实主义强调对手的能力，即只要对手强大，就对美国构成威胁；而理想主义则强调对手的“敌意”，即对手对美国是友好还是敌视更为重要。就后者来讲，判定敌意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即遵奉与自由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更倾向于对美国有敌意。共产主义是与自由民主主义严重对立的意识形态，遵奉共产主义的国家在本质上是美国的敌人。[5]
当然，对美国来说，意识形态只是个旗帜，更重要的是旗帜下面的内容。按照美国的逻辑，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肯定是威胁；如果遵奉共产主义的国家实现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造，对美国的敌意就会减弱甚至取消，就有可能不是威胁。所以，是否实行民主制度（当然是西方标准的）就成了美国判定“敌”“友”的重要标准，而在世界推进民主则成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推进民主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将反恐防扩提升为超越其他任务的“第一要务”，与之相应没有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将推进民主作为“三大支柱”之一，但是推进民主仍受到高度重视并贯穿于整个国家安全战略。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多种族民主体”，赞扬“民主进程”在台湾、韩国、拉丁美洲立足，称印度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俄罗斯“正在争取民主的未来”。在阐述化解地区冲突时，将推进民主作为最根本的途径。在谈扩大全球发展问题时，强调要通过“建立民主基础设施”来达到目的。在谈到中国时提出，“中国的民主进程对其未来至关重要”，并对中国在民主进程上的步伐表示疑虑。
可见，民主问题将继续是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走向的关键因素。根据以往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作用的情况和变化规律看，当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形势较好时，趋向于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当美国安全和经济形势较差时，趋向于弱化意识形态的作用。[6]“9·11”后，美国弱化了意识形态外交，但并不是放弃。待将来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形势转好时，它还会强化意识形态外交。
三、民主问题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
民主问题不仅决定着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而且还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的，它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外部因素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的许多方面都受到民主问题的影响。就目前来看，受民主问题影响的重要外部因素主要有世界政治发展态势、台湾问题和大国关系。
首先是世界政治发展态势。20世纪世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态势就是民主化进程加快。不仅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到1990年时“人类历史上采行某种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占到了一半以上”，[7]而且民主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并为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所公认。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1年的一份报告中所写的：“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民主的面目提出主义。而且对反民主的行动和态度的指责常常是针对他人的，但现实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论家在强调他们所拥护的制度和所主张的理论中的民主因素方面却不遗余力。”[8]进入21世纪后，民主化进程出现了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新特点：民主国家开始进行国际联合和区域联合。亨廷顿在1990年时就断言：“现在该是建立民主国际?Demintern 的时候了。”[9]10年后，他的断言变成了现实。其突出表现就是《华沙宣言》与《美洲民主宪章》的产生。[10]《华沙宣言》标志着世界“民主共同体”（theCummunityofDemocracies ）的诞生。而《汉城行动计划》则意味着“民主共同体”正不断发展和完善。2002年11月12日，“民主共同体”的110个成员国（共有118个）和11个观察员（共21个）在韩国汉城举行了“民主共同体”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通过了《汉城行动计划》（SeoulPlanofAction ），全称为《民主：为和平与繁荣投资》?Democracy ?InvestingforPeaceandProsperity 。该行动计划重新确认了《华沙宣言》的精神，声称它所认定的目标和原则包含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行动计划特别强调，代议制民主的所有形式都构成了它的基本要素，这些形式和要素是：尊重人权，这些人权存在于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五个方面，包括表达自由、出版自由、宗教及意识自由；依法掌握并自由行使权力；在独立的选举权威机构的监督下，在秘密投票和拥有普选权的基础上，举行定期的、公正的选举；结社自由，包括形成独立政党的权利；分权制，特别是有独立的司法机关；以及确立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国家机构对依法建立的平民权威机关的宪法从属地位。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并捍卫民主，行动计划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措施。这六个方面是：地区行动；应对民主的威胁；民主教育；通过良好治理来加强民主；面向更强大公民社会的乐善好施主义；协调对民主的援助。[11]《华沙宣言》和《汉城行动计划》表明，民主不仅已经成了世界多数国家所遵奉的价值体系和制度，而且是联系这些国家关系的重要纽带，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将是极为深远的。美国在这个“民主共同体”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民主共同体”的存在为美国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创造了便利条件。相比之下，中国在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时，就只能依赖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纽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公众普遍认可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最近的一些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盟国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当前的反恐战争，欣赏美国的文化，认为如果有另一个超级大国挑战美国，他们就会感到更不安全。”[12]这种状况大大提升了美国的软实力。
第二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制约着中美关系。冷战后，随着台湾实现“民主化”，台湾问题越来越受民主问题的影响。李登辉在抛出“两国论”的同时，还抛出了“民主统一论”，即如果大陆不实现民主政体，台湾就不能同大陆统一，将民主作为统一的前提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统一论”比“两国论”影响还要深远，还难对付。它一方面迎合了台湾岛内相当多数人的普遍心态，另一方面也迎合了西方世界重视“民主外交”的倾向。陈水扁上台后，这种心态和倾向进一步发展。国际社会对“两国论”普遍持否定态度，但对“民主统一论”却较同情。如果中国大陆用非和平手段实现统一，必被西方攻击为是“绞杀民主”，而且许多拉美、非洲、亚洲的实行了民主政体的国家也不会同情、支持中国。那样，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处境会异常艰难。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曾高举民主旗帜，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仅赢得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世界进步力量的同情。而国民党则以统一压民主。但最终是国民党失败。现在的形势虽然不可与当初简单类比，但台湾当局打出“民主和平”的旗号，确实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增强了“民主”的因素。在蒋氏父子统治时期，按美国人的标准，台湾政权是集权独裁的，美国的对台政策完全是从遏制“共产主义的大陆中国”出发。进入90年代后，随着台湾走向“民主”，支持台湾的“民主”也逐渐成了美国政治家们制定对华政策时考虑的因素。1992年9月2日，（老）布什总统在关于决定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向台湾提供了充足的防御能力，以维持台北所需要的信心，借以缓和上述紧张关系。而且正是基于同样的安全感，台湾才朝着民主方向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演变。”[13]1995年4月7日，美国众议院就台湾加入联合国问题形成了第63号“众议院共同决议案”，列举了14条台湾应该加入联合国的“理由”，其中第4条是：“台湾的人权记录有明显改善，在多党制度下定期举行自由和公平选举”。[14]这种主张与美国外交战略完全相符。与国会内的这种增加台湾问题中的民主因素倾向相呼应，美国舆论界和战略思想家们也开始强调台湾的民主问题。比如，1996年5月24日（此时台湾“大选”已经结束）《纽约时报》的社论《台湾的民主选举》中，作者一方面指出：“经过大选，地位稳固之后，李先生应努力把与中国的关系引导到平稳的状态上”；另一方面又声称：“中国也应该停止军事威胁和恫吓言词。台湾人民已经习惯了的政治、经济自由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恐怕难以立足，因此台湾最终独立的理由越来越充分。”[15]这种说法与近些年台湾岛内出现的“民主统一论”如出一辙，都鼓吹将民主作为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础，如大陆不实现“民主”，台湾就不能与大陆统一。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民主统一论”很能在美国国内和西方世界乃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引起同情和支持。美国的一位老外交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在1997年发表的长文《中国：我们能有一项对华政策吗？》中，就宣称台湾的“民主发展赢得了广泛称赞”。[16]而这篇长文的基调是属于接触派的。作者还认为：“改善美中关系的最大政治障碍，是中国领导体制的集权性质”。[17]这种说法与对台湾“民主”的称赞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是大国关系。当今世界有影响的大国和国家集团（主要是欧盟、俄罗斯、日本和印度）都把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放在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上。但是纵观由这些国家分别同美、中所构成的三角关系（中美欧、中美俄、中美日、中美印），各国同美国的关系都近于或重于同中国的关系。这除了美、中实力差距所产生的作用外，还受意识形态和民主问题的影响。中国在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时，都比美国少了一根纽带。就拿美印关系来讲，尽管美印之间存在着很多矛盾，但美国极为重视对印关系，并强调双方在民主上的共性。2000年春克林顿访问印度时，就大谈“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和“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在布什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大幅度提升了印度的战略地位，首次把印度视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美国认为，“印度正在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出于对一个牢固的美印关系将促进美国利益的深信不疑，美国已采取行动使美印关系实现了变革。”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印是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双方在促进自由贸易、维护印度洋的海上航行安全、反恐、保持亚洲的战略稳定等方面都具有共同利益，因此，美国要全面发展与印度的关系。而在1999年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仅把印度视为南亚的地区性大国之一，对如何发展双边关系根本就没有论及。[18]
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动向是，美国之外的“民主大国”，比如印度和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也开始重视民主问题。印度一些政要提出建立亚太地区的“民主国家联盟”，企图孤立中国。日本《朝日新闻》的一篇文章认为，“日本和印度是亚洲的两头巨象”，“日印间正在产生基于战略考虑建立关系的亲和力”，“但是在两国间本来应该有比这更强大的亲和力。比如两国都有牢固的民主以及文化和精神方面的深厚底蕴。它不是势力或威力，而是一种引力和魅力”。[19]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超多强”中，美国、欧盟国家、俄罗斯、日本和印度都是“民主共同体”的成员。
四、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是改善中美关系的关键环节
中国实力迅速发展和“不民主”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形成的两个基本原因，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是制约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虽然中美在经济、地区安全、反恐防扩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上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但与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比较起来，其在维系、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的作用是相对脆弱的。上述经济等因素所造成的国家间相互依赖，远远不能克服由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国家间的对立和冲突。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二战前的美日关系就是典型例证。正如时殷弘教授所指出的：对国家间关系来说，“更重要的是需要它们有足够广泛和深厚的共同利益感和价值观念”，“否则，国家间敌意和冲突的滋生、加剧完全可以同它们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了解的增进相并行，相交错。”[20]世界政治的现实表明，相互交往和了解的增多，并不能自然带来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还不仅如此，如果国家间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差距甚大，甚至根本对立，相互了解的增进反而会强化双方的敌意，反倒不如在双方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互相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
在制约中美关系的两大结构性因素中，实力差距缩小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坚定不移的，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中美在这方面的矛盾是无解的。
有解的是意识形态和民主建设方面。在美国看来，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即对内进行民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对外向西方国家开放，就有可能发生“演变”，成为西方可以容纳的国家或者是类似于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商业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会明显减弱。正如美国学者南希·塔克教授所分析：一个强大而自信的中国即使是民主的，也会“影响华盛顿的外交与安全运筹，影响到它的地位和东亚盟友”；但是“一个强大而对美国不友好的中国则带来更为严峻而长远的难题”。[21]这里的“不友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民主”的替换词。“不民主”而强大的中国远比“民主”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威胁，“严峻而长远的难题”比“外交与安全运筹”要严重得多。正因为这样，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推行对华接触政策的重要动因之一。
对中国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中国也要实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中国的特色，而且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它必须是与世界潮流相吻合的。如何加快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是“战略机遇期”内要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固步自封、止步不前或缩手缩脚，必然使中国与西方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加大，进而使外部环境恶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可实现双赢结果。西方在外交上利用民主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固然有想“西化”中国的目的，而且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也有共同点。首先，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有一致性，都反对专制和独裁。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民主是比封建专制进步的东西。马克思称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称“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22]中国“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应该说是资本主义民主，但我们承认那是进步的行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里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有一定的继承性。邓小平明确说过：“民主是我们的目标”。[23]当然他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但也绝不是与资本主义民主完全不相容的。90年代中国搞村镇直选，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大加赞扬，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做错了，是在向“西化”迈进。其次，在民主实现形式上，双方有一定的共识。比如普选，邓小平就曾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24]这表明他认为，普选并非与社会主义民主不相容。1989年邓小平对美国总统布什说：“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25]这里邓小平并未否定搞选举，而是强调中国暂时不具备搞选举的条件。
在民主问题上，我们需摈弃冷战思维，不能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实现与西方双赢的结果，既推进了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又减弱了西方对中国采取敌对态度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推进民主进程可以使中国容易在外交上取得西方国家公众和许多已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有利于我们同西方的“民主外交”、“人权外交”做斗争。民主搞好了，可以使中国的外部环境大为改善，也消除了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当然，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中国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稳步、有序、渐进地推进民主进程。在民主问题上走激进的、全盘西化的道路，已有苏联的前车之鉴。正如邓小平所讲的：“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26]在推进民主进程中，绝不能以损害我们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代价。但是也不能因害怕影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就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缩手缩脚。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2]JosephS.NyeJr，TheParadoxofAmericanPower ?whytheworld ＇sonlysuperpowercan＇tgoitalone，OxfordUniversitypress ，2002，prefacex.
[3]该《报告》全文见www.whitehouse.gov/nsc/nss.gtml.
[4]见周建明、张曙光：《美国安全解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5]这方面的内容参见刘建飞：《论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与发展的根源》，《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6]这方面的内容参见刘建飞：《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第四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7][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第2页。
[8]转引自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5-56页。
[9]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序，第12页。
[10]参见刘建飞：《民主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影响》，《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1]www.cd2002.go.kr/
[12]″Anti-AmericanismontheRise ″，TheEconomist，January4th2002，p.12.
[13]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14]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31页。
[15]潘志高：《纽约时报与台湾问题》，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16]辛华编：《美国对华政策背景资料》，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17]辛华编：《美国对华政策背景资料》，第77页。
[18]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转引自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277页。
[19]《参考消息》，2002年3月23日。
[20]时殷弘：《全球化潮流中世界政治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9页。
[21]NancyBernkopfTurker ，＇IfTaiwanChoosesUnification，ShouldtheUnitedStateCare﹖＇，TheWashingtonQuarterly，Summer2002，p.21.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0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23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1页。
文章来源：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