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简介：
苏星(1926——2008)，祖籍山东省莱阳县, 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特点是从专题入手，每个专题都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积累。所研究的主要专题：城市住宅问题;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价格改革;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苏星的这些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苏星于晚年写作并出版了《新中国经济史》，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惟一一部个人撰写的新中国经济史专著。这部书以新中国50年的重大事件为线索，全面、准确地记录了新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轨迹，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书的体例、叙述风格和所用史料，都新颖、独特、别具一格。苏星生前曾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务，一生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经济研究。但他辛勤耕耘，持之以恒，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专著16部，发表论文250余篇。他的有关著作、论文，先后获得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第四届和第八届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他还主持或协助主持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大学教材)、《政治经济学辞典》、《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第一版)社会主义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党校教材)、《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经济学部分的编写工作。他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第八届常务委员。2004年，被聘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为编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挥了很大作用。1998年，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同志曾高度评价他“政治坚定,作风正派,为人宽厚,治学严谨。”
苏星同志于2008年4月病逝，一年前即200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我的理论生涯》一书。他在书中全面、深刻地回顾总结了自己一生所做的理论工作。本文以他的这本书为主要线索，
着重介绍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和贡献。
一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苏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关注现实。他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经济生活中突出问题的来龙去脉，用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掘事物的内在规律，并长期跟踪研究。他一生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
(一) 研究城市住宅理论。
1957年初，苏星在工厂调查中发现，城市职工住房矛盾十分尖锐。他就这个问题广泛收集资料，深入研究文献，于年底发表了“论住宅和房租问题”。文章论证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住宅仍然是商品;分析了住宅价格及房租的构成;探讨了城市住宅紧缺的经济原因;提出了适当提高房租和允许私人拥有和建设住宅的建议。由于政治气候的原因，这篇文章长期未受关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这时，城市住房问题的矛盾，比20多年前更加尖锐了。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苏星继续进行有关研究，发表了若干文章和著作，如“怎样使住宅问题解决得快些?”(1980年)、“怎样认识城镇住宅商品化?”(1986年)、《我国城市住宅问题》(专著，1987年)等。这些研究，进一步深入分析住宅的商品属性，剖析住房投资和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住宅商品化，并对各种商品化方案加以比较，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他的研究，在社会上乃至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后来的住房制度改革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其中，“怎样使住宅问题解决得快些?”一文，获1984年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二) 历经曲折，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
农业合作化问题，是苏星一生中花功夫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课题。1958年到1998年，写了2本书和多篇文章，40年间可谓历经曲折。
1958年他在病床上，写了“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文的初稿。后来又大量收集资料，深入钻研文献，反复修改，1965年才公开发表。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土改后我国农业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文章分析了当时农业个体经济的积极意义及其局限性。针对有人认为我国农业个体经济是自然经济的观点，苏星分析了我国的个体农业已经属于小商品经济范畴。他进而分析，农业小商品经济的前途，一是通过两极分化，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农业，一是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当时我国社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已没有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展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农业。
回顾50年代，农业互助组和初级社，确实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后来出问题，主要出在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否定了家庭经营的积极意义。苏星的这篇文章，对于了解50年代初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有重要价值的。他对于小生产的局限性的分析，至今也没有过时。但他是1958年以后开始写作，那时人民公社已遭遇严重挫折，广大农民自发地实行联产承包，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家庭经营缺乏全面认识，苏星也没能例外，这是他这篇文章的主要缺点。这个缺点，成为他后来的研究历经曲折的起点。
“文化大革命”中，苏星住“牛棚”，下干校，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继续研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利用干校在农村的条件，虚心向农民请教，深入了解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农业生产与经营管理，农民的生活与思想，等等。从1969年开始，历经4年，于1973年写出了《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书的初稿。后经修改，由人民出版社于1976年1月出版。苏星原来是想写一部学术著作，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泛滥，他既是受害者，同时也受“左”的影响，接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观念，使这本书蒙上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苏星对书中的“左”的观点开始有所认识。为了对读者负责，他于1980年对原书作了重大修改，删去了批判刘少奇路线，人民公社好等内容，书名改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他在序言中，对自己在原书中的“左”的观点，作了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由于摆脱了极“左”政治的束缚，凸显了这本书的学术分量。总的看，是延续了1965年发表的文章的观点，但在理论分析上更加系统、深入了。不足之处，对农业个体经济的认识，依然存在片面性。
这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已经启动。尽管苏星在新书序言中，还没有对过去反对包产到户作自我批评，但他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1982年发表的“责任制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一文，表明他对家庭经营即农民个体经济有了新的认识。1998年，他又写了“正确认识农民家庭经营”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家庭经营会长期存在。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也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土地集体所有条件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可以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因此，除少数例外，在农村办任何事业，如发展乡镇企业，实行农业产业化，扩大规模经营，搞活土地使用权流通，建立新型合作经济等等，都不要试图改变家庭经营这个基础。这篇文章，标志着苏星最终完成了对农业合作化理论的艰难研究。
(三) 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
1958年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违背了客观规律，使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1961年党中央决定，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调整，就是恢复被破坏了的比例关系。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理论界，纷纷反思、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关问题。例如，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关系，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的关系，新建企业与原有企业的关系，基本建设投资与固定资产更新的关系，固定资产的有形损耗与无形损耗的关系，国民经济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涉及如何认识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还进一步引申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应不应该追求利润，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等问题，这就触及到经济体制改革了。
苏星积极地参与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讨论，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如“有关工业生产的几个问题”(1961)、“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1962)、“关于固定资产更新问题”(1963)。1963年，他在《红旗》杂志社任经济组负责人，受孙冶方有关研究的启发，建议《红旗》杂志社主持举办“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双周座谈会，约请经济理论界和经济部门的一些同志，定期召开。会议坚持平等探讨的原则，学术气氛活跃，后期转为讨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问题，持续了将近2年。尽管后来“阶级斗争”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孙冶方又被陈伯达内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但会议始终没有超越理论探讨的范围，对推动当时的经济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后来，开展“四清”运动，搞“文化大革命”，正常的理论研究不能开展了，但这些问题始终盘旋在苏星的脑海里。打倒“四人帮”以后，经济建设又一度被“跃进”气氛笼罩，重新燃起他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热情。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梳理，写了《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主要论述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应用。第二篇是讲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包括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种植业和畜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五章。第三篇讲资金和物资的平衡，包括财政、信贷和物资的平衡，积累基金构成和生产资料的供应，消费基金构成和消费资料的供应等。第二、第三篇着重探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有的今天已不一定适用了。而第一篇则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对我们认识与分析经济运行的规律，仍然很有帮助和启发。
第一篇的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再生产理论起源于资产阶级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斯瓦· 魁奈，后来的古典学派不仅没有进步，甚至有决定性的退步。
第二，马克思、列宁对再生产理论作出重大贡献。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与货币的循环运动，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出色的阐述。马克思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但他阐述的基本原理，对于其他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是适用的。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后来的列宁在有关著作中，对此都有明确表述。
第三，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总资金，而不是社会总产品或其他。社会总资金的循环，不仅考察企业资金的流通，而且考察一般商品流通;不仅考察生产消费，而且考察个人消费。分析两种流通和两种消费的内在联系，可以更好地安排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社会总资金在数量上大于社会总产品，例如，不同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物质性质不同，周转时间有长有短。有的部门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却不提供产品;有的部门在同样时间内，不断或多次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同时向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认识这一点，对于正确安排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基本建设和现有生产的关系，都有现实意义。
第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资金再生产的出发点，是社会总产品。从使用价值考察社会总产品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构成，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这个划分，反映了生产与消费的依存关系，及各生产部门互为市场的关系，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如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工业内部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农业内部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能源、交通与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实际上都是部门之间相互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两大部类的关系。产业结构的划分包括三次产业的分类，都不能取代两大部类划分的理论意义。
从价值角度考察社会总产品的构成，分为转移价值、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三个部分。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模与速度，主要决定于剩余劳动产品有多少用于积累。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比例关系。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则是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形成的前提。
第五，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产品互为市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必须经过交换，从价值上和物质形成上得到补偿，才能进入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实现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长期以来，苏联和我国经济学界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是错误的。两大部类的交换，必须有货币作媒介，结果使商品内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
第六，既然积累基金来自于剩余产品价值，按道理，计算积累率应当计算积累基金与剩余产品的价值之比。但实际生活中，都是以之与国民收入相比。国民收入中的必要产品同积累基金本无关系，计算进去，积累基金的界线在理论上就难以区分了，只能凭借经验。我国经济建设长期的经验表明，积累率在20%至30%之间，可能比较合适。
从1961年到1987年，苏星用了26年时间断断续续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问题，这本书的出版，标志他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来，他又陆续发表过几篇文章，基本上没有超过这本书的论述。
(四 )研究价格改革。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农产品价格问题突出了;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也突显了工业品价格问题。在这个背景下，苏星陆续写了一些研究价格改革的文章。如“农产品价格问题”(1979年)，“生产资料的价格与价值规律”(1981年)，“价值规律与物价方针”(1981年)，“商品生产与价格问题”(1985年)，“一九八五年一号文件下达以后”(1985年)，“价格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1985年)，“价格改革与平均利润率”(1992年)，等等。他的其他文章，有些也涉及价格改革问题，如“山东省国营企业改革调查”(1981年)，“中国稳定物价问题”(1982年)，“北京市商业调查”(1990年)，“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关键是搞活”(1991年)，等等。
实际上，苏星在50年代就关注新中国建国初期稳定物价、战胜恶性通货膨胀的斗争经验;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思考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讨论中，探讨生产价格问题，这都为他后来研究价格改革奠定了基础。
苏星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时期，研究价格改革的，他对当时某些问题的看法和判断，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但他分析问题所运用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方法，今天乃至将来，仍然是站得住的。这些观点和方法如下。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是生产价格。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不同部门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客观要求。生产价格作为理论的抽象，只是反映了客观发展的趋势，不能把它简单地等同于市场价格。受供求关系和其他因素影响，市场价格是不断波动的。
——影响供求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货币投放与发行。基本建设投资过多，生产资料价格就会上涨。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生活资料价格就会上涨。财政、信贷与物资不平衡，靠发行货币弥补赤字，物价就会普遍上涨。掌握好资金与物资的平衡，有利于推进价格改革。
——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情况下，价格改革的方针，一是调，二是放。对于计划价格，要经常调整，调整的依据是生产价格理论。不调整，就会阻碍产业或地区的发展。山西省长期调整产业结构步履艰难，主要原因是国家对煤炭实行低价政策，并长期没有调整到位。搞活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放开价格，能放开的都应放开。否则，产业或企业就没有竞争力。1985年以后，放开农产品价格，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一些地方存在问题，主要源于仍有一定的价格控制。对于一些与人民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产品，与其控制价格导致企业经营困难，不如放开价格并适当补贴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例如，对一些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低价，效果并不好。不如放开价格，同时给购买农机的农民以补贴，既有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又有利于调动农民使用农机的积极性。
——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1958年“剪刀差”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但比价仍不合理。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比价，从农业部门为工业建设积累一部分资金。1958年以后，价格虽然未作大的调整，但“剪刀差”实际呈现扩大趋势，原因一是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慢;二是农产品成本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农产品价格，就要考虑级差地租的第二形态。如果增加投资的生产率递减，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不提高产品价格，生产者就会亏损。只要农业生产率没有大的提高，相应的农产品价格就会是提高的趋势。
——对矿山产品的价格，也要考虑级差地租问题。煤矿普遍亏损，与煤炭价格没有充分反映级差地租因素，有很大关系。
苏星研究价格改革的这些观点、方法和主张，已被改革的实践所证实。
(五) 研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1983年初，苏星到华东3省市调查工业公司问题，思考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了实行股份制的想法。后来，有些企业搞这方面的试点，苏星对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北京市天桥百货商场和沈阳市小型压缩机厂，进行了调查了解，进一步作理论方面的思考与探索。1987年初，在反对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中，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了几份材料给有关领导，内容是香港报刊刊登的厉以宁教授关于股份化改革的建议，和一位老同志对厉以宁的批评。有关领导要苏星提出自己的看法，写出报告送中央领导同志。他认真仔细地研究了厉以宁的观点和主张，实事求是地写了自己在哪些问题上赞同厉的观点，在哪些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并明确指出，作为理论学术问题，应当允许探讨。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苏星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件事，也促使他更加深入思考股份制问题。
苏星认为：
——生产社会化的趋势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协作范围越来越广，有的部门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大企业，个别资本已无力兴办，需要通过信用手段出售股票来集中资本，于是出现了股份公司。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股份公司一类经济组织，按理应当更适合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
——社会闲散资金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的企业都实行股份制。组织股份公司，是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一种比较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应从实际出发，探索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多种途径，总的方向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改革要统筹兼顾，不能一哄而起。厉以宁主张，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现有大企业，继续实行国有，完善经济责任制;对小企业，可以租赁、承包、拍卖或改为合作经济组织;对一般行业的大中型企业，将存量资金量化为股份，确定国家持股比例，把其余的股份出售给个人或企业，形成国家、企业和劳动者联合办企业模式。前两种主张实际上已经在实行，还需进一步深化。后一种主张，是否一定有利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值得怀疑。现实生活中，股份制已经存在，各试点企业的做法很不一样，理论界的观点更是五花八门，厉的观点只是其中一种。对股份制及其具体的实施意见，不宜笼统地否定或肯定，应当允许探索。
——有的观点认为，全民所有制的的主体不明确，是产生种种弊端的根本原因，改革的方向是是实行企业所有制或私有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理由是：第一，在我国，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公有制的主体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一变，整个经济基础就动摇了。第二，我们已经找到了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增强企业活力的路子，应当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需要改弦更张。第三，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全面恢复私有制，企业所有制世界上尚无成功的经验。第四，我们过去的经验表明，生产资料所有制应相对稳定，不宜轻易改变，才能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
——有的观点认为，应当通过股份制，把全民所有制的资金部分或全部归职工个人所有，才能明晰产权关系，把个人命运和企业结合在一起。否则就无法改变企业职工不关心企业生产经营，企业经营者也不关心效益、质量、技术进步的状况。这种看法，值得怀疑。
首先，根据不充分。从我国的经验，还得不出全民所有制企业办不好的结论。解放初期，我们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经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国营企业一度不仅比官僚资本办得好，而且比私营企业办得好。后来办不好，是让“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搞乱了。改革开放以后，有了经营自主权的企业，许多也是办得好的。
其次，用这种办法，也不一定就能把个人命运与企业结合在一起。美国盛行发票面额很小的股票，资本家的目的，一是集中资本;二是股东越分散越容易控制企业。工人买了股票，不一定就关心企业经营。工人之所以购买股票，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率高，出售股票所得可当作资本收益，税率比较低。不妨设想，把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资金，作为职工个人的股份，发行股票。如果允许股票自由流通，就不一定把个人和企业命运结合在一起;如果不允许，那就是债券。按债券分发股息红利，实际等于增加工资。结果会相互攀比，都增加工资，消费基金就会大大膨胀。这恐怕行不通。
苏星对股份制的研究，并未形成专题性的成果。他的观点，已经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还将继续经受检验。前些年，有人提出，苏星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苏星在世时曾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这个说法。我国的股份制改革，最终发展出股票交易市场即资本市场，苏星并未专门研究这方面问题，这可能是他不赞成的原因。
(六) 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的十余年间，不断加大市场调节的比重和力度，但对要不要实行市场经济，始终没有明确，理论界也存在分歧和争议。在这个背景下，苏星是一直主张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观点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苏星认真学习和理解中央的精神，并开始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表面看，弯子转得不小，但对他来说，并不勉强和困难。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他就认为我国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在当时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讨论中，他属于“宽派”，认为不仅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并主张国家计划应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他虽然主张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但也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1982年，他赴澳大利亚讲学，讲“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问题时，他说“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往往把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这种说法，没有反映出两种经济制度的本质，而且很容易引起误解，似乎社会主义经济是完全排斥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完全排斥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但并不完全排斥市场和利用市场机制;资本主义不是计划经济，但也不完全排斥计划。”这个讲稿，当年就公开发表了。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他历来不赞成把对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的探讨，上纲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1992年上半年，他在中央党校讲课，甚至提出，从发展趋势看，市场调节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将来有可能成为主要的调节手段。这与他研究价格改革，主张能放开的尽量放开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都是苏星自觉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思想基础。
一旦接受，就开始研究。1993年发表论文“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1994年出版专著《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本书获当年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1997年主持国家社科研究“九五”规划委托研究重大项目：《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历时4年，于2000年底完成。这个项目，由中央党校、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共同承担。苏星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撰写总报告的第一篇并负责总报告的统一定稿。总报告作为专著单独出版，三个分课题成果也分别出版，构成一套丛书。
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的序言中，苏星对自己从主张计划经济转变为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原因和过程，作了明确的交待，表现了一个严肃学者实事求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他特别说明，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但有些问题很可能并未弄清，欢迎大家批评。
历经数年研究，苏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终成体系。摘要介绍如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数量众多的国营的和公私合营的中小企业、集体农业和手工业，也依存于市场。当时，只对部分国有或公私合营的大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对其余的国有企业、公私合营企业、集体农业和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对于私企、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则通过加工订货、预购合同、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把他们纳入计划轨道。由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那时的经济生活并不僵化。问题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实行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对于建立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但其弊端，一是把企业管死了，二是把价格管死了，使经济陷于僵化。这个弊端越来越突出，靠计划经济自身难以克服。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国有企业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广泛发展，为市场经济塑造了微观基础。价格改革和其他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宏观上创造了条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在客观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是在理论上阐明了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论证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长期以来，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只能以私有制为基础。邓小平的理论，是对传统教条的一大突破。在传统观念的指导下，苏联、东欧的改革走了私有化的路子。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必须在探索中前进。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都是市场经济，集体经济大部分也是市场经济。主要实行计划经济的，只有国有企业。因此，多种经济成分发展起来以后，国企改革就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心环节。
——国企改革的关键，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具体的经营体制或形式，应从实际出发灵活多样。股份制是一种较好的形式，但不宜“一刀切”。“私有化”不符合中国国情;变为各级政府所有，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也不利于向市场经济转变;企业所有，理论上是个模糊概念，如果是指归职工所有，其实就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的资产归一个企业职工所有，不合理因而行不通。
——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包括总共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的平衡、资金与物资的平衡;二是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包括安排好工农业增长速度的比例关系，安排好基础产业与整个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安排好一般产业与支柱产业的比例关系，安排好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三是引导国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特别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宏观调控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辅之以其他手段。为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就是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主要是价值规律，也包括剩余价值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等。马克思主义对商品经济规律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个别论断并不准确，但其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对研究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七) 积之50年， 研究与写作《新中国经济史》。
1999年建国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苏星撰写的《新中国经济史》，全书约55万字。2001年，该书获国家图书奖和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后来，苏星又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作了一些修订，仍然是约55万字，于2007年再版。
与同类著作相比，苏星的这部著作有以下特点。第一，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个人撰写的新中国经济史专著。第二，摆脱了机械地按年代顺序叙述的套路，抓住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重大事件或问题，讲清其来龙去脉。在介绍某一问题时，可能需要倒叙历史，例如讲改革开放后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回朔了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农村就出现“包产到户”试验及被扼杀的情况。但由于这些问题或事件本身存在客观时序性，纵观全书，还是遵循年代顺序的。第三，绪论讲新中国诞生的艰难历程;第一章讲从战争年代解放区开始的国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第六章专门有一节介绍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等等，这都有别于其他同类著作。第四，运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反映历史。一般不论证、不评议、不总结，让读者从历史本身的发展去辨别人和事的功过是非。
这部书提炼出的新中国经济史的重大事件和问题主要有：国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稳定物价与统一财经工作;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五年调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历史的伟大转折;改革与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读者从这些重大事件或问题中，可以清晰地把握新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什么是错误的，不能重蹈覆辙。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苏星就立志要写一部新中国经济史，到1999年写成并出版，历经约40余年，如果算到2007年修订再版，则跨越了50年。50载悠悠岁月中，苏星不间断地大量收集资料，深入基层调查，开展对实际问题的专题研究，为写这部书作了充分准备。
他收集的资料，包括文献资料、会议资料、调查研究资料和当事人口述资料，等等。这些资料，有的他在书中直接引用了，大量的作为背景资料并未直接引用。其中比较重要的，他汇集成一部《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单独出版了。有的资料，别人手里的都散失了，唯有苏星保存下来;还有的，是他直接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或是从文献中整理的数据，显得弥足珍贵。
深入基层调查主要有，1957年调查北京第一机床厂和城市住宅问题;1962年调查北京顺义九王庄大队;1964年调查北京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二队和北京第二机床厂;1969年调查石家庄北宋公社东营大队;1981年调查宝钢二期工程是否上马问题和调查山东国营企业改革;1984年调查上海、江苏、浙江的工业公司;1985年调查湖南、江西、福建的农产品价格改革;1986年调查山西、陕西、河南的农村合作经济;1989年调查“珠三角”的外向型经济;1990年调查北京市商业;1994年调查安徽农村改革;1996年调查山东济宁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等等。每一次调查，他都亲自执笔写出调查报告，没有一次是由助手或秘书代笔。通过调查，他对现实经济生活有了深入了解，同时积累了历史经验。
专题研究，除了上文介绍的以外，他还研究过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发展与城市化、外向型经济、国有商业改革等问题。通过研究一个一个的专题，触及到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为写作《新中国经济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中有的专题，如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城市住宅问题，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都直接涉及新中国的经济史。更有的专题成果，如《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和《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著作，已经具有了经济史的雏形。
苏星的一生，先后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党刊的编辑和编辑领导工作，党校的教学和教学领导工作，事务繁忙。从事研究，主要利用业余时间。1989年他专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以后，为了集中时间研究新中国经济史，为自己规定了十条守则，其中包括：不当挂名主编、副主编和编委会主任;不给校外收费班讲课;不担任经济实体或准经济实体及民办高校的董事长、名誉董事和顾问;不担任与经济学无关的学会、研究会的会长、顾问或理事;不担任挂靠在党校的学会、研究会会长，等等。有了这些守则，确实节省了一些时间，但要完成写书任务，时间仍然不够。1995年他已年届70，两次给当时的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同志写信，提出辞去党校副校长职务，以便集中时间和精力，研究与写作新中国经济史。1996年下半年，他才有条件集中进行写作，又紧张劳作了大约3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书稿，实现了自己一生的夙愿。
二 围绕基本理论开展学术争鸣
苏星一生研究工作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运用的主要分析工具，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在学习与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十分下功夫。他在经济学界虽然有较大影响，但从不拉帮结派，也从不卷入与经济学无关的是是非非。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认识发生分歧，苏星也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与同行们开展学术争鸣。目的是通过争鸣，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以便更好地研究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学界发生的理论争论或讨论，苏星直接参与的有三次。
第一次——
1953年在全国掀起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热潮的背景下，苏星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作用问题”一文。文章批评了学术界的一些观点，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二、三年的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几乎当时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讨论，苏星也因此在理论界知名。但那时的他，初入经济学殿堂，还不熟悉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他的这篇文章，与其他许多人的文章一样，存在从概念到概念的毛病。苏星并没有因出名而陶醉，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和许多人的研究方法有问题，按此讨论下去很难深入。1957年他发表文章，对此进行了反思。此后，他转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没有再写过关于基本经济规律方面的文章。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他应有关刊物的约请，写了“怎样按经济规律办事?”一文。文章结合新中国经济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探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论证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不能把生产需要和其他需要当成目的。此时的苏星，早已纯熟地掌握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晚年，他进一步倾向不再使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念。理由，一是斯大林提出的这个概念并未经过充分论证，按理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规律，没有基本和非基本之分;二是这个概念是沿用了布哈林的说法，实际上把利润与满足需要对立起来。列宁曾经批评布哈林的说法没有说到点子上，指出在公有制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劳动者，因此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苏星的这一新认识，是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中得出来的。
第二次——
1959年参与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的争论。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界长期持续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内部是否存在商品生产问题，开展讨论。“文化大革命”中，讨论被中断，改革开放初期恢复讨论，不仅规模扩大，人们的认识更有新突破。在五、六十年代的讨论中，观点大体分为“窄派”、“中派”和“宽派”。“窄派”不承认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品生产;“中派”认为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宽派”则认为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都是商品，当时持“宽派”观点的是少数。
1959年《红旗》杂志发表了人民大学胡均的文章，题为“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商品价值形式问题”。胡均文章的观点属于“窄派”，认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不存在商品关系，只是利用了商品形式和价值形式，“可以利用它，也可以抛弃它而利用别的形式”。《红旗》杂志是党刊，当时地位特殊、影响大。胡均的文章刊发后，一些不赞成其观点的老经济学家，希望《红旗》就此问题开展讨论，发表不同的观点。编辑部为此向苏星约稿，于是苏星写了“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发表于当年《红旗》第16期。文章认为，生产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所耗费的劳动，仍然具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重性，因而产品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即商品属性。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全民所有制经济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社会分工与交换关系发达;同时又实行按劳分配。按劳分配的“劳”，只能是抽象劳动，其具体形态为货币工资。劳动者用货币换取等量的生活所需，这样的交换关系就是商品交换关系，而不像胡均同志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形式。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消费资料是商品，生产资料不可能不具有商品属性。文章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也就客观存在。认识价值规律，有两方面意义：对个别企业，是经济核算的依据;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是计划管理的重要指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是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源泉，也对企业经营有激励作用。文章发表后，苏星被列为“宽派”。
从那以后约20年，苏星没再写过这方面的文章。1979年以后，他又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在一系列讲课和文章中，重点探讨生产资料的商品属性，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生产的观点的发展变化，作了梳理。他研究发现，列宁没有受马克思个别论断的束缚，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出发，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并应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他还对长期以来被奉为经典的斯大林关于商品的定义提出质疑，指出斯大林把所有权转移当作商品的标志，不符合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商品是两重物，私人劳动通过价值被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而进入交换的本质规定。苏星的这些研究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商品货币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化了。
第三次——
1992年，苏星发表“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对谷书堂198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通论》一书中，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进行批评。1993年，谷书堂和柳欣发表“新劳动价值一元论”，答复苏星。1995年，苏星发表“再论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答谷书堂、柳欣同志”，针锋相对地争论。经济学界称这场争论为“谷、苏之争”。两个人是老朋友，争论的是学术观点的分歧，并未伤害相互的友谊，也没给各自带来什么政治上的麻烦。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核心和基础，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围绕着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谷、苏之争，是历史之争的延续。现在，苏星已离开人世，但类似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下面，简要介绍苏星的观点。
从英国的威廉·佩第，法国的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和弗朗斯瓦·魁奈，到英国的亚当·斯密，再到 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才由马克思批判地继承，最终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主要贡献是，第一，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理论，这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语)。第二，以劳动二重性理论为依据，科学阐明了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第三，把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了科学区分，揭开了货币的秘密。第四，阐明了价值规律在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把价值和生产价格区分开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当今世界，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像它那样反映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规律。
历史上最早否认劳动价值论的，是法国的让·巴蒂斯特·萨伊。他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协同创造的，三要素创造价值，也创造收入。萨伊的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观点，几乎为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接受。他们一般不直接否定劳动创造价值，但认为自从有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就是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创造价值了。
一个时期以来，这类观点已在我国经济学界泛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谷书堂的观点。例如谷书堂认为：“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本身就已经确定了非劳动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都创造社会财富，都形成价值”;“社会主义的工资、利息、和地租，不过是根据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作的贡献而给予这些要素所有者的补偿”，等等。谷书堂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不能正确地说明和解释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他否定了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与价值成反比的分析，提出“新劳动价值一元论”，主张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加入使用价值的生产以表明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以此推论出劳动生产率与价值成正比关系。
苏星在争论文章中，对谷书堂的上述观点逐一展开分析批驳，指出“新劳动价值一元论实际是多元论”，指出其要害是“重新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而这是从配第开始，经过斯密和李嘉图，到马克思，花了百多年的时间，才弄清了的问题。”他还针对谷书堂认为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现实问题的观点，特别对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在理论上如何解释资产、土地以及商誉等非劳动因素参与分配等问题，运用劳动价值论做出了解释。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三 治学方法与态度
苏星一生研究成果丰厚，在治学方法与态度上，也有独特体会，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198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小册子《怎样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收录了他一些关于学习与研究经济学的心得体会的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治学方法与态度。1997年，他将几十年间所写的与经济学有关的短文和随笔，辑录成册，以《论外集》为书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也有一些文章是谈治学之道的。
1 认真读原著。
苏星一生的研究工作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所运用的理论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也借鉴参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他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十分认真地学习与了解西方经济学。他对经典著作的熟悉，几乎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这背后则是苦读与钻研的艰辛。最为可贵的是，不管是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是对西方经济学著作，他都抱尊重但不迷信的态度。他的研读重点，不是经典作家说了什么，而是经典作家为什么这么说，观点或论断是在什么条件和背景得出来的;以及随着条件和背景的变化，经典作家的观点发生的变化;还有就是，这些观点和论断，哪些在当时就不一定完全正确，哪些当时正确，但今天已不适用了，哪些今天依然有效。正是在这样的研读基础上，苏星建立起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主张读原著，不赞成依赖解释性的参考材料。他读原著，最少读两遍，第一遍边读边想，并划出重点，写写眉批;读第二遍的时候做笔记。他认为，做笔记是读原著的最重要的方法。笔记的内容，主要是摘记书中能够反映主要内容和内在联系的论点，而不是语录的堆积，目的是加深记忆和理解，句子长的可以作些删节。记住书的全部内容，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通过记笔记，可以掌握书的中心内容和纲要，用时可以顺藤摸瓜，找到需要的观点。人们常说，要把书读薄，通过记笔记掌握书的中心内容和纲要，就是把书读薄了。
2 从专题着手，积之十年。
苏星认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应当从专题着手。专题，有概括性大的，有比较具体的。概括性大的题目，如果没有对具体题目的研究作基础，很不容易深入。因此，有必要对概括性大的题目下的一系列具体题目，作认真的研究。最好一个时期抓住一个问题(而不是同时抓几个)，下决心埋头几年、十几年，从收集、整理资料和调查着手，进行研究。鲁迅说：“无论什么事，如果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如果大家都能抓住一个问题，从资料工作着手作研究，“积之十年”，那么经济学的园圃里，就会果实累累。
苏星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一生所研究的专题，几乎都历经几十年。在所研究的专题的基础上，他写出了独具特色的《新中国经济史》。
3 充分占有资料。
苏星说：做研究工作，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这是许多人都懂得的，但做起来颇难。难就难在“充分”和“占有”几个字上。充分，是说研究一个问题，要熟悉前人的研究成果，要遍览有关的文献和资料，有些问题，还要深入实际做调查。占有，是说通过收集、整理、鉴别，把资料变成自己的。这就必须自己动手。研究工作，应当把90%以上的精力放在占有资料上，资料日积月累，可以使研究者从中引出观点。
苏星的《新中国经济史》一书，在注释中注明引用文献和资料的，达872处;《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约12万字165页，注释引用的资料，就有226处。至于积累而没有引用的资料，就更多了。正式动笔写《新中国经济史》之前，他把几十年积累的剪报，分专题放入约2寸厚的资料盒内备用。共装了30多个资料盒，摞起来有2米多高。他对资料工作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这不仅是个研究方法问题，还表明他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苏星所处的年代，还没有个人电脑，他积累资料的方法，图书主要是做摘录或提要;报刊则是剪贴或摘录。他一生作摘录或提要，积累了9箱卡片，16开200页的笔记本十几本。他数十年养成剪报习惯，剪时取材宽一些，每年淘汰一次，去粗取精。多次淘汰以后存下来的，数量少了许多，但都是有价值的。苏星写完并出版了《新中国经济史》以后，把自己一生积累的许多资料都处理掉了，我们现在很难确切统计他所积累的资料数量，只能主要从他的著作中，了解他对资料工作所下的功夫。
4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苏星认为，作研究工作，大量的资料还是间接得来的。但自己调查是根，经过自己调查，才容易辨别别人调查资料的真伪。他特别推崇毛泽东井冈山时期所作的系列农村调查，也十分钦佩陈云解决新中国经济问题采用的调查方法。谨记毛泽东所说，调查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好比一朝分娩;陈云所说，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用不到10%的时间作决定，并把他们的精神用到研究工作中。他十分反对先有观点，再去找证据的所谓调查，认为这种调查比不调查后果更坏。他认为，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的调查报告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如实反映客观实际，就要尊重和虚心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苏星下去调查，主要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他带着耳朵听，不明白的就问，从不当场评论。调查之后再梳理大家的意见，做出判断，亲自动手写调查报告。
5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苏星认为，研究工作是探索真理的，发现了真理，还要能坚持才行。这方面，应当向孙冶方学习。一个人不能坚持真理，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自己对真理就不坚定，遇到反对，马上放弃;二是“私”字作怪，慑于压力，不敢坚持。
坚持真理固然不易，修正错误也颇难。研究工作难免犯错误，一贯正确的人是没有的。在研究工作中，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有了新认识，也允许放弃旧认识。但是，应当交代一下，在哪一点上错了，哪一个观点放弃了，不能有意无意地标榜自己一贯正确。
苏星作研究，不逢迎任何人的意志，也从不跟风，切实做到了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于自己曾经的错误观点和认识的改变，也从不掩饰，而是郑重地开展自我批评，向读者做出交代。粗略算一下，他在序言中，文章里这样作，不下十几次。讲课，作报告，或与人交谈，也常常把这些问题挂在嘴边。
6 “扶老携幼”。
苏星把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当成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十分虔诚的态度来对待。他不仅自己兢兢业业作研究，也乐于给别人的研究以帮助。
在他的成长历程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学者，曾经给予他帮助和指导，如成仿吾、何干之、薛暮桥、孙冶方、王学文、于光远、许涤新、宋涛，等等。他也尽自己所能，帮助老经济学家们开展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协助薛暮桥写作出版《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改革开放初期，他又协助薛老写作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本书对推动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60年代，他协助于光远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文化大革命”前和改革开放初期，这部书是我国各大专院校经济学课程的主要教材。80年代初期，他协助许涤新编纂了《政治经济学词典》(三卷本)和《简明政治经济学词典》，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经济学卷。这些工作，占用了他大量时间。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对于同龄人、中年人特别是青年人，不管是经济学者，也不论是工人、农民、军人、基层干部和学生，只要向他请教或与他探讨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他都有求必应。例如，现在已是知名经济学家的郑新立同志，7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曾经写信给并不认识的苏星求教一个问题，不久就接到了苏星的回信，使他很高兴也有些意外。又如，笔者80年代在红旗杂志社工作，曾帮他管过通信。有一年，他为经济研究方面的问题写复信160余封。在他看来，这也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必须做的事情。
他80年代末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以后，还为党校带博士研究生。到他退下来，共带出了9位博士。他作博导，不是挂名，而是定期见面(差不多每月一次)，推荐阅读书目，商量研究方向和选题，答疑释惑，传授研究方法等。这又要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苏星在生前曾对家人和朋友说过，自己一生作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扶老携幼”。最难能可贵的是，不管是“扶老”还是“携幼”，他都不参杂任何个人动机，对无论是谁，都保持正常的学术交往或工作关系。有人评价苏星是“对上不投靠，对下不利用”，确实反映了他做人的原则。
7 珍惜时间。
苏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他从事的主要是编辑、教学和行政领导工作，作研究，只能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再加上“扶老携幼”，时间之紧，可想而知。他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珍惜时间。
他说，“研究，最好有完整的时间。但是不能等着有了完整的时间才开始工作。不能嫌时间零碎，多是由少积成的。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他算过一笔帐，每天挤出2小时，多数人恐怕都能做到。一天2小时，一年按300天算，就是600小时，大体相当于75个工作日，即两个半月工作时间。安排得好，可以作很多事情。苏星自己把这每天2小时，安排在清晨4点至6点，几十年“雷打不动”。集腋成裘、积沙成塔，他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这每天清晨的2小时中进行的。
除了把时间化零为整，还要防止把时间化整为零。意思是充分利用时间，防止浪费。要善于作计划，安排好时间，包括本职工作、研究工作、娱乐休息等。每天作什么，清晨就想好，按部就班去作，坚持下去，形成习惯，就能成为时间的主人。
苏星的时间，就是这样挤出来的。他认为，“有效地利用时间，不单纯是个人的问题，它是一个革命的科学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感。”他还说，“科学工作者应当树立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一个把自己的毕生献给革命科学事业的志向。有了这样的思想和志向，你就感到时间有多么大的价值了。”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莫道浮云终蔽日，寒冬过尽绽春雷”——这些话，都是苏星生前十分喜爱、引为座右铭的警句，最终也成为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
(*作者：黄小虎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 本文发表于2010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