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解放广场，参加“胜利游行”的埃及民众正在祷告。 当日，大批埃及民众聚集在开罗的解放广场，举行“胜利游行”。新华社发（纳赛尔·努里 摄）

正当人们准备进入 “后危机时代”的时候，社会动荡却突然在阿拉伯世界爆发并蔓延开来。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人们反腐败、反专制的政治诉求，还是由于“脸谱”、 “推特”等新技术的出现，或者是因为维基解密提供的消息？

毫无疑问，一个复杂的社会运动一定有复杂的原因。政府官员腐败与失误，是导致突尼斯大学生小贩自杀的直接原因：信息新技术也确实改变了政治动员的模式，导致了全新的抗争形态。然而，这肯定不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全部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席卷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其实是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深化的表现。它标志着此次危机已经冲破金融和经济范畴，进入更加凶险的社会领域。全球危机导致失业率长期高企，减少了欧洲人的度假，使依赖欧洲旅客的突尼斯经济像沙滩上的房子摇摇欲坠。加之大量失业打工者回到本土，给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经济和社会以难以承受的冲击。在同样背景下，依赖旅游业和外出人员收入的埃及，也在劫难逃。

这次金融危机自2007年底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带爆发后，就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从核心区向外扩散，先是经金融货币渠道传导，引起冰岛破产、迪拜危机、东南欧震荡，然后开始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工作时间延长，社会抗议活动越来越多。链条总是从最薄弱环节开始断裂。在现行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下，高度依赖经济景气的旅游业显然是最弱的环节。突尼斯和埃及的依附性经济基础，在全球危机下表现得尤为脆弱。一旦国家的经济基础垮掉，建立在其上的社会和各种上层建筑，也将不可避免地坍塌。

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是“依附论”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中心一边缘”结构。西方国家处于体系的中心，支配着“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均具有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导致世界性的不平等，平时南方国家的依附型经济向中心国家输送大量利润，在危机时期，依附型国家就成为最早遭殃并受挫最重的国家。如果有必要，西方国家当然会转嫁危机。，据悉，动乱的避险需求已经推高美元汇率，使美元开始呈现升势。

目前，社会动荡正在向产油国家蔓延。许多舆论把关注的焦点引向社会治理的模式：民主或不民主。实际上，国王和酋长的国家还算稳定．而动乱往往发生在所谓民主转型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不仅经济上依附于外部，在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上也同样呈现出更强烈的依附性色彩——按照西方的所谓主流话语和理念解释自己国家面对的问题。这自然无法为南方国家在危机中找到一条摆脱冲击的道路。看起来富甲天下的资源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其实也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同样是依附型经济。因为作为国家命脉的大宗商品价格，仍操纵在掌控着各大交易所的金融资本手里。是把石油等商品炒上云端，还是打入深渊，全看国际金融资本赢利的需要。

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大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波次，是全球金融危机向全球社会危机传导的体现。由于现行世界经济体系内在的不合理、不均衡，使处于危机中的发达国家易于向南方国家转嫁危机。

为掩盖这不道德的转嫁机制和转嫁行动，几乎所有西方评论家都指向发生动荡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家的内部，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现行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类似批评指向的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道理是一样的。约瑟夫·奈在此次动荡中有了新发现：在信息时代，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最会讲故事的国家（或非国家组织）。看来，我们也要学会把发生动荡的道理说清楚的本领。不能让有嘴的苍蝇既能吸吮叮食，又拥有话语权，而每次倒霉的都是被叮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