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许多国家相继独立。它们都面临着选择何种政治制度立国的问题。例如，中国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而印度选择的是宪政民主制度。
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是从英国移植又吸收了本国文化传统，经过长期磨合形成的，它对印度独立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印度的社会、宗教、民族、语言、种姓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矛盾异常复杂尖锐，但全国社会秩序基本上得以维持，统一的中央政令大体上可以畅通无阻。在这些方面，政治制度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印度的发展愈来愈快，长期落后的印度经济终于崛起于世。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便达到9.5%，增长率排名全球第二。据世界银行资料，对比1994年与2005年的数据，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已从36%降至27.5%。世界上许多学者都认为，未来十几年印度的发展速度将有可能超过中国。
此外，印度的犯罪率很低。在全球有统计的62个国家中，印度的犯罪率处于倒数第二。
印度大选被媒体称为“穷人的狂欢节”，因为此时是穷人表达民生诉求的最好时机。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在近60年的全民普选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战，日趋瓦解。1997年7月当选总统的科•拉•纳拉亚南，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位贱民出身的总统。人数占优势的低种姓选民的参选参政，充分体现了宪政民主制度的生命力。
因此，印度堪称新兴国家中最完善的宪政民主体制范例之一，被誉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一、印度国情，与中国最为接近
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接壤的亚洲大国。两国的国情颇为相似，或曰最为接近。因此，印度的社会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也可谓最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1.历史悠久
与中国一样，古印度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距今都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从16世纪起，欧洲列强相继入侵这块土地。1600年，英国殖民者成立东印度公司，逐步在印度沿海建立殖民点，至1849年占领全境，英国政府接管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英属印度”。1947年英国公布《蒙巴顿方案》，实行印度与巴基斯坦分治；同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诞生；1950年1月26日，印度宣布成立共和国。
2.国土辽阔
印度雄踞印度次大陆，国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在亚洲仅次于中国。
3.人口众多
印度人口长期居世界第二，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一直高于中国。印度全国人口2008年已达11.9亿，预计2050年将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
4.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
印度和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人口90%。而印度则有300多个民族，人口比较分散。其中人数最多的印度斯坦族占全国人口46.3%左右，其他如泰卢固族、孟加拉族、马拉地族、泰米尔族、旁遮普族等，分别占总人口的8.6%至2.3%，更多的人数更少的少数民族分布于全国各地。
印度境内有180种语言、700多种方言，使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语言有33种。其中，宪法上承认的正式语言就有15种，讲印地语的人占人口总数40%。官方语言为印地语和英语。
印度是一个多教兼容的国家。约有80.5%的居民信仰印度教，其他宗教有伊斯兰教（13.4%），基督教（2.3%）、锡克教（1.9%）。此外还有佛教和犹太教等，其信徒各占人口的1%左右。
总之，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宗教及多重文化背景的国家。
5.建国前的经济基础十分落后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前都经历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基础都比较落后。且印度遭欧洲国家侵略始于16世纪初，比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要早几百年，灾难更为深重。印度独立前夕，它所面对的是一个100万人死亡、1300万人流离失所、宗教暴力的伤口依然血流不止的社会。
按照某种流行的传统理论观点，在一个人多地广、民族复杂、国民素质低、历史包袱重、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是不可能实行宪政民主的。然而，印度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建立起了宪政民主制度，使自己最主要的弱点转变成了优势，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发展，以事实证伪了上述“流行”观点。
二、印度宪法
印度自1947年8月15日取得独立之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从事制定宪法的工作。制宪会议于1949年11月26日通过印度共和国宪法，于1950年1月26日生效，一直沿用至今。截至2002年12月议会虽已通过86项宪法修正案，但从未发生整体推倒重来、制定“新宪法”的事。
印度宪法共有395条，1000多项具体条款，它的中文译本长达12万字，堪称世界之最。
（一）公民
印度宪法赋予全国每个人以同样的公民权。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是印度公民并且年满18岁，都有权参加选举。每个印度公民都拥有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表达、信仰、集会、结社、迁徙以及选择职业和行业的自由。这些权利保护每个印度人，使其避免由于种族、种姓、宗教、性别和出生地等原因而受歧视。这些权利在法院是要强制施行的。
（二）政府
立法机构：印度的政体形式是建立在全体成年人选举权基础之上的议会制。行政机构就议会的决议和通过的法案向议会负责。主权最终属于人民。议会由联邦院（上院）和人民院（下院）组成。
联邦院：联邦院的成员不超过250人，其中12人由印度总统指定，指定代表都是在文学、科学、艺术和社会服务方面具有专门学识或实践经验的人士。除此之外则按各邦人口多少进行分配，由该邦立法议会议员选出。
人民院：人民院是主要的民意代表机构和立法机构，目前有成员545位。其中530位由各邦直接选举产生，13位由各中央直辖区选出，另外两位由总统指定，代表英裔印度人。如果不提前解散的话，人民院的任期自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算起为五年。人民院有权弹劾总统或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行政机构：印度总统是国家元首及武装部队的统帅。总统由一个选举团选举产生，其成员来自议会两院和各邦的立法机构。总统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一般只任两届。总统只能依照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的建议行使职权。
行政权力归总理领导的部长会议（即内阁）。部长会议对民选的议会负责。总统任命在人民院中的多数党领袖为总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实际上都是由总理领导的内阁行使。
司法机构：印度司法机构是统一的，且独立于行政机构，它是宪法的保卫者和解释者。最高法院是最高的司法权力机关。每一个邦都设有高等法院。民法和刑法皆有统一的法律适用于全国。
印度是一个由若干个邦和中央直辖区组成的联邦。印度各邦皆有自己的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所有成员都是由本邦全体成年选举人选出的。各邦首脑称作邦长。邦长由总统任命，其在邦内行使的权力与总统在联邦政府内行使的权力通常一样。与中央政府相同，各邦也有自己的内阁，由首席部长领导，并对民选的邦立法机构负责。
选举委员会：选举机构是集中于中央的一个依法设立的独立机关。该委员会负责监督、指导和控制全国议会选举、邦立法议会选举、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的选民造册工作，并安排实施选举事宜。
（三）媒体
印度全部新闻媒体均属于民办，没有官办新闻媒体。没有任何主管部门对于媒体的编辑方针进行限制和干涉。
这种体制决定了印度媒体一向以思维活跃著称。他们抨击时弊、揭露丑闻，成为印度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种政治力量。对于监督政府运作，增加国家管理的透明度起着重要作用。在同业竞争中生存发展的新闻媒体，由于有了公信力和信誉度，因而在印度社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非常大。
报纸和杂志在印度具有独立地位，均为私人和财团所有。截至2007年底，印度共有96种文字的报刊35595种，总发行量9900万份，居世界第2位。
全印广播电台（AIR）和国家电视台(DD)归于一个由著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团体经营，24小时通过卫星自由地向全国各地播放。
三、民主与竞选
印度宪法是一部相对比较完善的宪法，是印度民主政治的标志。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全民普选、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议会民主、新闻自由的宪政制度，同时规定公民的平等权、自由权、文化教育权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权。
在议会民主制度下，印度各党派为了争取权力，目标直接指向议会的议席多少，而不是通过抓枪杆子、笔杆子夺权。印度政党之多可谓世界之冠，根据印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1952年印度第一届大选时，全国政党总数为192个；2009年第15届大选时，有1000多个政党参与竞选，注册选民超过7亿，其中有4.4亿人参加投票，投票率为60%。
印度普选制下的社会动员迅速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意识，拓宽了政治参与面，并使印度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大选中，印度民众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政治热情，选举的结果基本上反映了民意。参加投票的比例一般都超过了60%。民众普遍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仅逐渐扩大了社会各个层面民主体制的建立，使各级选举形成了制度，而且打破了印度传统社会中特有的封闭性和落后性，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开放。这无疑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方向。
印度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发生。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从1952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次大选从未中断。每一次选举都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平稳更迭和政府组成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主政体对社会矛盾的调节能力。1989～1999年十年中，曾一度出现过政府更迭频繁，但这种不稳定并没有影响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没有影响国家重大政策的连续性，更没有导致中央政权垮台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具有较大弹性的民主政治体制有着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能力；另一方面，印度在国家的政治活动中较好地保持了文官治国和军不干政的传统。军队始终保持了对整个国家的效忠，这是保持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看，尽管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演变，民主政治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它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这种制度建立了利害关系，都想通过这种制度分享一部分国家权力。
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像印度这样复杂，有着这样多的种族，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宗教和文化习惯千差万别；各地的地形、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印度的办法是“多样并存的民主”。印度没有借国家团结的名义对多样性进行压制，却在制度安排中认可了这种多样性：所有的团体、信仰、爱好和意识形态都能和平共处、相互竞争。
从圣雄甘地开始的现代印度创始人一直是民主的忠实倡导者，这一点对印度产生了很大帮助。印度第一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尼赫鲁用他全部的政治生涯向人们灌输民主习惯，尊重议会程序以及对宪法体系保持信心。
印度宪法所确立的民主价值观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当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一度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暂时剥夺了印度的自由之后，她最终还是强迫自己要重新赢得印度选民的拥护，举行了自由选举并在选举中接受惨败的局面。
60年来，印度历经重重挑战但仍能生存下来并蓬勃发展，就是因为它找到了一个真理：如何在没有单一的权威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管理国家。举例来讲，印度允许所有宗教自由发展，确保没有任何宗教被国家赋予优势地位。
曾经有人预言印度实行宪政民主会导致国家各民族、种族大分裂，并乐观其“败”。但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再认真谈论印度分崩离析的风险。泰米尔纳德邦和米佐拉姆邦等边远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被一个简单的方法平静地化解：昨天的分离论者变成了今天的首席部长和反对派领袖。
不仅如此，印度的宪政民主绝不是少数人参与的游戏，它对劳苦大众最为重要。投票箱化解了种姓分化的潜在破坏力，低种姓中最卑微的人也能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玛雅瓦蒂，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女子，却三次作为首席部长统治着印度人口最为稠密的北方邦。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选举的逻辑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支配其他人。在这里，只有选票可以决定权力的更替。
四、宪政与分权
在民主制度的建立上，尼赫鲁是通过自己的巨大影响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通过开创先例的方式来建立民主的惯例与传统。从一定意义上说，印度宪法及宪政体制的巩固，得益于以尼赫鲁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宪法初步运行阶段的宪政精神与工作作风。
印度社会、民族、宗教、语言的高度异质性、复杂性，对于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而言既是一个障碍也是一个优势。各民族、语言、宗教共存于一个国家里的事实，必然要求国家在进行统治时去商量、说服、谈判、妥协与整合。而尼赫鲁作为第一代领导人中的最高领袖，恰恰是一位注重协商与说服的宽容的领袖，一位反对政治暴力的领袖。他曾经在一次演说中说道，“我能容忍因错误的原因而发起的运动，但这些运动必须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如果我们想要为我们的国家谋取一个伟大的未来，我们就至少必须在这个基本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即在政治领域中我们将实践真理，且以非暴力的手段。”
政治生活中的这种非暴力的精神的普遍存在，事实上为政治斗争各方的谈判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基础。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失败后，一些幕僚曾建议尼赫鲁宣布紧急状态，以帮助政府渡过难关。但尼赫鲁予以严辞拒绝，认为这种措施有违民主传统。
尼赫鲁很注重权力的制衡。他并不赞成将总理和执政党主席的职务合二为一，因为他始终认为同时担任这两种职务会互相干扰。1954年秋，他在连续担任了三年国大党主席职务后，不顾党内的盛情挽留，坚决辞去了国大党主席的职务。为了使宪政制度能够在印度得到巩固，担任总理职务后，他公开表示：“我不想让印度成为这样一个国家，千百万人对一个人惟命是从，我想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在内阁会议上，他从不采取压制的方法，而是以说服的办法使反对自己观点的人接受他的意见。1951年前后，在他的努力下，国大党政府改变以往对共产党的压制政策，使共产党合法化，并反对一些邦取缔共产党的法令，使共产党成为印度的主要政党之一。
尼赫鲁在任时期一直保持着一种民主的领导方式，并把这种领导作风加以惯例化，最终形成了一种制度、一种传统。尼赫鲁本来完全能够以执政党和政治制度为代价，把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他本来可以运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取代这种正式的政治制度。而许许多多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领袖就是这样做的，并导致他们的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尼赫鲁没有选择这样做，因此，议会制度得以在印度生根。
五、政党政治逐步发展成熟
印度宪政制度走向巩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政党政治逐步发展成熟。
从印度独立到印度人民院第9次大选之前的这段时间，国大党长期控制着印度议会（人民院）的绝对多数，独掌政权，因此被称为国大党一党独大制。但印度宪法和法律并不限制其他政党的存在及其谋求执政的活动，在一党独大的同時可以多党并存。1957年，印度喀拉拉邦出现了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邦政权。在西孟加拉邦，从1977年开始，左翼阵线连续执政28年，是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地方政府，其首席部长巴嗒，是印共（马）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多党并存的合法状况，为印度独立以后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并为印度最终实现从一党长期执政到多党交替执政的转变提供了法制环境。
纵观印度政党政治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48～1964年，尼赫鲁领导着国大党和印度政府：
由于国大党在英国殖民时期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卓越表现和尼赫鲁本人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国大党理所当然地成为印度独立后的执政党。尼赫鲁及其领导下的国大党在印度独立以后单独执政了17年。
1965～1988年，国大党继续执政，印度民主政治有走向专制的危险：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不久，尼赫鲁的女儿英•甘地当选为第三任总理。她采取以“消除贫穷”为核心的政治来动员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穷人。这将英?甘地推向了政治权力的顶峰。同时，她利用民众的支持，排除国大党的元老，代之以绝对效忠和维护她个人的官员；这些人同样在低一级上任命效忠于自己的人。致使原来国大党自下而上选举党的领导人的做法被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党的各级领导的做法所取代。此举严重侵蚀了国大党地方领导人的民主基础。再则，为对付老一代国大党精英所组织的反对和指责，特別是纳拉扬领导的反对党于1974年组织全国性罢工，1975年6月26日英?甘地宣布全印度“紧急状态”，中止公民的民主权利，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逮捕了大多数反对派领导人。紧急状态持续19个月，英?甘地这一行动导致国大党支持率的急剧下降和国大党內部加剧分裂。1977年大选惨败，使得国大党及尼赫鲁—甘地家族执政链条中断。
1984年的第8次大选中，由于英?甘地的遇刺，许多民众出于对其儿子拉?甘地的同情，同時也由于当时拉?甘地本人有“廉洁先生”的美誉，国大党以人民院403席，占总议席73.9%重新胜出。
1989～2004年，印度一党独大体制的结束和两党制的雏形：
1989年，由于国大党在处理地区教派和外交事务上的失误，以及陷入“博福斯丑闻”，最终导致国大党在第9次大选中落败。印度政党政治进入国大党、印度人民党和全国阵线三足鼎立时期。在1989年12月至1999年4月的十年中，印度一共组织了八届中央政府，其中六届只执政了一年左右便倒台了，印度进入了比较短暂的政府频繁更迭时期。与此同时，多党制终于宣告了印度一党独大体制的结束。
1999年10月印度第13次大选中，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在人民院543个竞选席位中占有356席。人民党及其联盟稳定执政，一直到2004年。
2004年至今，印度两党制基本成功定型，民主宪政走向成熟。
2004年4月20日至5月10日印度举行了第十四届人民院选举。以印度人民党为核心的全国民主联盟只赢得了人民院543个议席中的185席，而国大党及其盟党赢得了217席。根据印度宪法中的简单多数原则，国大党获得了联合其他党派组阁的权力。
2009年4—5月，印度进行第15届人民院选举。选举结果，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胜出，再次组成联合政府。
这样，经过50余年的长期发展，宪政民主制度经过了初期的不确定状态，在印度基本上算是根深叶茂了。多党竞争、胜者轮流执政，标志着印度宪政民主制度已经成功定型。
六.政治力量的多元化
印度多党竞争局面形成的具体原因在于政治力量趋于多元化。
议会民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选票政治。选举的竞争性使各种社会集团都在为获得政治权力去争取选民，即使是那些原来政治上消极或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社会集团也被动员起来卷入了国家政治，从而使印度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这个由众多种族、语言、宗教、种姓构成的多元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不断集聚并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政治宗教化、种姓化和地方化已成为印度政治发展的显著特点。在印度当今的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宗教、种姓和地方种族的政治势力正在崛起并从三个方面使政治力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1、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
在国大党走向坎坷的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教派色彩的印度人民党却迅速崛起。该党通过唤起广大民众对印度教传统文化的宗教热忱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而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迅速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该党在人民院的席位由1984年的2席猛增到1989年的86席和1991年的119席。在1996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61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组织了政府。在1998年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获得179席，再次成为获得人民院席位最多的政党，与十几个小党共同组成了联合政府。在1999年的大选中，该党获得182席，第三次与其盟党组织了新政府。印度人民党在其成立后的最初几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也反映了该党力量的增长和在选民心目中地位的提高。从第八次到第十三次大选，它的得票率分别为7.4%、1.5%、20%、25.5%和23.8%。
印度人民党在1998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情况表明了该党在印度教徒中的支持基础正在不断扩大。该党不仅继续获得了高等种姓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且成了获得较低种姓选票最多的政党。该党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城市中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但后来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的印度教徒中，都是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在有文化的印度教徒选民中，其支持者最多。
印度人民党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越来越强，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印度教复兴思潮，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印度教复兴主义的积极分子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身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士”。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商人、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
2、低种姓政治力量的觉醒
在印度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宪法上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民众，也是两支人数庞大的选民队伍。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表列种姓人数为1.38亿，表列部族人数6780万，两者之和达两亿多，占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4。教育的普及、媒介的扩大和选举制度的实行，大大促进了低种姓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高等种姓和“大人物”逐渐失去了在政治上支配中、低种姓的能力。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较低种姓就已经通过政党政治的合法性成功地挑战了婆罗门等高等种姓在政治领域里的支配地位。70～80年代，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地区，中、低种姓要求分享高等种姓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也开始高涨，例如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就出现了分别代表中等种姓和低等种姓利益的政党。
由于低种姓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并能够在邦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低种姓青年积极参政并成长为颇具影响的政治领袖。从中央和各邦议会议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政治权力正在从城市的高种姓手中转向农村的中、低种姓手中。低种姓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崛起，必然对其它表列种姓、表列部族等社会贫弱阶层产生示范效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低种姓的崛起和参政是印度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会对未来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力量对比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已经对沿袭了几千年的种姓制度构成了致命的挑战。最后彻底埋葬这一丑陋制度的必然正是这支力量。
3、地区政治力量的增强
印度独立后，虽然名义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但是联邦政府为加强国家的统一而采取了中央高度集权的作法，中央与各邦的矛盾一直比较突出。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在国内少数种族的强烈要求下，按照种族/语言的原则划分了各邦。这种划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种族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助长了地区种族主义的发展和政党政治地区化的趋势。
印度的地区政党一般都是代表某一邦的地区利益或者是某一特殊种族/语言、宗教或种姓集团的利益，因此在地方上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某些邦，如泰米尔纳德邦、印控克什米尔和西北部地区的所有邦，全国性政党的力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一些所谓的全国性政党，如，大众党（BSP）、平等党（SamataParty）、印共和印共（马）实际上也只具有地区特征。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地区政党的实力和影响不断增强，有的在本邦建立了政权，有的成了邦内最大的在野党。从90年代以后的几次大选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地区政党在中央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地区政党在人民院的席位从1991年的55席依次增加到1996年的110席，1998年的168席和1999年的222席。它们的得票率也从1991年的15.1%增加到1999年的23.6%。
地区政党势力的上升大大削弱了全国性政党的势力。由于地区政党在人民院获得的席位越来越多，全国性政党只有在地区政党的支持下才能上台执政。目前，在一些重大的国家政策，甚至对外政策方面，邦政府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印度中央高度集权的联邦体制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联邦制。
正是政治力量多元化的趋势导致了印度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日益成熟和不可逆转。
七．宪政的活力
在宪政民主建设落后的国家，对于宪政民主制度了解不多、顾虑重重，往往有一种谈虎色变的落后意识。有些人误以为一搞宪政民主就会导致民族分裂、经济发展缓慢、引起社会动乱。而印度的现实、恰恰否定了这种落后意识和误解。
如今，宪政民主体制已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扎下了根基，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印度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宪政民主体制具有较大的弹性，对缓解社会矛盾有较强的协调能力。通过宪政民主制度，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避免了大规模暴力事件的发生。印度仰赖这样一种制度，得以通过事前的充分协商和社会各集团的利益诉求，使社会矛盾适度释放，不至于因长期积累酿成不可收拾的大动乱，从而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政府作为定期获得人民授权的公仆，也不得随心所欲、胡作非为、折腾社会。在印度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那种针对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在印度的宪政条件下，也不可能“高举三面伟大红旗”，胡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印度从来没有一个党、一个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导致整整十年的全国性浩劫及“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停摆十年。因此，宪政民主被各界视为印度长期发展的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天然完美无缺的。宪政民主的推行，难免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印度也不例外。在不尽人意的现实面前，倒退没有出路，出路就在于努力完善。民主制度本身，也是提高民主质量的最佳途径。正像美国大师杜威先生所说：“当民主有病时，加重民主成分便药到病除。”例如，印度民众对于尼赫鲁—甘地家族权威崇拜的传统，正是在多党竞争中才得以逐渐淡化。
由于开国领袖尼赫鲁在经济体制上偏好苏联模式，印度搞了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导致庞大的国有经济长期效率低下，政府管制无处不在。后来通过艰苦的经济改革，印度经济才摆脱了旧的模式。从1991年开始，印度经济逐步从政府管制中松绑，在自由市场中翱翔。幸亏印度宪法从来就保护私有财产，并拥有较完备的法治体系，故私有经济的发展如鱼得水，没有体制性的障碍，没有“所有制歧视”问题。在印度国内，服务业和高科技领域生机勃勃的创新型私有企业正在逐步获得全球竞争力。目前印度私有企业产值已超过GDP的60%。
印度政府在“十五计划”中，将2002—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8%，已经完全实现。尔后，2008年增长率达到12.7%。后来同样是受到世界金融风暴的影响，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1%，而印度为8.9%。
此外，印度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创造了诸多优势。
印度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2003年便已达到5%，远高于中国（2006年尚不足3%）。印度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部免费，公立大学有补贴，私立大学学费与世界各国相比也很便宜。印度高等教育规模在世界上名列第三。
印度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国立医院不但基本治疗全部免费，而且治疗期间，还可以享用医院提供的免费食物。私立医院虽然要收费，但按照一般国际标准衡量，价格仍然是相对便宜的，以致于大批西方国家的患者不远万里到印度求医，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印度经济改革的起步比中国晚了13年，印度经济和中国经济你追我赶，都在崛起之中。“龙象共舞”的图景已经成真。
然而，中印两国的崛起，在国际上的接纳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别。全球“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却未闻“印度威胁论”。对于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世界不仅没有顾虑和猜忌，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还纷纷予以协助和鼓励。这究竟是为什么？待遇如此悬殊，关键究竟何在？说透了，就在“宪政”二字。
看来，宪政问题不仅涉及内政，而且涉及外交，涉及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历史地位。
原载《炎黄春秋》月刊2010年5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