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关于北京市地铁"单日内两元无限乘坐"票价的讨论时有发生。近日，北京市政府《进一步加强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工作方案》印发，随后，市交通委"四种方案"公布。这一涉及交通、财政、安全等多方面的综合民生话题成为市民们热议的焦点。

《方案》提出，"制定高峰时段票价差别化方案并择机出台，通过价格杠杆分散高峰时段客流压力，降低大客流风险。"四种方案"包括："仅高峰期涨价"、"普遍调价"、"按里程分段计价"以及"有涨有降"等。

据观察，有相当多的网友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在网上搜索"北京地铁"四个字，总不难看到这样的观点：

"工薪族每天一定要坐地铁，怎么调节客流？"

"公共交通就该便宜。"

"不坐地铁的专家和官员制定这样的政策，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算涨价能分流客流，这钱也指不定跑到谁的腰包里去呢。"

"我不赞成任何一种调价方案。"

虽然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利用价格杠杆可以分流客流、降低安全隐患"，但反对声无疑是占据主流的。比如在新浪微博的#地铁票价#话题中，截止12月17日，"反涨派"以17675：3593占据着一边倒的优势。这虽然只是一部分网络民意，但地铁涨价遭到不少反对声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难注意到，"涨价是否有好处"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讨论和分析，只是较少数"挺涨派"网友注意的焦点，更多反对涨价的人的目光则是聚焦在有关部门是否值得信任这一问题上。

这是一个不容被忽视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不少城市的水、电、燃气、交通等公共服务长期以来是按照"保本价"或低于成本价运营，加上政府补贴的形式来提供的。

这么做的好处，无疑是减轻了广大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让他们也能分享发展的成果，对社会和谐有促进作用。

但非市场化的模式也有一些弊端。比如，经营这些公共服务的部门或公司会缺乏改善经营、改善资源配置的动力；比如，过低的价格并不鼓励使用者节约和高效利用这些服务，对公共交通来说，乘客过于密集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再比如，如果政府在某一方面补贴过多，可能挤占其他公共服务、公共建设的资金，对财政安全构成威胁，等等。

据《北京晨报》12月19日的报道：2012年，北京市级公共财政共支出2849.9亿元，其中约78%用于民生领域，而公共交通补贴占民生支出总额的7.9%左右，比医疗卫生都要高。

不难看出，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可能会出现"出于公共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

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和印度，常常出现这种现象：政府为了讨好民众而压低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这客观上导致对这种服务的投资长期不足、供给长期紧张，进而使得政府更不敢涨价、更不敢实现这些产品的市场化。

在这种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中，由于要提供越来越多的财政补贴，纳税人的利益终究受到伤害。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社会矛盾和对立情绪的积累。

比如去年的印度大停电，和今年巴西人不满公共服务而大规模抗议示威的活动，都让人们看到了这种格局的危险性。

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广泛受到国内外好评的一点，就是在《决定》中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还具体说道"发挥市场对……要素价格的导向作用"。

笔者认为这是值得称道的举措。

那么，北京的地铁该如何定价呢？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12月18日，北京市交通委表示，目前有四个方案都在考虑之中，包括"仅高峰期涨价"、"普遍调价"、"按里程分段计价"以及"有涨有降"等方案。

笔者认为，这些方案是值得讨论的方案。而交通部门主动"问政于民"的举措，更是值得欢迎的，这有利于政府做出科学的、民主的决策，从而提升政府在居民心目中的信任度。

面对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假设广大市民拥有"十八般武艺"，懂得交通、财政、安全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当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政府的威信无疑是施政的重要基础。

对于一个现代政府来说，威信的提升，显然不能靠压制不同声音、强行推动的做法。不断提升市政决策透明度、市民参与度，加强政策的合法性，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北京市拥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这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要多，而其中有无数宝贵的人才资源，如果北京市能集思广益，倾听市民的呼声，解决市民的难题，其意义将不容小视。

北京市政府的有关部门，不妨以地铁涨价遭遇不少市民反对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民主、科学决策，这既帮助北京解决自己的公共事务，也可以给其他城市提供宝贵的参考。

如果北京地铁的确需要涨价，那么有几种可供选择的建议，或者可以抛砖引玉：

一种方式是"用公开化换涨价"。有关部门不妨以白皮书（政府阐述政策）和蓝皮书（独立第三方的报告）的形式，公布北京市地铁运营的详细数据，分析各种方案利弊，付诸众议。除了运营成本，乘客数据等等，还不妨公布地铁站内广告等其他收入情况。提出其他解决思路，如参考武汉市曾经尝试的拍卖站点冠名权的方式，当然也值得一议。

还有一种方式是"用减税换涨价"。在复杂的真实世界中，"帕累托改进"（增进公共利益的同时没有任何个体利益受损）往往很难达到，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则更有政策意义。"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是说：如果某一政策能带来公共利益的改进，却降低了一些人群的利益，那么，只要能与这些人群的协商成本足够低，能达成对他们的补偿，这种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政策，就能够得到实施。如果政府与人大能够在公共服务涨价的同时，在其他方面给市民提供一些税、费优惠，我想这应当可以为这一政策赢得更多的支持。

也可以"用财政民主化换涨价"。从世界范围来看，居民投票支持增税的案例并不少见，如果人们懂得眼下的不便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是会赞成这样的政策的。接着上面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来说，财政民主化，其实就是降低政府与这些人群（往往是无权无势者）的协商成本，这显然有利于公共的利益。因为现代政治治理的基石之一，就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