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随着有关曾国藩的个人文集资料与历史小说的大量刊行，社会上的确出现了一股“曾国藩热”，曾氏的家乡湖南尤甚，历久不衰。在学术界，人们对曾氏的力量投入也日趋增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一股“热”的势头。社会上的“曾国藩热”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我们姑置不论。至于学术界之于曾国藩的研究，也许因为长期以来显得过于冷清，如今稍有力量投入，就给人以“热”的感觉，或者原本还有一种赶热闹的兴致掺和其中，均不足为怪。不管学术界之于曾国藩的规范性认识与刻板印象如何，具有理学家之称的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作为身当中西文化冲突与国家利益冲突之前沿的中方一员，作为将乡贤魏源“师夷之长技”的主张付诸实践的第一人，他的言行及其社会影响与历史影响无疑都不乏深入研究的价值。欲期更好地把握个中价值及其历史位置，不仅光靠赶热闹的兴致还不行，而且单凭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研究力量也不够，还有待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史、科技史、教育史等领域的“方面军”携手努力。因为他的言行空间似乎还不是如今某些单个研究者的学术视力或知识结构所能容纳和驾驭的.
就历史人物而言，史学工作者所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一些智商不凡者和言行出类者，是为史学研究不乏难度的症结所在，却容易为史学界所轻视。其实，在同这样的历史人物对话时，历史学之于史学工作者个人的素质要求是不低的。否则，就无法轻松自如地驾驭或“吃透”研究对象，“全面评价”、“如实反映”云云，便无从谈起。研究为后人留下1500余万言的曾国藩就大致如此。
有的学者担心现行的政策或政治气氛对于曾国藩学术研究不大有利，放手研究和如实评价曾国藩的学术时期还没有到来，实则不然。就史学工作者本身而言，既要适当考虑研究课题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又要适当保持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一方面，任何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不外乎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各自的角度去探索和揭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途径与方法，或者提供相应的参照系数与学术启示。研究死人的最终目的也不外乎为了现实中的活人。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是发展的，现实生活与现行的政策往往是因时而异和变动不居的，而学术研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积累工作，它需要自身相应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否则，浪迹天涯，来去匆匆，便无积累可言。或如风吹浮萍，宁有底止！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史学界已不乏此类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只要史学研究者货真价实地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或拖泥带水的以论带史出发，只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史学成果总会对社会有用，总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实现社会价值。
如果要把曾国藩研究同现行政策联系起来，似乎也得不出现行政策对曾国藩研究不利的结论。这是因为：不管我们今天强调进一步改革开放也好，还是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也好，还是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生命力，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也好，是批评“激进主义”还是批评“保守主义”也好，对充满矛盾的近人曾国藩都有深入研究之必要。今日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某些棘手问题甚至有些两难抉择，曾国藩在他所置身的历史时空里似乎也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他把某些经验连同教训和盘留给后人，而且还留下一串未完的答卷和诸多遗憾。
大概因为充斥着刀光剑影的近代风云离我们还很近，现实生活中还留存着许多近人的身影和足迹，我们不难感觉到近代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事件和人物都很重要，因而都在史书中大写着，倘若再过一百年甚至数百年之后，让我们的后代们从长时段的视野来看待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近代史，大浪淘沙，许多被我们看得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将被逐渐淡化，谈论和研究它（他）们的频率也将越来越低，或者不过在背景描述中偶尔提及而已。经过后人“过滤”所剩下的少数历史人物中，近人曾国藩也许榜上有名，他仍将是后人所要谈论和研究的话题，只是后人所谈论和研究的视角与价值尺度同今天的我们迥异而已。大千世界，人生苦短，一个人若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点点值得后人追述和经得起评论的痕迹都不大容易，这样的人物在芸芸众生中为数甚少。而以学术和镇压太平天国军功起家，率先仿制西式船炮、译介西方科技书籍，率先派人购进“制器之器”、手订留学生派遣计划的曾国藩所留下的历史痕迹似乎还不止一点点。就迄今为止的实质性的研究状况而言，较之众多学者潜心研究林则徐、洪秀全、左宗棠、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人物的人力投入和累累著述，现在似乎还不是担心或讥评“曾国藩研究热”的时候，如同现在还不是担心“李鸿章研究热”或“梁启超研究热”的时候一样。
（作者在1995年11月湖南双峰全国首届曾国藩研究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录自郭世佑新著：《记问沉浮：近代史的求真之旅》，“学术随笔丛书”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该丛书第一批推出的历史学名家共五人，除了郭世佑之外，另有何兆武、章开沅、王家范、冯天瑜，后者都是从古稀到耄耋的前辈学者）
《北京日报》理论版，2011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