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2年的新春钟声即将敲响，如同所有准备辞旧迎新的人们一样，中国伦理学人又要开始新一轮春秋笔画了。回首即将过去的一年，伦理学在中国或在世界虽不乏善功，却多有未逮。她的话语似乎很少也很难进入——更遑论融入——诸如“元宇宙”、网络信息、基因编辑、AI智能人……的科技伦理讨论和诸如生态伦理、人口伦理等前沿应用伦理学的主流话语；而在国家“精准扶贫”、“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国际阿富汗“停战”、“撤军”、中美紧张冲突、世界“人权”争论等重大时代性探究与对话中，她的理论和论理方式也似乎没有显示应有——更难言足够——的思想力量。

承认伦理学现实窘迫并不尴尬，更何况，这种窘迫也不仅仅属于伦理学或者是某一个人。面对当前“紧急事件”频发甚至危机四伏的时代和世界，几乎包括学人在内的人们很难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更多的是窘迫与惊慌失措。窘迫缘于自身的内在能力难以应付外部的挑战，而从容则来自基于坚定自信的心态。从容不迫是我们这个时代较为稀罕的精神心理资源。因为稀有，所以贵珍。着眼2022年或者更长远地说，我们面对的时代性伦理学课题不仅不会减少或挑战难度降低，而且还会不断加剧繁衍，更为复杂尖锐，需要我们以更强的心力去正视、思考并探索解答之方和解决之道。答案未必是终极真理，也不存在任何终极真理和终极答案，可解释和解决新问题的论理方法、理论路径和可行方案都是开放的。

造成我们窘迫的原因有许多，最重要的两点是：其一，我们的伦理学如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源自我们对人类道德生活世界之常态的一般思考和推理，面对非常态或紧急状态，难免惊慌失措，不堪应付实际突发的紧急需求或特殊吁求；其二，在一个开放的、在相当深刻而广泛的程度上已然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和时代，任何关于中国的伦理学思考，都必须在“中国与世界”——或者说“中国暨世界”——的语境中展开，否则，便难免失之于片面，缺乏普遍有效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可信性。

基于上述考量，敝以为，对于中国伦理学人及其未来研究来说，最为紧要的是抓住以下关键：（1）科学认识并准确诊断我们这个时代和世界的伦理实在面貌、道德文化症候、以及它们的变速节律，以期真正把握作为时代精神与精神气质的新时代之道德伦理问题，这是直面当代道德挑战并解决道德紧要问题的前提条件。（2）跨出单一既定的伦理学知识体系或理论框架，借援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特别是它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实现内在的而非形式的跨学科联合，以改进伦理学自身，包括更新和改进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充实伦理学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甚至还包括改善传统的伦理学工作方式，非如此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新挑战。比如，拓展和改进我们的应用伦理学研究，特别是科技伦理的专业化研究。（3）在前两个基础上，大胆尝试伦理学的理论创新，甚至是理论范式和学术范式的创新，唯其如此，我们的伦理学才能从容应对新时代的各种常态与非常态下的道德伦理挑战，并在此过程中改进和完善伦理学自身的理论装备与技术条件。这是当代中国伦理学有可能真正展现其文明与文化特色，并立足于当代暨未来诸民族文明与文化之林的充要条件。

因此，面对未来，中国伦理学首先应该是具有作为时代精神气质（即古希腊哲学伦理学所谓“ethos”原始本义上的时代之“精神气质”）的文化价值与道义理想的表征，不仅能够充分有效地料理我们和我们生活世界的各种常态道德伦理问题，而且还足以应对各种非常态的道德紧急事件和例外伦理挑战。譬如说，面对突如其来的诸如“非典”、“新冠”、“逆全球化”甚或“反全球化”浪潮，中国伦理学能够发出清晰响亮的声音，提出具有自身“知识版权”和“理论原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方案，并能够展现足够充分的开放性和公度性。其次，走向未来的中国伦理学还应该是不断自我改进型的，这种改进不单体现为自身的理论与实践之有机结合，更表现为与友邻人文社会科学和前沿科学技术之间的交叉和相互攀援。易言之，她必定且应该是代表新时代的新理论、新道德和新希望。最后，面向未来的中国伦理学不仅属于中国，还应属于世界，她必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也要学会服务于人类道德事务，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文化纽带和基本价值导向，表达未来世界和人类的理想、信念、价值、希望。若此论不虚，则自然导出一个重要结论：对时代价值精神与道义理想的理解把握能力、对多学科交叉和现代新科技的知识学习与运用能力，以及对一切新课题、新技术的回应能力，将成为未来伦理学是否可能且有多大可能的关键所在。因之，除了必要的理论创新勇气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之外，学习与创新很可能是中国伦理学人必须承诺的两个最为紧迫的学术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