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在岳阳市南湖畔建有南湖藏书楼，楼共四层，总面积近千平方米，现有藏书约四万册，内设有“题签本珍藏室”和“北大版典藏室”两个特色藏书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为我出版了《南湖藏书楼》一书，书中第二辑为“题名辑”，收入42位当代著名学人为南湖藏书楼题书的楼名，这些当代著名学人的题书可称当代书法艺术的瑰宝。我时常把《南湖藏书楼》捧在手里欣赏、把玩，并非常愉快地回忆起请各位学人热情题书的有趣过程和感人情景。

上门请题，是我采用的方法之一。2002年1月初的一个夜晚，我在朋友熊元义的引荐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先生家拜访，王先生听说是要请他为我的私家藏书楼题写楼名，他非常高兴，非常热情，满口应承，随即要夫人准备纸笔墨砚。王先生习惯于站着悬腕书写，但此时王先生已是94岁的高龄，毕竟有些体力不支，于是他站在书桌前，在右手手肘下垫了五六本书作支撑，方才动笔书写，很快就题书好了。正当我伸手去接时，王先生却说这一张写得不好，要重写。王先生接下去重写了三张，仍不满意。直到写完第五张，他才说这张写得可以，并满意地递给我。我高兴地接过来后笑着说，您前面写的四张都很好，都送给我去作纪念吧。王先生认真地对我说，没写好的不能送给你，边说边把前面写的四张撕成碎片扔到字纸篓里。我和熊元义虽然很是心疼，但对王先生认真、严谨的精神十分敬佩和理解。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沈鹏先生处我也是上门请题。沈鹏先生听说是为私家藏书楼题书楼名，又有他的好友北京大学叶朗教授介绍，亦是欣然应允，同时特别声明并坚持不收润笔费。沈鹏先生给我题书楼名后，又特意用钢笔题签送给我他的《三馀续吟》，以支持我的藏书楼，还高兴地同意我和他合影留念。韩少功、黄颂杰、李元洛、李凌烟等学人的题书亦是我上门请题的。

书信或电子邮件请题，是我采用最多的方法。华东师范大学的徐中玉、钱谷融二位先生我先分别给他们写了信（并分别委托同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朱国华、杨扬二位朋友进行联络），估计他们收到信件后我又分别给二位先生打电话。记得一天晚上我给徐中玉先生家里打电话时，是徐先生自己接的电话，他听力很好，声音洪亮，我一报出我的名字，徐先生马上热情地说已收到了我的信，表示很乐意为我题书楼名，他还谦虚地说自己的字写得不好，并说曾读过我的文章（我知道他这是在鼓励我）。不久，我就收到了徐先生委托朱国华寄来的硬笔楼名题书，徐先生在题款处还特为写上了“时年九十三”。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先生我是发电子邮件请题的，由于我在电子邮件中将“南湖”误写成了“南胡”，陈平原先生便跟着我的电子邮件题书成了“南胡藏书楼”，朋友们说错版邮票和错版人民币更有价值，于是觉得似乎更有意义、更为珍贵。清华大学的万俊人先生我给他写信请题后，他很快就寄来了楼名题书，我一看没有盖印，于是立即发去手机信息，在表示感谢的同时说：如能盖上大印当更佳。万先生当即回复信息表示将重写寄来。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第二次题书并加盖了他印章的楼名题书。程郁缀、李剑鸣、贺卫方、麻天祥、罗成琰、王先霈等多位先生我都是采用上述方法请题的。

委托朋友代为请题，也是我采用的一种方法。北京大学黄枏森先生我委托北大学报的刘曙光请题到，作家兼学者的王蒙我委托王蒙的儿子王山请题到，老领导兼学者李锐我委托文友陈君请题到，武汉大学陶德麟先生我是委托武大的朋友麻天祥请题到，等等。其中请余光中先生题书颇费了一些时日，我拜托我的老师、余光中的好友李元洛请余光中先生题书，李老师欣然答应，但由于余光中先生远在台湾，一时难于见面，所以较长时间未能得到题书。直到2010年夏天，李师和余先生同时应邀到武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李师的请托下，余先生用钢笔在宾馆的稿纸上给我题书了楼名，朋友们看了，都认为余先生的题书别具一格。

从书法的角度看，当代学人的题书当然是当代书法艺术的瑰宝；从内容的角度看，也很有意思。不少学人为我题书了两幅楼名，除“南湖藏书楼”外，另题了“余三定藏书楼”或“三定藏书楼”、“三定书屋”等等，这样南湖藏书楼似乎有了多个别名。程郁缀、麻天祥二位先生还分别在楼名下用小字写了对联，程先生的是“荟四海粹/ 藏百家书”，麻先生的是“南湖风月/学海舟楫”，可谓别具情趣。

我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我曾先后联系王元化、任继愈先生题书楼名，但由于我联系上时他们已在病中，已经无法题书，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和伤感。

（载《光明日报》2011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