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元首外交日趋频繁。不论是中国元首出访，或外国元首来访，夫人陪同颇为常见。但在文革以前，中国国家领导人偕夫人参加外交活动并不多。毛泽东一生只访问过两次苏联，江青不曾以夫人身份同行。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后，曾在１９６３年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王光美以夫人身份同行，引人注目。出行穿什么服装，戴不戴首饰，曾颇费思量。王光美在上海写信向宋庆龄请教，请她从服装、礼仪上给予指导，当时宋庆龄身体不适，回了一封信，写满了注意事项，让秘书到锦江饭店来看王光美，一条一条地说。她想得很细，礼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参观的时候可以穿便鞋，正式宴会要穿有一点跟的鞋，等等。
邓颖超也参与了意见。据当时参与访问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的夫人朱霖回忆：“王光美同志要随少奇同志出访东南亚，有人提出，是否到故宫给她借点首饰，还有人提出，最好到上海去制装。邓大姐语重心长地说：‘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走出厨房，反对当花瓶，要求自由解放，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今天全国解放，男女平等，生活也逐渐好了，我们的女同志打扮一下，穿戴得好一点，我也不反对。但是，我们国家还很穷，我们又是国家领导人夫人，有代表性，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看我们。我们一定要注意朴素大方，对内不能说脱离群众；对外，我们只要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风格，人家自然会尊重。我们做衣服，北京有很好的裁缝嘛，为什么非要到上海？说到首饰，我们在这方面怎么能比得过资产阶级和皇亲贵族呢？’有同志就问大姐，说：‘我们没有真首饰，戴假的行吗？’大姐说：‘我们不能那么做，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如果我们去故宫借高级首饰和人家比首饰，我们是革命者，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对内对外，影响都不会好！’”
周恩来当时在党内位列刘少奇之后，但邓颖超是建党初期入党的老革命，资历比王光美深得多。估计她考虑了邓颖超的意见，没有到故宫借首饰。
但王光美出访还是戴了一条项链。当时，缅甸领导人吴奈温想和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缅共领导人会面，秘商和解问题，请中共领导牵线搭桥。为了避开记者，于是安排刘少奇夫妇前往额布里海滨，几方秘密会面。在海滨游泳时，项链出了问题。在黄峥执笔的《王光美访谈录》里，王光美是这样回忆的：“其实我自己没有项链，也不喜欢戴。这条项链是外交部礼宾司为我向外贸部门借的。他们觉得夫人在国外要戴点东西，不能太素。那天戴上这条项链，在海里一活动就松了。我感觉松了赶紧用手抓住，但珠子还是散了。奈温一见就下令他的手下找，派他的卫队下水捞摸，我们怎么拦也拦不住，结果当然是没有捞到。奈温看我的项链坏了，一定要送我一条新的，说是红宝石项链。我当然是不想收，推辞了半天。奈温说：‘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不收礼，但你这条项链上的珍珠是掉在我们缅甸的海里，我必须赔还你。而且，红宝石是我国的光荣。’我只好收下了。为了对奈温的盛意表示感谢，在当晚出席宴会时，我戴了他送的这条项链。这个在纪录片里也放出来了。这条项链我就戴了这么一次，回国就上交外交部了，现在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刘少奇孩子多，他家经济条件并不像老百姓想象的那样宽裕。王光美没有项链，在当时并不奇怪。就是工资收入相对宽裕的史良，留下的首饰不也是假的居多吗？
项链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更大的风波还在后头。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王光美在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６、７月间，担任了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江青在此前已经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８月初，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失势。
１２月２８日，江青在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上，再次提出了项链问题。她说：“王光美去印尼之前找过我，当时我在上海生病。她说她要戴项链，做带花的衣服。我说：‘你是个大国主席夫人，多做几件衣服倒可以，但你是共产党员，不能戴项链。’因为这件事，她好几夜没睡好，事后答应了。说：‘我接受你的意见，不戴项链了。’结果这次一看电影，她又戴了，她骗我。电影为什么不放到清华去演一下。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放，那是一株大毒草。你们要揪王光美回来，我支持。”
江青的说法，王光美认为不符合事实：“江青当时并没有劝我不要戴项链，而是说不要戴别针。”
但当时江青权倾一方。她一发话，有人马上把刘少奇访问东南亚的影片调出来，拿到许多单位放映，声讨批判。
王光美担任工作组成员期间受冲击的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这时已经是清华井冈山兵团司令。他向周恩来等领导人要求，让王光美到清华大学接受批判。这件事当时得到中央批准，批斗大会定在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召开。
据时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回忆：“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11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16楼办事组住地，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目！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他们不要给她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对王力说，清华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就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我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我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我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我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潘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木制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厅。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目’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纪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我们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我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
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她的双臂，她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做的项链，并被强迫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
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在当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17楼放映厅看了现场纪录片。”
这次批斗会对王光美的人格污辱，是现代文明史上野蛮而荒唐一页，国际影响十分恶劣。江青的阴暗心理在疯狂的年代发酵，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极左的思潮对整个民族审美心理的长期误导，也不可小视。考古成果表明，人类佩戴项链始于史前社会，所以项链既非资产阶级的专利，也不为其他阶级专属。它只是人类爱美之心的一种体现方式。半个多世纪以前，国家主席夫人佩戴项链，还是与“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国内文化氛围形成了不小的心理落差，以致在文革中和党内斗争纠结在一起，酿成这么大的风波，实在令人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