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应当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和反批评，可以不赞成别人的观点，但要尊重别人表达观点的权利，不应当武断和以势压人。但在文革年代，武断和以势压人却成了流行的文风和革命的标志。这种文风的兴起，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上纲上线高，帽子扣得大，捕风捉影，强词夺理，有人把姚文元称为“棍子”。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篇文章来头很大，背后不但有张春桥的参与，有江青的组织，还有毛泽东的支持，姚文元也被誉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于是，学术界、文化界人人自危。连赫赫有名的头面人物郭沫若都慌了，向中央提出了辞职申请。

当时，党内主管思想文化领域的机构是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当时还是想稳定局势，让中国学术界维持正常的文化秩序，于是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起草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８日到武汉东湖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于２月１２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纲”。提纲谈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学阀自居，以势压人。当时，随提纲还向毛泽东报送了七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涉及戚本禹，两个材料涉及关锋。提到关锋在１９６２年也写过影射现实的杂文，戚本禹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也撰写过一本《孙承宗》，而孙承宗是明朝的一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在当时的学术批判中，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一样，都是响当当的左派。据在中宣部工作的龚育之回忆，许立群说，把这个材料送给中央，要中央了解，他们的屁股也不是那么干净，当年他们也说过这样的话。龚育之还分析，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你们现在批评别人，上这么高的纲，你们自己过去也讲过，屁股也不很干净。还是要自己做点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留点分寸为好。

然而，就是这些关于关锋、戚本禹的材料，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王力反思录》透露：“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法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和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

彭真的补救措施已经晚了一步。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是要重用左派笔杆子，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打开政治大革命的突破口。他不但决定收回“二月提纲”，而且主持起草、亲笔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怒斥“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彭真被打倒了，许立群在批斗中打坏了耳朵，姚溱自杀了。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在文革初期风靡一时，成了人们效仿的样板，深深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风。然而，关锋、戚本禹的风光未能持久。１９６７年秋天，毛泽东心中的战略部署发生变化，重点要从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于是关锋从座上客变了阶下囚。次年初，戚本禹也倒了台。他给彭真的信也被翻了出来，成为罪状之一。只有姚文元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金棍子”的表演才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