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年2月26日
地点：广东科学馆
主讲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著名伦理学家 万俊人
陈实：各位街坊、各位听众、亲爱的朋友们，“重建中国价值，引领高尚生活”，“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第71讲现在开始。今天的主讲嘉宾是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我国著名的伦理学家万俊人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幸福》。今年1月6日的广东省委十届八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要求。汪洋给幸福广东下了一个定义，叫“让人民幸福更给力，更持久”。他还做了三副对联来解读幸福，第一副是“加快转型升级政府是关键，建设幸福广东匹夫也有责”。第二副对联是“人人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个个是享受幸福的对象”。第三，“我为别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别人为我的幸福创造条件”。
我个人觉得，“幸福广东”，“文化强省”，这些概念他不是一个地方党政部门的思想作秀。也不是他工作的一个包装和修辞，更不是一个政绩的冲动。我觉得是改革开放以后这30年，一种国家意识的新表达。用万俊人教授的话表达，幸福广东这个概念是一个新的信号，新的社会理念，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最富有创造性的、最有社会主义伦理意味的标志性的一个核心概念。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万教授将会告诉我们，何为幸福?，什么是幸福?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幸福，怎么样实现个人的幸福，怎么样实现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万教授说“幸福就是一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生活感受，还是一种生活的评价”。他希望通过这个演讲来引发大家对幸福生活的关注和思考。
万教授是湖南人，却是从我们岭南，从我们广东走出来的才子，他83年毕业于中大的哲学系，随后考入北大哲学系，师从周辅成。周辅成先生我个人认为他和季羡林先生一样有名，他的《西方伦理学》选集，这样的书我觉得是学伦理学绕不过去的这样一些著作。而且这个老先生是思想和学问一致、学术和人格一致、教学与育人一致，终身信仰社会主义。万教授86年获硕士生留校执教，他一留校就开始从事了写作。当时写了《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六年后破格当了教授，再过了六年就成了博导，随后就受聘于清华大学，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重建的负责人。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在我们中国的哲学界，北大的哲学是重史，清华大学是重论，他就成了这个大学哲学系重建的负责人，成为清华学派时代的现代的掌门人。
我们在网上还看到万教授是爱足球、爱NBA、爱围棋、爱二胡、爱古典音乐、还爱聊天，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今天的演讲很可能给我们带来三“度”：深度、高度、浓度。纵横捭阖、举重若轻，各位街坊可以仔细欣赏、慢慢欣赏。下面有清万教授。
万俊人：各位上午好!今天这个题目不是我自己提出要讲的，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命题作文。坦率地说，实际上到现在我都知道什么是幸福，但是我一直在渴求和追求着幸福，所以我想把自己的一些体会告诉大家。更重要的是，幸福的概念古今中外，从平民百姓到伟大的思想家、政治领袖实际上都在关切，从他们的个人生活在整个社会的谋划，幸福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我非常感谢广东，我的第二故乡，感谢汪洋书记和广东省的领导，第一次喊出了“幸福广东”的口号。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有1700多年，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他的《理想国》里就提到过共产共妻。
那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也有500年的时间。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为实践运动的社会主义到今天已经有100年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搞了超过60年，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明白，更没有说出来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我感谢汪洋书记是说他代表广东，代表广东人民第一次说出了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关键词，那就是“幸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很多其他著作中都讲过，在他们心目中以及理论思考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幸福的社会。比如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当然是满足我们的幸福。
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设想，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人类各种各样的社会形态更幸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出来。大家读读我们的《宪法》，里面也有，但是我们的领导人从来不讲，“幸福”这个词很长一段的时间是资产阶级小姐的专有名词，所以喊出“幸福广东”这个口号非常不容易。仔细想一想，我们搞了60年的社会主义，这个过程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实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了几万亿美元的借贷，然后几十万亿元人民币的储蓄。但我们的生活享受到底怎么样?有没感到很舒服?
北京社科院有一个调查小组，调查了青年群体的幸福指数。奇怪的是，这个幸福指数不但没前几年高，而且在不断的降低，这是为什么?所以现在广东在提出建设“幸福广东”，我想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新的社会转型的信号。如果说30年前我们没有找到如何创造幸福的方式，在近30年我们逐渐掌握到了、学会了如何创造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那么在今后我们应该去关注如何享受、分享幸福。
我今天实际上主要讲四个问题。
第一就是什么叫幸福?“何为幸福?”我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虽然我不能给大家一个权威性的概念。
第二，怎么样创造和追求幸福。我刚才讲了，现在当代中国的民众大部分感到幸福非常遥远，譬如说如何用兜里的钱去买一套舒适的房子，是现在老百姓很头疼的问题。
第三是如何分享和享受幸福。我们现在不一定会享受幸福，就如小沈阳说的，人世间最痛苦的是人死了钱还没花，我们现在会有这样的问题。
第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目标为什么要与公民的幸福目的一致，长期以来这个问题是我们存在的一个误区，从领导到普通民众，我们都不知道国家和社会是干什么的，实际上它是为了我们的幸福服务的，是我们的仆人。
一、 什么是“幸福”
1、“幸福”是主观的
什么是幸福，一万个人会有一万种解释，甚至一万零一种解释。一个饥肠辘辘的饿汉看到一个馒头，他可能会把手上的宝石来交换。因为那个馒头比那个宝石更让他感到幸福。反过来，你请一个亿万富翁吃山珍海味，反而你请他在乡下吃土家菜他还别有滋味。
所以“幸福”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词语。我认为幸福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人们对生活经验的感受，当然也是一种生活价值的评价。我们经常说某个人幸福，然后祝愿某个人幸福，但是当你这样祝愿和希望的时候还包括着一种评价，就是说这个人现在还不怎么幸福，如果他非常幸福的话你的祝愿是多余的。相对于每个生活的个体来说，幸福是真切的。你们感到一种舒适感、一种成就感、一种称心如意的感觉，那就是幸福。英文叫Happy，这个词最早源于希腊文，是“好生活”的意思。什么叫好生活?亚里士多德说，所谓好生活就是值得过，并且过的称心如意的、有成就、有满足感的生活。那么，你这样一种好日子，天天感到很舒心，没有什么烦恼，用年轻人的话来说是你天天都感到很“High”，那你当然很幸福。所以每个人衡量一种称心如意的感受、一种满足、一种成就感是各不相同的。一个人当了处长想当局长，当了局长又想当部长，成为部长之后还想再往上升。
2、幸福的感受随欲望而变化
人们对幸福的感受与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心理欲望是相辅相成的，人是所有生物中最奇怪的一个动物。譬如小草季节性的生长，季节性的枯萎，譬如花朵季节性的开放，季节性的凋谢。再譬如猪吃了睡，睡了吃，所以猪的生活目的就是长胖长肥被屠宰，简单的归结，猪的幸福就在于尽快地走向死亡。但是人不是这样，人的欲望从来没有一个终点，他不知道巡回地安排他的欲望和他的追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什么东西都没有人的欲望大，天大地大都没有人的欲望大。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种满足了的欲望立刻就会转化成新的欲望的动因。成名欲、金钱欲，例如很多贪官，很多人都不解他们为什么养这么多的情妇。其实我们不能简单地按我们的想法去推理，因为金钱也好，美色也好，都是满足人的一种占有的欲望。我爷爷告诉我，我小时候有一毛病，吃饭的时候喜欢把饭堆得像小山一样，实际上我只能吃尖尖的那部分，结果我爷爷奶奶老要吃我剩下来的饭。我就是希望桌子上所有人的饭都没有我的多，这就小孩的欲望，这是人的欲望的原始的表现。
我有个北大的同学，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下海，其实他的学问做得很好。但有一天他说要下海，因为实在看不惯那些商人，素质太低，也为学者做学问但没有钱而痛苦，就决心先下海赚了笔钱再去做学问。结果他下海很成功，他对我说挣了500万他就不干了。没过两个月，他真的赚到了超过1000万的钱。然后他跟我说，其实我是要挣5000万，然后就不干了。后来他在海南搞房地产，一个项目就赚了1亿多，他又说我要把目标提高，搞够5个亿就不搞了。我说你不要这么说了，你下了海，那是欲望的海，你是上不来的。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是没有止境，不是我们自己不想停止它，而是欲望是一个永动机，停不下来。我在北大执教17年，搬了5次家，每次搬完我都感觉这次满意了，但没过两年，我的书就没地方放了。现在我北京的房子200多平方米，但是我到那些著名的画家、音乐家的房子里去，有的人光是画室就有几百平米，我就感觉自己的书房还是太小了，还想买大一点的房子。所以人的欲望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幸福的比较指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人群中间，因为本身是一种灵性的动物。美国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人的欲望实际上有五大层次，你就是当了领袖，也还想长生不老。就像我们的过去的皇帝，希望江山永固，自己万寿无疆。其实我们普通人会认为，当了皇帝还会有什么幸福没有享受过。然而乾隆微服私访的时候，他觉得一个村姑要比他后宫的妃子漂亮得多，因为他没见过这样的。所以任何新鲜、新奇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人欲望的对象，因而都可能把这种对象作为自己追求幸福的目标。每一个人的欲求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对满足欲求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的幸福观念不可能一致。
3、幸福是一种可以评价的状态
不过幸福还是可以分享的，还是有共同的感觉的。从社会或从人际的角度看，幸福是一种可以观察、可以评价的状态。有的人觉得自己过的很幸福，但在旁人看来就不一定。比如我们经常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找了一个很一般的丈夫。你不在其中可能感受不到幸福，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漂亮姑娘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她可能觉得自己的丈夫就是天下最好的。现在西方人流行试婚，有一次我和美国教授讨论一个口号“Try again and again!”，就是“尝试尝试再尝试”。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但美国教授说这种方法是最符合人性的、最能让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他说你没有比较怎么能知道哪一个最适合自己呢?我说这在逻辑上很荒谬，比如说我要试10个人，找10个不同的对象谈恋爱，最后发现第一个初恋情人最适合我。但这里面有几种可能，第一，这个姑娘不可能等到我找了10个人了再去找她，其次反过来我也不可能等着她，所以最后可能的选择反而不是最优的。结果美国教授告诉我说，这就是市场原理，你不可能得到最理想的选择，但是你可以通过比较尝试获得较优的选择，至少可以避免最坏的结果。他把问题定位在较优选择，我驳倒不了他。这就是说每个人的主观感受不一样，但是外人和旁观者是可以观察。因此幸福可以从社会层面和人际层面相互比较，正是由于有这种人际比较，才有幸福感受和体验的不同，反过来我们也拥有对痛苦和不幸的感受体现，所以我们人类才会组成社会，以社会的方式生活，而不是一个人单独的生活。我过去的朋友，著名的诗人顾城，他到了新西兰生活。实际上他是忍受不了那里的生活的，他在那里养了几百只鸡，天天杀鸡，最后连自己的恋人也杀了，性格已经被扭曲了。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你一个人过日子是过不下去的。我们人类比其他动物优越在在什么地方?我们是有知情义的，有意识感情，法国诗人哲学家居友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每一个人都有多于自己的快乐所需要的微笑，也都有多于自己的痛苦所需要的眼泪”。我们能够跟他人一起同悲共乐，为他人之乐而乐，为他人之悲而悲，这是人类。
正是由于这点我们整个社会可以对每个人的生活做一个评价，比如说这个人幸福不幸福。这种评价有什么作用呢?有人可能会说我过得好不好关你屁事。这是不对的，不要拒绝别人的评价，哪怕是否定的、消极的评价。张三说，你最近怎么可怜兮兮的;李四说你最近的脸色不好。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这都是表示一种关切，假如什么时候没有人理你了，你就更惨。但是这不包括那些恶意的讽刺、诽谤，或者是阿谀奉承。譬如有些人喜欢把虚幻的幸福感强加给领导，这是很可怕的。我经常会请我的学生吃饭，但是前提是学生对我的讲课提出批评意见，如果哪个学生老是讲好话，我就让他自己买单。我觉得老听好话那是虚幻的东西，我需要真实的评价。我经常跟我学生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你们的老师，我教你们一部分东西，但我必须从你们身上学到一部分东西。学生的批评提醒我要去弥补某个方面的缺陷，我就学到了东西，这是最简单的公平教育原则。对于别人的评价，我们不能光听好话，更不能不听别人说。
现在社会上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孤独、冷漠，譬如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范跑跑”。一个老师面对危险时不管自己的学生自己跑掉了，如果换在美国，这样的老师肯定没有学校雇用他的，但在中国还有好多学校争先雇用他，以提升学校的名气。而且人大著名的社会学家在电视里与范跑跑辩论还辩输了，网友一致认为范跑跑赢了，他的论据更充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气氛不对，没有一个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念，这可以看出当今社会的道德、文化危机到了什么程度。在我们的社会，冷漠、糊涂是社会文化的主要现象。所谓冷漠就是大家都觉得反正不管我的事就不管，看到小偷我都不管，甚至出现了小偷偷我的钱包地别人看到了帮我抓住小偷但我还不承认的现象。所谓糊涂就是大家对很多最清晰最简单的社会事实失去了判断能力，不知道是好是坏，这是我们社会最可怕的事。
但是，我们对幸福的评价必须要有一个客观标准，我们必须要清楚道德是可以评价的，这个评价标准在什么地方?在于整个社会的生活状态，从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到人们的福利待遇。比如说基本生活条件，衣食住行，有穿的、有吃的，这个是可以量化的;还有基本的福利，比如说医疗、教育，每个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但是有很多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西方人有一个对“幸福”很好的感受，就是生活是称心如意的，无需为生活的基本要素焦虑，就是说我今天不用想着明天有没有米下锅，后天还有没有煤气等等，我的基本的生活、居住条件都是可以的。譬如广东的房子9层以上才有电梯，我想住在7-8层的老太太、老爷爷肯定都会感到不幸福。我觉得这种建筑观念得改变，北京和上海的房子5层以上就有电梯。还有广东的房子建的特密，现在有些改观，但还没有根本改观。我在那个报纸上看到一个漫画，广州的青年男女谈恋爱，如果是邻居的话，一个站在前阳台一个站在后阳台就可以亲吻。所以说我们对这些基本的生活元素和我们对生活的直观最直接的经验感受是可以评价的。
二、怎么创造和追求“幸福”
那么，比知道什么是幸福更重要的是怎么去创造幸福，怎么去追求幸福。谈幸福容易，过幸福生活难。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是开放的，幸福是个流动的概念，所以创造也不能停止。就像我对住房的感受一样，住筒子楼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套间，有自己的厕所、厨房，不要跟人家共厨房。有了套间之后，又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客厅，诸如此类的。因此，你的幸福的欲望不断膨胀，你创造幸福的行动就不能停止。
1、创造幸福的过程是痛苦的
如何创造幸福，实际上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常常把创造幸福和幸福本身混淆起来，幸福是一个目的，每个人都有目的，然而没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实现它，那这个目的的意义等于零。我今天想到白宫去玩，明天想去罗浮宫，但我既没有机票也没有签证更没有钱，那这些想法是没有意义的，目的是必须要达到的。有人则把手段当作是目的，譬如说钱是实现幸福最基本的一种价值符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转化为钱，或者兑换成钱。钱成了最一般的价值手段，问题是你怎么赚钱，怎么赚更多的钱。但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挣钱的过程实际上是很痛苦的过程。不可能像我那个同学一下海就赚一大把，那是因为他有很多额外的优越的条件。非常成功的人士都是很偶然的，但是大量的人，我们去读一些成功人士的传记，比如李嘉诚先生或者霍英东先生的传记，你们就会知道他们挣钱的过程，或者说创造幸福的过程充满着艰辛。所以，有时候幸福和不幸，快乐和和痛苦实际上它们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因为痛苦的创造实际上是为了快乐的幸福。但是，不经历过不行，人不能坐在那里等，比如说偶然你发现金山、银山，或者彩票中大奖，这不是叫幸福，而是叫幸运。生活中有很多种这种幸运，幸运可以转化为幸福，但是你不能把幸运看成幸福。我有一个老弟天天买彩票，买了十几年从来没有中过。幸运就跟赌博一样，你可能赢，可能输，而且大部分时候是输，彩票都是根据一定的科学概率学来设计的。你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中彩票、赌博的方式上，你必须找到一个持久恒定的而且是有效理性的方式。所以创造幸福，第一你要理性的，根据自己的能力去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并且能够成就自己事业和生活的方式。
我现在一看到求职我就感觉到当年读大学的幸福，我在中大毕业的时候99人毕业，每个人大概可以写5-6个单位，我们那个年级99人有20多人到北京去，都去部级，统战部、中宣部，中央电视台那时候都被看不起。所以，我的学生就说老师你们当年比我们更幸福。我说不能这么看，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人才匮乏的时代。现在是社会转型期，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社会转型期的直接需求实际上是脱节的，培养出来的人没有人用，需要的人才没有人培养，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一大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教育是一种落后的传统感念，叫“应试教育”，中国人会考试，但不会干活。我现在的所在的清华大学分配的是全国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工科学校崇尚实用理性，培养出来的人做试验多，好用。所以，创造幸福一定要这样的，社会是这样的，教育是这样的，每个人自己也是这样的。你要选择最适合你自己的，成就你自己的方式、道路。我经常跟我的同学们说，你要知道你自己能干什么，你自己有几斤几两，你是一个什么方面的人才。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会给你建议，我觉得你可能做什么更好，但是我绝对不会限制，因为你的选择是有自己的理由。
2、创造本身就是幸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把创造幸福过程中的痛苦和艰难感到不可忍受，其实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我在08年暑假去参加剑桥大学校庆，我在那里接触到了很多煤矿老板的儿子，可以说10个有9个都是不能成材的，都是讲享受。后来碰到一个小男孩，他问我是不是要去买东西吗，他开车送我去，他开着一辆宝马。他说我知道你们对我们煤老板的儿子都有偏见，他说我现在就是在尽力地改变你们的偏见。他承认10个煤老板的小孩7、8个都不着调，留学了3、5年英语还说不成句。一天到晚吃好的，到处玩。煤老板的钱是很难想象的，车尾箱打开里面是成堆成堆的钱。那个小孩说，因为这些老板的小孩们家里条件太好了，要什么有什么，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还值得干什么。他们在国外留学都不住学校宿舍，都住宾馆。后来他说我一定要做回自己。我说孩子你这样是有希望的，因为父母创造得再多，那不属于你的，你要做“富一代”，一总比二好。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按照哈佛大学历年来最高的学费，然后再按照读到毕业能读的最长年限来计算，留了一笔钱给自己的孩子，其他的钱一分钱不给，这就是外国父母的做法。
人到中年，开始接近晚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幸福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回忆。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你就会幸福，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创造，你的回忆就会很苍白。你做过什么，你走过哪条路，趟过几条河?你都没有。假如你的生活很苍白，很空洞，老了以后没有东西回忆的话，可以断定你得老年痴呆症的几率会比那些有回忆的人要高得多。现在有的人非常暴躁，就是因为过去的生活越简单，老年的生活就越单调，越单调就越急躁，尤其是在更年70岁左右那段时间。所以一个人的克制力，一个人的调整生活的能力与他的生活经历是成正比的。经历了痛苦，经历了严寒的人才知道的春天的温暖，经历了痛苦才知道快乐、幸福感受的珍贵。心理学有一种说法就是心里落差越大，人们记忆越深刻。
3、学会创造幸福
有个老板说，万老师我最近烦得很，我说你怎么烦呢?生意出毛病了?他说没有，我觉得没有成就感。我说你是真想成就感还是假想成就感，你是怎么理解成就感的?他说像我这么有钱的人北京实实在是太多了，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我想做点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说你想做什么事?他说我想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或者有一方面的人能够承认我，能够知道我有大钱。他有钱了想要人家知道，因为你的钱太多，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就等于没钱。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就讽刺说，只会挣钱、藏钱而不会用钱的人肯定是有毛病的人，因为这样的钱就是不结果的花，好看不中用。我跟那个老板说，你要成就感可以，你要多大的成就感?他说中等的，我说中等的你拿3000万出来去建20所希望小学。每一年你知道他最高兴的事是什么?老万我这几天没时间陪你吃饭了，我要去开政协常委会。因为一个老板到了一定时候5000万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没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有成就感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创造幸福，除了创造钱、创造物质条件以外你还要创造幸福本身。我觉得我那个朋友也很会创造幸福，我说你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你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你希望你自己有点成就感，让人家知道你有钱，让人家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北大、清华每年都有几十亿的捐款。为什么?老板愿意捐。而邵逸夫先生和李嘉诚先生两个人完全不一样，李嘉诚是华人首富富、亚洲首富，他捐款是不署名的，像北大的图书馆，他捐了几个亿但图书馆上面看不到他的名字。但邵逸夫先生每次只赚1/3的钱，学校再补1/3，地方政府再补1/3，他的条件是你一定要到楼上搞“逸夫楼”三个字，所以全中国的学校到处都是逸夫楼。事实上，教育部的统计表明，李嘉诚先生的捐款不仅是邵逸夫的几十倍，而且是所有捐资中国教育的人当中最高的，第二位比他差好远。我们不能简单的说邵逸夫先生想出名，这是他想获得成就感，想让社会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回报这个社会，这就是创造幸福。所以创造幸福不能简单理解赚了很多钱，赚了大房子，交朋友也是创造幸福，一个人的朋友越多你的生活就越丰富，中国人讲“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我还有一个经验可以让大家分享，我经常做饭，我从11岁起开始做饭，一直做到现在，做了几十年了。我结婚的时候我母亲说本来想到你结了婚可以不做饭，没想到你还在做饭。其实她不知道做饭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幸福。我一边做饭一边哼着小曲，别人做的东西不合口味，我自己做的很合口味，吃的香。做饭本身的过程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所以我的邻居说你一唱歌我就知道你在做什么好吃的，歌声越高今天的晚餐可能越好。就是这样一件很辛苦的家务活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快乐的东西，这就是创造幸福，是一个广义的理解。
三、 如何分享和享受幸福
1、要学会享受幸福
第三，如何分享和享受幸福。幸福不能独享，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说了，食可以独吞，幸福不能独享。享受幸福是现代人特别是我们现在中国人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我们社会最痛苦的是做不成蛋糕，或者蛋糕做不大，就是不会创造幸福。现在最痛苦的是蛋糕做大了没有分好，不知道怎么分享这个蛋糕。也就是说我们会创造价值了，现在到很多地方你都觉得自己特有钱，我到印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千万富翁，百万富翁，遍地撒钱，感觉很好。但是中国现在不会分蛋糕，而且没有分好，有些人撑死，有写人吃不完，丢到马路上，丢到垃圾桶，另外一些人吃不饱，吃不到。最最痛苦的是蛋糕做大了，做好了，忘记吃了，结果被邻居拿走了。现在美国人就在吃我们的蛋糕，美国人消费是用中国的钱，这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最痛苦的事情。
很多人都对中国提出一个问题，国家有这么多的储蓄，有这么多的国际借贷，为什么不把这些借贷资本转化为国内的生活资源，让国民住更宽敞的房子，享受更好的医保，受更好的教育。我们广州是大都市，大家可能感觉不到。几年前我到宁夏银川讲学，那个地方比较落后，每隔两天才有飞机到北京。我讲学以后，第二天没有飞机，到第三天才有飞机，邀请方就带我到处去看，最后他们问我还想看什么，我说我想看最穷的地方，他们还犹豫了一下。我说我又不是记者，也不是领导，我只是一个做伦理学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永远站在富人的旁边，而伦理学家永远站在穷人的身后。我说这是我的职业，如果哪一天伦理学家对穷人失去了感觉，那这个学问就没法做了，所以我要看看，我要增加我的敏锐性，我要感受感受。结果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很穷的地方，那里是根本没法想象的。一家四口人没有碗，只有一个很大的树兜，挖了五个窝，中间一个大窝，旁边挖了四个窝，饭熟后倒到窝里，一家四人人围着窝吃饭。我说如果再多一个人怎么办?他说那我再挖一个窝，实在不行再找个树兜再挖窝。我看了以后当时非常难过，我们在一片蓝天下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生活，为什么他们还过着那样的生活。现在在北大、清华你会发现很多孩子营养不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吃荤菜，老是吃咸菜、喝稀饭，啃馒头，所以清华大学每年用将近600万钱补助这些孩子。北大、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但这两个学校的学费是最低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不要让那些有天才、有才华的人，不管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失去教育的机会。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体制的，或者其他道义的帮助，但还是有这样的人。如何享受幸福，看起来是个人的事，但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事，我刚才说我们这个社会现在还不会享受幸福，把蛋糕做大了却不知道怎么分着吃，而且最痛苦的是做好了放在那还没有吃，忘记吃了。有的工作狂就是这种干劲，一天到晚就是上班创造创造，他都不知道创造了干什么。
搜狐的老总张朝阳有一个爱好就是爬山，他爬了很多很著名的高峰。他说登山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攀登的感觉使你能够加深你对人生的体会，其实人生就是一步一步朝着更高的地方爬。登山的感觉艰难危险，然而充满着快乐，登上顶峰的那种感觉，你花多少钱也不卖。第二是登山可以从日常紧张的工作中摆脱出来，有一个彻底的放松。使自己跳出过去的工作场，站在远方去回眸工作的状态，工作的场景的，然后再反思我值不值得再干下去。像张朝阳这种做法是非常好的，大多数的人是日常工作不断重复，不断重复，反复的工作就是为了这样生活，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到芬兰去访问的时候，约好了2点钟芬兰的文化部长接见我，但是到了2点就只有一个小姑娘在倒茶，后来倒茶的女孩说我就是芬兰的文化部长，让我很吃惊。后来跟我同去的朋友告诉我，她是2000年的芬兰小姐。我说参加选美的小姐怎么能当文化部长呢，太不严肃了。他说万老师你不了解芬兰，芬兰最珍贵的不是当官，不是部长、总理。他说我们政府总统、总理和三分之二的部长全是女的，男的不干，连国防部长都是女的，我说这是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我们芬兰人最高的价值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他说“阳光”。因为芬兰在北极，一年超过6个月的冬天，所以芬兰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那么大的国家才几百万人，开车到邻居家要十几分钟，到了大冬天根本开不了车，所以，很多芬兰人是被憋死的。你天天坐在家里怎么过日子?所以，芬兰人对阳光的渴求是最高的，芬兰的男人都在马路边上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喝啤酒、晒太阳，把管理国家的大事交给娘们处理。早几年印尼海啸为什么死那么多北欧人?他们都在海滩晒太阳，中国人就在印尼的商场里，所以海啸中国人死得少，大家对生活和价值的追求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大部分人还不会享受幸福。有了钱就花天酒地，找二奶、找三奶、找四奶、找N奶，社会风气非常不好。有的人认为买高档化妆品、用名牌、坐豪车、吃好的就是幸福。我现在对这个社会的状态非常忧虑，有一项调查发现，北京的高校有50%的女学生愿意被包养而不愿意自己去找工作。现在找工作确实很难，这我能理解。但是，是不是因此就这样绝望了，把被包养看作是一种幸福生活的捷径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2、幸福不能独享
还有就是幸福需要分享。分享有两个好处，就社会的角度来说，幸福的分享程度越广泛，说明这个社会越公平，秩序越好。反过来，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公平。比如说社会的资源分享，少部分人垄断，多数人沾不到边，这就很麻烦。我搞教育的，我知道教育资源分配得非常不好。从社会角度来说，能够享受充分的教育资源是能使公民感到幸福的。但是现在考大学都是很麻烦的，譬如中大在广东，所以它在广东的招生比例大，而且哪个地方的高校多，这个地方的孩子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大。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按照2010年的数字北京要招61000多个大学生，然后2011年北京市能够毕业的高中生只有57000多人，什么意思呢?还有的学校招不满。而河南是全国最大的省份，却没有一所985高校，只有一所候补的211高校郑州大学。河南的人口是我的家乡湖南人口的一倍，但是我们湖南的高校还很多，211高校都有4-5所。河南是中原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个教育怎么这么落后呢我就想不清楚。在清华的招生中，同年同一个专业的学生分差可以差到90多分，这也体现出教育区域性的不公平。
所以，从社会的角度上说，让公民尽可能公平的分享，或者尽可能普遍的去分享一种社会资源所带来的幸福，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际幸福是有比较指数的，封建社会的农民为什么造反?因为他觉得被这个社会抛弃了，与其让你抛弃我，不如让我抛弃你。如果社会抛弃了民众，那么民众会反过来抛弃社会，而革命就会发生。经济学家有一个指数，如果基尼系数超过0.45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进入不稳定的状态，如果超过0.6社会就处于动乱状态。基尼系数超过0.6就说明这个社会极度不公平，有一部分社会公民必定要起来抛弃这个社会，抛弃这个政府，甚至这个国家。
我们不会享受幸福，只知道天做蛋糕，不知道做了以后吃，吃了以后再做，吃的时候看周围有什么人大家都吃一口，不能自己一个人独吃，这是一个社会管理艺术问题。所以，，对于今天的广东和未来的广东来说，所谓“幸福广东”实际上最大的问题不是创造幸福生活的条件，而汪洋书记说的，幸福是让所有的民众感觉到幸福，而且要更给力，更持久。让他们作为幸福的享受主体，让创造主体享受幸福。实现“幸福广东”这个目标最大的任务是要怎么让广东群体民众，或者广东的群体民众能够享受到幸福，能够合理的分享幸福的成果。“创造幸福”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对广东来说可能已经解决了，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把蛋糕做大的办法，把蛋糕做大的方法，现在的问题是学会怎样分蛋糕，政府作为分蛋糕的应该有这样的立场，政府应该拿最后一份。美国著名伦理学家、政治学家罗尔斯提出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就是分配怎么达到最公平?最好的方法是让分蛋糕的人拿最后一份，他如果分得不公平他就拿最小的一份。所以，他为了自己拿得跟第一个人的一样，他一定要用线拉，用尺子量，分的非常非常的匀称。这样第一人和第一个人拿的都是一样的。政府作为分蛋糕的人就应该最后一份。
现在很多人对国家垄断土地，垄断土地收入，而且把土地拿来了以后不是反馈给民众这些事情很不满意。比如我们刚才说的山西煤矿，煤矿资源在《宪法》上规定是国有的，你不能说煤矿在我家后门口，我就去开采，我就来致富。在美国就不是这样的，美国一片一片的森林，到处都是森林，但是美国人很奢华，壁炉烧的木头都很精美，那些木都是进口。他们就是一个简单的孩童心理，先吃其他人口袋里的糖，把别人口袋里的糖吃完了，到最后别人就会去求他们要糖。所以你们看美国本土的石油、煤矿、森林资源的开采都是有非常多的约束，很少开采。我们中国人就只会把自己掏空，比如说稀土，那么便宜卖出去，日本人就全储存在那。稀土资源会越来越少，我们拥有的稀土资源实际上只占全球的25%-30%，但是，现在全世界的稀土90%是由中国供应的。过了若干年我们就没有供应了，挖完了，因为所有的地球的矿产资源都是有限的，它总有一天会没有的。这是一个问题。
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目标要与公民的幸福目的一致
最后，我给大家讲讲国家幸福和公民幸福为什么必须一致。这里面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和社会有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目的和共同利益。我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和社会以社会的方式生活，就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有两个优越的方面：
第一，安宁。就是说它能给我们安宁，也就是说它与我们每个人孤独的生活相比，他能更安全。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独立的生活，就像北京山顶洞人一样，面临很多风险，自然灾害，其他的野兽，我们人类在所有的动物中间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单独的个人生活面临很大的风险，我们的原始祖先实际上是很短命的。我一个人只能打一只兔子，打不下老虎，但是我一群人可以干掉一只老虎，我们用社会的方式生活可以更加安宁，比如抗拒自然灾害，抗拒风险，与其他动物类的竞争，我们用社会的方式，处于更优越的地位。
第二，用社会的方式生活使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有社会才有分工，有分工社会的生产力才能提高。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分工是最合理的，所谓男耕女织，你耕田来我织布。社会分工实际上是按照每个人的特点，或者说是每一类型人的特点来发挥你的长处。比如说让男人织布笨手笨脚的，一天织不了半尺。让女人织布心灵性巧可以织很多。所以，整个生产的效益就提高了，你织布织得多，我耕田耕得多，然后我们交换，我拿粮食换你的布。社会就繁荣起来了。所以社会分工是符合道德的，没有社会就不能够分工，只有社会化才能组织化，才能实现分工，有社会合作才能做出大蛋糕。首先我们每个人无论多么聪明，多么强有力，实际上能力都是有限的。这是人类自身的脆弱性，没有个人是万能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都不能独立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如果失去了别人的帮忙和资源，你的生活实际上是有欠缺的。其次每个人必死，人不能万寿，这意味着人创造的价值不仅仅是你自己独享，你还要繁衍后代，你具有所有生命的一般本性。每个人既是有限的，但又是最有野心的。就是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朽，我的自然使命肯定是要完蛋的，但我希望我的事业，我的血脉有人来继承，所以我要结婚生孩子。社会实际上更有利于我们的福利，也就是说以社会的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我们的自己的幸福。这是国家的根本目的，政府的根本目的。从根本上来说，代表社会组织和国家的政府应该是仆人，是保姆，我们才是主人，这个观念要树立起来。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幸福，如果它不能给我们带来足够的幸福，如果它不能兑现要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承诺，它不抛弃我们，我们就会抛弃他们。
这几年提出“以人为本”，很多人都对这个执政概念不理解，说这是能力概念，其实这是一个政治概念。要和谐社会要和谐发展，科学发展，首先政府必须要端正他的政治立场，以人民为本，人民是本，政府是用。也就是说人民的幸福是根本目的，政府只是人们实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手段和方式，这才是最根本的。我们总是把政府，或者把领袖看作是领导人，看作是指路人，看作是给我们的幸福的人，不是。所以有一种观点，我不完全同意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有一种看法是对的，政府必须要调整自己，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命题是最正确的，服务是政府的职能而不是其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怎么服务，那就得要问问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老百姓高兴不高兴。你要以这个为根本标志。由于我们过去古老的权利结构，各级政府领导都是眼睛朝上，对上负责，现在要转变过来，要把眼睛朝下，对民众、对你的国民负责。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例子，比如说政府做了什么事情，大家感谢政府，感谢党，其实应该反过来，应该要感谢人民。在国外你会发现，一个老太太过马路的时候可以对警察说“你好”，警察马上就来，毕恭毕敬的问老太太，我能帮你什么?我这个东西提不回去，你帮我送回去。警察就会赶紧送她回去。我缴税，我用税款雇佣了你，你就得为我服务。我经常开玩笑，什么时候在中国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官具有“民”的感觉，而我们的“民”具有“官”的感觉，那么我们的政治文明，我们国家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就真的到了一个新的让人满意的水平和层次。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现场互动
陈实：感谢万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讲。其实，万教授这些年的学问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既有形而上的思考，又有学术供其之右，既关注现实，又关注我们的社会。他是在这两者之间去对我们现代社会和现代的伦理进行不断的探索。同时也回答知识的合法性和文化的伦理性，从这里边来解说，万教授用非常深入浅出的语言给我们讲了伦理学“什么是幸福”的大道理。我记得好像在西方一些伦理学家，哲学家们里面讲“什么是幸福”就是从亚历德(谐音)一直问到现在。就像刚刚万教授讲的“何为幸福”?一万个人有一个万个回答，在哲学界里也是这样子的。
今天万教授讲了四个问题，一个是“何为幸福?”一个是怎么追求幸福。我觉得怎么追求幸福里边，他有一个自己的定义，就叫做理性的去寻找适合自己、成就自己的，恒定的，持续的稳重生活。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创造，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接下来万教授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分享幸福和享受幸福。幸福到我们门口的时候我们还不太会享受。万教授告诉我们幸福是不能独享的，你在创造价值的时候，同时要学会去享受这样的价值。有一个标准就是社会的分享度越广泛，那社会就越公平，那幸福指数就越高。最后，万教授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有限的，都需要别人，所以用社会生活的方式它会更安全，能获得更多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幸福。
第二个我觉得特别有启发的是政府是人们去实现幸福的工具，政府应该是佣人、仆人。嘴巴上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为人民币服务，政府不能这样的。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应该是鱼水关系，不要成了油水关系。万教授从“幸福广东”的概念出发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幸福，非常感谢万教授。下面我们按照论坛的惯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提问1：万教授你好，刚才您提到追求幸福，我认为追求幸福有两种方式，刚才您提到很多的是外求幸福，对外追求幸福，这可能是西方的一种方式。中国追求幸福的方式是内求幸福。我想问一下现在有一个幸福指数的调查，就是幸福感最高的国家不是物质丰富的国家，而是一些宗教性的国家。我想问一下万教授“宗教和幸福”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的关系。
万俊人：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中国大使馆的朋友经常告诉我，印度人他们经常吃的剩饭剩菜，倒到桶里面马上就有人吃。但是，你知道印度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家知道泰姬陵的墙壁是大理石的，先前有16种宝石，密密麻麻的，而且有的宝石里面已经松动了，用指甲是很容易剥出来。但是很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去剥过那个宝石。有的人讲泰国的很多建筑是金的，而且不高，很容易被偷的，但是没有人去偷，这就是宗教的力量。
宗教有另外一种理解，说宗教谈不谈幸福?谈，宗教里面也谈福。比如说我的一位台湾朋友，他主张人间佛教，也就是说佛教不能不管人间烟火，他也要管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教也很入世，他自己就很入世，他是国民党中常委，而且他在台湾的经济事业做得很大，在日本都有房地产。大家给他取了几个外号，一个说他“政治和尚”，一个说他“经济和尚”。宗教也入世，如果就宗教本身来说，它不谈论人的幸福，或者说它不能谈论此时世俗的幸福问题，它谈论来世和天国的幸福。所以，它是超过经验的。你说的这个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宗教对人类自我调整自己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缺少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不同于其他的物类，我们的生活很大部分是由我们的精神和信仰构成的，人是最不安分的动物。我刚才说了，人其实都是必死的，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那怎么办呢?就通过一种寄托方式，相信有来世有天国，再活一次，其实所有人都有求生的欲望。所以，宗教是给人们一种想像和延伸自己欲望与需求的空间。你不能说像康熙大帝我真想再活五百年，那明知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可能是说来世我可以再活，或投胎，我还可以在天国再活。
我讲个故事，过去季羡林先生和我们北大哲学系的老领导冯定，冯定先生过去写了一本书叫做《平凡的真理》，这本书影响过一代人。一个是非常共产主义，非常伦理，一个是搞宗教的。两位老人刚好有一次住在同一个医院，冯定是六级干部，行政六级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他的级别很好。大家知道老人住院跟我们年轻人住院的感觉不一样，他有一种临终的感觉。所以，老人痴呆它为什么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他根本的问题，不是身体本身的问题，而是心理问题。我这次进来，是不是出不去了。他就么想，越想就越糟糕。你知道治病在咱们中医里面主要是靠心理作用。老人住院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冯定教授跟季羡林讨论一个问题，冯定说：“季老您会不会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像马克思说的，宗教就没了”?季老一生像诸葛亮一样平生谨慎，他不好回答这个问题。那时候的气氛还没有现在好，所以他就支支吾吾。
冯定看到季老有点犹豫，冯定先生说：“咱俩学诸葛亮和周瑜，把答案写在手上”。结果他俩的答案是一样的。都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其中一个就是道出了宗教的根本特点，那就是只要人的生和死的界限无法同通越，宗教就不会消亡。为什么呢?活着的人不知道死后的思想。但凡你知道了，你又没法告诉活着的人“哎呀，这有天国，我告诉你们很好玩”。因为你说不出来了，所以，生和死的界限过不去。宗教就是一座生和死之间的桥梁。只要你把死以后的事情解释不清楚，宗教就有存在的理由。无论哪个社会。所以这跟社会形态无关，而跟我们人类的精神、想象和我们的生存欲望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本身是影响最广泛的。所以他讲的幸福不是此时此刻的，而是彼时彼刻的，超越了未来。
我讲这个故事，就说他讲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幸福，他不是不讲幸福。但是他反过来，因为有这种力量的约束，所以你会发现教徒他有崇敬心，有恐惧心。比如说害怕惩罚，下地狱。读过《古兰经》的人就是知道。我读《古兰经》的时候，脊梁骨都发凉，一下去下地狱，那十八层地狱吃什么?你吃的是石头，我马上觉得牙齿不舒服。喝的是脓水，我当时的感觉很恶心。我想《古兰经》怎么这样的，后来听说是北大哲学系的马兰翻译的。我说马先生，你就不能找一点好听点词吗?我读起来牙都疼，你吃的石头，喝的是脓水，我的天啊，它给你带来恐惧，但这种恐惧是必要的恐惧。所以人不能无法无天，不能太狂妄，必须要有所敬，有所畏，所以敬畏用我们儒家学说来讲是做人之本。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恰恰给人们提供敬和畏的一种依据。有助于更好的珍惜现实的幸福，但是它本身不谈世俗的幸福。
陈实：万教授刚才说的这段话其实很简单，叫做“有敬畏就有幸福”。但是现在的敬畏感几乎没有了。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丢了很多很多的传统，丢的最大的一个传统就是敬畏。
提问2：万教授你好，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不同的，每个人的幸福感也是不同的。我们现在看到，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的一个堕落，那我们应该靠哪些人去改变它?怎么去改变它?
万俊人：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前不久在郭明义的座谈会上，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们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道德问题，就是人没有敬畏，而且基本的崇敬之心都没有，就是太过于冷漠、过于模糊。你现在做个好人比做个坏人要难的多。我有一个叔叔，他过去在河南的一家集团公司做到副总的位置，年终分股，给他分了30万。我叔叔是一书呆子，他说：“你给我的工资已经很高了，我不要”。但隔了几年他就被降为一个部门的副经理，到前不久退休，他就是以普通职员退的。后来他很感慨。我就跟他说：“你拒绝要原始股的时候，你对其他的人是一个危险”。你没要，别人会想说不定哪天你会告我，所以人家就都提防你。他说“我没那个意思，我去告人家干嘛呢，人家给我一份工作，我在里边干的很好。我不要，是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要，我觉得我的工资已经够了。而且我也不懂股票”。他是真正不得不想，我跟我们老总说：“我不知道这事情，我没看见，也没听见”。但是，你这么说人家还是不放心。要是哪一天我批评你严厉了，你把这事抖出来，那我不完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像类似的事情很多，你在一个部门做一个好人比做一个坏人要难。
我们过去的社会如果有一个英雄，有一个先进，我们投去的目光都是敬慕的。现在像咱们班上，同学们做了一件好事，别人就会挖苦的说：“雷锋到我们身边来了，大家看啊”。做好事的人不敢做了。现在，做好事，做好人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文化道德文化气侯不好。如果英雄好人招到奚落，而坏人招到吹捧，说这人了不起，就像凤姐。如果脱衣服比穿衣服更受到人们推崇，那这个社会会怎样呢?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今天的中国，我不担心它别的东西，只是担心它巴比伦文化。
我们知道有四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埃及是最古老的，第二是巴比伦。它的历史比我们长，它的辉煌是我们不能比拟的，但是它是最短命的。为什么呢?查理大帝很多年以后去看巴比伦的遗址，他说了一句话挺耐人寻味。他说：“巴比伦必定会灭亡”。这什么意思?你读查理大帝的一些东西一看就会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民族是一个颓废的民族，它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来说是一种败诉，不消除它人类都会变成跟他们一样“今朝有酒今朝醉”。巴比伦因为它处于地中海、欧、亚、非交汇的地方，所以，他是最富裕的。巴比伦人满身都是钱，那么他们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产业大部分是巴比伦人的发明，像赌、黄、大部分都是他的发明。
我们说古希腊文明发明，我们有四大发现，没有火药的话，现在导弹针怎么搞都不知道，指南针、航海怎么搞也不知道。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又发明了哲学、奥林匹克运动员，我们现在还在搞。所以，希腊人的发明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关乎人的精神，一个关乎人的身体。古希腊哲学全部的精神就是一句话：“高尚的灵魂育于健壮的体魄当中”。就是说，高尚的灵魂要有一个健壮的体魄，身体要好，精神也要好。现在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一个典范的群体，他们要有“出淤泥而不染”，要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这种精神。所以，我比较佩服现在的道德英雄或者道德楷模，有的是很平凡的。我知道郭明义他都没穿过一件好衣服的，但是，他每年献血、捐东西，他令我非常感动。
还有我接触的另外一个人叫陈光标，上次在无锡开会的时候，他跟我讲：“万老师你看我捐了多少钱，我都有记录的”。一张一张的记录了。陈光标捐的钱肯定郭明义多很多，但是陈光标他做好事就是一定要让天下人知道。他每次捐钱实际上捐了还不到1/3，但他一定要写上捐了1/3，我觉得这个很过份。我比较佩服郭明义他虽然捐的没陈光标多，陈光标他一捐就是几千万。但是你如果把追求荣誉和奉献于社会把它关联起来，那你本身的社会力量就大了起来。所以，从伦理学角度来说，我认为郭明义的力量远远大于陈光标。我们的社会就缺乏这个。过去像北大、清华有人讲“从我做起”、“现在做起”，但是你知道在今天非理智化的社会里面，商业化、世俗化太厉害了。
所以，知识分子或者青年群体他不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么有力了。就像说季羡林写文章，或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他也没有什么力了。所以现在高贵的高贵不起来，你再高贵也把它俗化了。赵本山就是一个典型。他俗话的力量像一个魔力一样，什么东西都在调侃之间玩弄。所以，为什么中央提出反三俗呢?俗话的一个总大毛病是让整个社会吸取一种基本的认真精神、严肃精神。一切都在玩弄、忽悠、调侃、恶搞。所以，像现在的很多文字，“给力”、“搞定”这都很不文雅的。像“搞”我们基本上是不说的，除非一定要用这个字我们才说。你看现在都已成为了课堂语言了。我有的时候要到网上学一些语言你，你比方说“给力、哇塞、太窘了、杯具”。你看“悲剧”这个词是什么呢，是有人打“悲剧”结果把它打成“杯具”。
作为一个文明记事的汉字都被俗化，被调整化，实际上我们的文明现在已经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了，已经处于很危险的地步了。所以上次中央提出反三俗的时候，有一次我开会，我对我们的文化部部长说：“过去像王朔他们写小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太俗。那是王朔挑起的，到现在春节晚会赵本山俗到什么程度，此去省去多少多少字，这个最早不是他的发明，为什么?因为他有影响。92年的时候，就有大量的此去省略600字，那时候是学《金瓶梅》意思是说我这个场景就不描绘了。但是，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却没流行起来。但是赵本山在春节晚会上一忽悠，现在很多人给我发短信：“万老师，祝你愉快!此去省略5个字”。 这说明他已经流行了。所以我们社会需要英雄群体，然后我们这个时代是最难容忍英雄，少给英雄以立足之地的社会。这就使我们拥有5000年文明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们谈论“幸福广东”的时候，我们要超越精神宗教。
提问3：万教授您好，听了您的演讲我感受很深，能向你请教我感到很幸福，能听到掌声我觉得更幸福了。我觉得幸福是一种感受，应该说是一种抽象的，但是具体来说，我觉得幸福也是很具体的，很现实的。像汪洋提出的“打造幸福广东”，他是作为政府机关、政府部门提出来的。国家不仅有政府机关，还有大学和企事业单位，那么我想请教万教授一个具体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除了用具体的现实给职工提高经济待遇之外，还有什么能为我们企业的职工创造更多的幸福?
万俊人：我跟企业家接触的比较多，跟企业家也讲过很多课。企业家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特殊的地位。对价值的创造直接通过无数个企业体现出来，现在中国的企业全世界无孔不入，最近，有中国企业到南千岛岛屿去投资了。这个问题很恼火，俄罗斯没钱，中国是有钱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要分享幸福，就是这样的。企业很重要，企业家也很重要。我经常说企业家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因为企业家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角，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这台戏演得好坏，作为主角的你们这个表演是很重要。像在北京，他们有很多的俱乐部，过去的俱乐部大部分是享受型的。
但是现在我发现有很多文化俱乐部，比如讨论中国瓷器问题，我们怎么建立一个纪年会，现在企业主要是考虑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确实钱多了。17、18世纪的英国的企业家，当时马克思说他们黑心，每个毛血细胞都流着工人的血，自私、贪婪、心地也不好，卖棺材的希望天天都死人。但是你看今天的伦敦，伦敦在17、18世纪是一个工业作坊的手工厂，相当于咱们的中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很漂亮，但是不够雄伟。我上次在咱们城市论坛中谈到这个问题，苏格兰银行的经济学家他到剑桥看我的时候跟我讨论，他说：“全世界他最喜欢四个城市，像北京、巴黎、圣彼得堡这大的城市”。我说：“你为什么不喜欢伦敦呢?”他说：“伦敦不行”。他的理由是惟有这四个城市堪为“帝国的首都”。伦敦连搞一个检阅的地方都没有。不像我们的长安街20万、30万部队走过去都没有问题。法国有香舍里大街，圣彼得堡极其漂亮，很有帝国风范。
现在的企业家到了一个很关键地步，有的人说中华帝国重新崛起，它的脊梁是大量的企业主体，因为现在的竞争主要是实业的竞争。现在中国有几个很重大的群体，一个是企业家。实力最后怎样体现出来?要靠元帅和将军打出来。真正的军舰要保护，如果你天天去搞偷渡，搞走私，那就完蛋了。军舰必须是打仗的，不能走私。在这个意义上企业要怎么幸福呢?你不能说光给工人提工资，但工人的工资是很重要的，但还有一点是你要建立自己企业的文化。日本的企业管理是比较成功的，现在德国人都学日本。它有两点，一个是红包制，就是说它工资以外有一个红包制，而且这个红包制工人相互之间是不知道的。所以，日本企业工人的平均义务劳动时间不超过2-3个小时。所以，很长时间美国人不清楚，认为日本人在美国倾销他的汽车。因为，按美国人对一辆本田的价格计算的话，是连成本都收不回来的。但日本人说，我挣了钱，你可以查我的财务。一查真的挣了钱。我不是倾销，我是竞销。为什么呢?因为每一辆本田汽车的劳动量算计实际上是不充分的，还有一些义务劳动量是没有计算成本的。
另一个企业文化，就是包括企业忠诚和职业道德。过去我们很多人说玩虚的没意思。但是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老板，尤其是企业越做越大的时候，当你超越家族史企业，超越地方式企业，成为国际的企业、跨行的大企业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关键人才，结果因为工资问题被别人挖走，那完蛋了。一个人掌握的技术就决定你这个企业的生死，那风险很大的，人家挖走了一个人，你就完蛋了。就像现在大学里面的挖人一样，你挖走一个普通教授没关系，挖走一个关键性的人物那整个学科就完了。所以，季羡林先生去世以后，就出现了从此人文无大事。我们的社会俗文化，是一个需要智人，但没有智人。需要大智，但不产生大智的时代。所以，现在是军事论战“各领风骚三五年”。幸福从一个企业文化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的企业文化让人感觉在你这里工作、生活、发展是前途的，是很重要的。这大概比你多发工资，多发奖金更重要。
提问4：万老师你好，我作为一个学生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觉得哲学听起来让普通老百姓感觉到高深，但哲学是一个好东西，那如何使哲学平民化，使其真正服务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呢?
万俊人：不是哲学服务于群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你像希腊人每个人都是哲学家。2000年奥运会在希腊举行的时候，雅典很多的市民在奥运会主办期间开车出去旅游，而不去看奥运会，很多人不理解，你不看奥运会，跑出去玩。但是希腊人就觉得看热闹还不如一种宁静的生活。享受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实际上希腊人非常哲学化，西方人也很哲学化。所谓哲学，其实它不是很高深。它什么东西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就讲理。但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你要想想这个道理在哪里，我觉得是有道理我就做，没有道理的就不去做。过去我们讲，哲学要服务大众，其实这个话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的。其实，哲学就是生活的本身，哲学在希腊人的说法就是智慧和爱。
我的师弟在美国找了一个女朋友，他们两个都学哲学的，他俩的名字合起来叫做哲学。哲学就是爱智慧，爱智慧是每一个人的天性。什么叫智慧呢?过去有一个比喻，智慧是酒，知识是水，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只有喝过之后你才发现，一杯无色无味，一杯无色但有味，那有味的就是智慧。在打个比方，什么叫知识?就是“1+1=2”。什么叫智慧?“1+1”在某些情况下等于1，比如说结了婚合二为一，他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但是，前提先承认“1+1=2”，然后说在某些条件下“1+1=1”这是什么呢?就像我们我们爱臭美，爱钱，但是一爱指挥。每个人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本身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其实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家庭贫困的时候，她们要筹谋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她必须考虑生计问题，所以她们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而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把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把它抽象化，然后推出一个公式来。
陈实：万教授的意思是要学好哲学就要谈好恋爱。刚才提了四个问题，我觉得在这个上面的提问都很重要的，一个外求幸福和内求幸福的问题，它是把哲学和宗教给联在一起思考。第二个是价值缺失的问题，刚才万教授说了他自己的看法，我也提两点小小的看法。第一点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像万教授学习。学什么呢?万教授实际上关心四大领域，在伦理学领域里面他关心四大伦理。第一是经济伦理;第二是政治伦理;第三是普适伦理;第四是伦理的现代新问题。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搞懂价值的含义。第二要创造，我们现在的创造还不够，只会创造“八荣八耻”，不会创造别的东西。哲学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有新的体系，新路子。都应该像万教授一样，有更多的人去创造价值。
我记得美国有一哲学家曾经讲过一句话，300多年来多的是政治哲学，没有发展的是道德哲学，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伦理学，我觉得这是价值的问题。企业幸福的问题，万教授讲到了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我觉得有四点。
第一，企业必须是战略型的企业，要有战略性的思考，我们广东企业家很大，但是最缺少的是战略型企业家。第二你要有企业精神;第三你要有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最本质的，不单单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幸福和公平为核心的以人为本。我觉得这样的企业肯定是幸福的，也肯定是发展的。第四是关于哲学服务的问题，我觉得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能够为改革开放服务，广东做得最好，每一个改革的行动后面都站着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思考。在长春第一次三峡会上，我们的社科院提出“广东的现代化离不开广东社科院”。这就是力量。那么，现在在轮到我来问万教授，我代表大家问万教授一个问题，请万教授用非常简单的两、三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叫文化?
万俊人：咱们古人都说：“以文化成天下”。文化就是不野蛮，摆脱野蛮的状态。所以文化说不好的，不是你有知识，有水平就有文化。中国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摆脱一种愚昧和野蛮的状态，这个叫文明，也叫文化。
陈实：感谢万教授关于什么是文化的71种回答。我送大家四句话，叫做：“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魄要健康。自由其思想，思想要自由，要敢想敢做，要解放思想。严明其纪律”。有些纪律还是要遵守的。
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身心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