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的喧嚣时期已过，该理性地思考一下公共政策抉择和公共政策抉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了。

前不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新的艾滋病流行数据，估计2007年全球共有332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比一年前估计的3950万少了730万。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出现更早，2006年之前，盛行的说法是：2010年中国将有艾滋病感染者1000万人（卫生系统认为实际数字将远不止此，美国兰德公司的预测是2500万）。2004年，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联合发布的数据是：至2003年底估计中国有艾滋病感染者84万人。2006年1月，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数据是：评估显示2005年中国有艾滋病感染者65万人，今年12月新发布的数据是70万人。

就世界而言，艾滋病感染者的估计数从3950万，减到3320万，给出的解释是：采用了“经过改进的数据收集和估算方法”。

就中国而言，从预言的1000万，到估计的84万，到估计减为65万和70万，给出的解释是：“采集数据的范围扩大”，得到了更为“全面、准确的数据”，以及评估“更加细致、精确”。

看来，没有错误，只有更好。

世界的事，不多说。中国的事，还要讲几句：

2010年中国将有1000万艾滋病感染者之说，在当时为中国官员、专家、传媒和国际组织不断重复，反复强调。而今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提及，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么回事；实在回避不了，解释道：“那是说我们什么防治工作都不做，就会有1000万”。这是应为决策提供的信息吗？那么，比这更确定的“所有的人都坐着不动，所以的人都会饿死”也可以提供决策考虑吗？

与2010年中国将有1000万艾滋病感染者之说同时，一些科学家、院士提出了至2000年艾滋病已给中国造成了4620～7700亿元的经济损失，至2010年经济损失将达77000亿元。由此导出在政策抉择上认为艾滋病是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甚至是国家兴亡的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语出中央党校），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否言过其实了呢？

我们对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及其所带来的问题的认知和解释所用的方法都学自国外；我们的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世界主流的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人权保护和反歧视的理念却在实际上予以拒绝。甚至我们在行政法规中明确设立的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感染者而“推诿或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的规定也难以落实；关系感染者权益的问题，仍有许多没有解决。

艾滋病在中国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给不少人造成痛苦；中国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在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方面有很大的投入，国外也有许多资金投入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二者相加大致不下人民币几十个亿，可能从来没有一个病在中国有过这么大的投入。它的决策依据是什么？政策实施的投入产出如何？政策在实际上，在最多大程度上，使哪些人受惠？到了今天，难道不需要从公共政策的抉择方面做一评估吗？

决策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信息，而由财政投入支持的艾滋病疫情预测的过程是公开的吗？前述艾滋病疫情预测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对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CDC是做到了“公开、透明”，但对中国公民却是“不公开”、“不透明”的，在一种声音过强的时候，日理万机的决策者能了解数据的形成过程和辨识其可信度吗？

今日的决策难度日增，因为我们面对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人们的认知、解释和判定能力是有限的，一些决策在后来出现了当初始料不及的问题，就证明了这一点；人们的利益和主张是不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到他们为决策提供的信息和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良好的制度，使各种信息、主张、建议纷纷展现，使决策能够在比较辨析不同信息、主张，衡平协调不同利益中做出，才能使我们的事做得相对好一些。

现在，问题是：在决策的理念上有些人还停留的已经过去的时代，拒绝普世的价值理念与规则，在测算数据、处置问题的技术层次却盲目遵从外国，使中国的与决策相关的知识生产、制度生产不能和外部的同样展现，平等竞争，使我们于决策所需的理论、方法、经验和制度等方面均难得以有贡献于人类文明——在公共政策与治理的层面上，我们的这种落后状态有待改变。

最后，再说一下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仍以艾滋病为例，尊重生命，履行国家对公民健康权的积极责任，是远重于艾滋病会影响“经济发展”等的理由。中国对艾滋病还应加大投入——但要严格审计，讲求效绩——同时，对别的病也应加大投入。财政资金的使用应均衡合理，用于公民健康的资金的使用，于各类人群之间，于各种疾病之间，也应均衡合理。

（2007-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