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听说钱理群先生在一个会上批评“民国神话”，大意是现在有人把民国大大美化了。大约半年以前，我在网上看到一文，题目好像就叫《怀念民国是一种病》。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正好，许君远先生的女儿许乃玲来信说她父亲1949年出版的《美游心影》要出新版，希望我写篇小文。许君远是《大公报》人，曾是上海版编辑主任，一个在新闻史上留下过痕迹的人，他1928年毕业于北大，先后在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上海《大公报》、《文汇报》等报纸任编辑，1945年他在美国见证了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他大半生事业的成就都在民国时代，可以说是典型的民国人。我想到“民国神话”说，我想说，民国不是神话，也没有被神化。北大不是神话，清华不是神话，燕京不是神话，西南联大不是神话，南开、春晖也不是神话，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国立、私立到教会办的学校，那个时代的教育不是神话，教育出来的人更不是神话。那个时代的媒体不是神话，《大公报》不是神话，《独立评论》、《观察》周刊不是神话，那些挺立在动荡乱世中的报人更不是神话，他们认真地生活过、工作过，他们是那个时代具体的活的见证。许君远就是当中的一个人，他出身北大，是周作人、徐志摩、叶公超等人的学生，他投身新闻界，尤其多年在《大公报》工作，在胡政之、张季鸾他们的身边，亲身体会过做报人的喜与忧。他没有显赫的名声，今天的许多读者也许连名字都没听过，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他更具代表性，更能代表民国时代本土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

他曾写过一个北大系列，回忆北大的师长、同学，北大的生活，真实感人。那时蔡元培先生已不在校，是蒋梦麟在苦苦支撑，老师中有许多学术界的精英，但，“老一辈的同学都在叹息于拖小辫子的辜鸿铭辈之不能存留，而悲悼学术精神之逐渐消逝”。他说自己只赶上北大全盛时期的尾巴，“虽然是一个尾巴，北大却始终维持着一贯的宽宏大量的校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只要你想研究一个专门，你可以选择你的导师，图书馆陈列着你所应当参考的书籍。在表面看来是杂乱无章，实际上很早就了许多专家学者。”他的兴趣在文艺方面，对西方文学有很深的理解，虽未出洋留学，他实际上已窥见西方文化的真谛，他翻译的文字也清新耐读。他的文字贯通中西，舒缓自如，不急不忙，有他自己的风格，是那个激荡时代中保持着内心宁静的一种类型。

他进入《大公报》，在这家人才济济的报馆，能脱颖而出，做到编辑主任，一度主持编辑事务，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与他的务实、认真、负责的态度有关，也与他笔下独有个性有关。胡政之他们毕竟能识人，能用人的。他悼念张季鸾、胡政之的那些文章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他们的深情和敬意。他回忆自己的新闻生涯，认为《大公报》也有缺点，但它的优点却比别的报纸多，造成了报业领军的地位，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大公报》能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报纸成功的资本。他说，“一个全才的新闻记者，实在应该具备文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基本条件，头脑要清晰，文字要好，政治眼光要锋利，交际手腕要灵活。”他在北大受教育，在《大公报》得到成长，很多方面，他都坚守着张季鸾留下的传统，特别是不站在某个党派、集团的立场上，而是保持报纸自身的独立性。1947年，国民党制造了一个“北塔山事件”，全国报纸都登在要闻第一版，他主持的上海《大公报》竟然只当作普通消息来处理。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包围了编辑部，辱骂了半天，还在墙上写下大字：“大义何在，公理何在，报格何在！”王芸生把他叫去，痛责他失职。王芸生出走香港前，把整个报纸的编辑事务交给他。等王芸生们重返上海接管《大公报》时，又把“为国民党服务的罪恶”加在他一个人的头上，他只能去资料室。

在许君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养育出来的知识者是一种什么状态，他们的眼光、心态、气度，他们对世界和社会人生的看法，处处都能令我们感受到民国的气息。那是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在没有走上激进道路的那些人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即使在许多走上左翼道路的人那里，也能依稀感受到。血与火的厮杀、你死我活的政治纷争，此起彼伏的动荡，都没有改变他们，让他们随波逐流，变得浮躁不安。在乱世外象之下，掩盖不住民国骨子里的那种安静，在极不确定的时代，他们身上有一种确定的因素，那是文明的因素。所以，读他的文字，我们处处能闻见一种平静、冷静而富有人味的气息，这本《美游心影》同样处处可以闻见这样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