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5月8日下午 ，由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新冠疫情与世界大变局”专题线上研讨会圆满举行。会议分“新冠疫情与全球经济、治理变局”和“新冠疫情与全球秩序变局”两个分论题展开。研讨会精彩内容将陆续在观察者网刊登，本文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在研讨会上发言，以下为全文内容。
【文/王湘穗】
我发言的题目是“走向多样性的世界”。讲三个看法。
第一新冠疫情正在改变世界。第二新冠疫情会怎么改变全球秩序。第三未来全球格局的走势和特点。
首先谈一谈关于新冠疫情正在改变世界。到现在为止，尽管这一次疫情感染人数并不是很多，死的人数也不是很多，但是对于全球造成的冲击很大，应该说是世界历史上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对于经济、政治、社会、文明习俗都会造成一种很深远的影响。
刚才陈文玲老师讲过基辛格的文章，我也看过了，题目就是“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的秩序”。可以说，基辛格的判断很绝对，原因在于他认为病毒侵袭虽然是一时的，但是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会持续几代人。因此他认为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
这次疫情，对于经济造成的动荡，已经跟大萧条差不多了；政治上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对立甚至冲突，虽然达不到全球军事性战争的水平，但是已经跟全球战争有一定的重合度，各个国家的总统和领导人都说自己是战时总统，希望要集中权力去应对；世界各个国家内部的裂痕也很重，全球化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导致疫情成为“穷人的瘟疫”；在文明对立、体制攻击、习俗妖魔化和种族的攻击方面，都出现了这种战争化的动向，华裔犹太化，西方政客继续操纵反华的议题，现在正在把一场人类和病毒的战争，变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这种迹象已经出现。
这种情况就说明，现有的全球秩序恐怕难以维系。主要的原因是，现有的世界体系对于目前全球的挑战是不适应的，由于现有的全球体系本质上还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体系，因此不可能提供全球公共的必要产品，能够有公平的分配体系，能够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大家合作抗疫。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新问题的时候，这个体系没有办法应对。
刚才陈文玲讲到的是五重危机，其中讲到了生态危机。如果我们看全球化的时候，把眼界扩展一下就会发现，这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跟生态破坏是有关系的。按照比尔盖茨基金会的研究，预测现在全球的病毒有160万种，现在我们了解的不过是3000种。地球生物圈存在160万种病毒，它们有自己的生物圈和生物链，但是人类的全球化侵入到它们的生物链里去了，这导致了瘟疫的大规模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冠状病毒的全球流行已经发生了好几次。最可怕的是病毒从生态层面，切入到人类社会层面。
总之，疫情之后世界将不是原来的世界，会重新大洗牌和大重组。现在一个怪现象是，“败疫国”集体清算“胜疫国”。我们把对抗疫看做一场人与病毒的战争，在疫情期间输得比较惨的“败疫国”，也就是一些在抗疫中表现不好的国家反而在批评甚至攻击“胜疫国”，要对成功战胜了疫情的国家进行算账。我觉得这是他们的短视和狂妄。自己国家的劫难还没有过去，就要找中国来算账。一些西方政客说，要等到疫情过了以后，好好跟中国清算。
我觉得更多的体现出一种狂妄，没有看到疫情将改变世界力量格局的这种变化。疫情既是原来已经发生的世界格局变化的催化剂，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新的拐点，这拐点不是一种速度的变化而是性质的变化，就是全球化的主导者改变了。
第二，疫情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秩序。目前的全球秩序，本质上是“美式全球体系”。美式全球体系，是在二战之后依靠美国的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来的，包括关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一系列的全球制度体系。在2008年之后，它已经开始出现了体系性的危机。新冠疫情重创了残存的美式全球体系，很可能导致“美式”全球体系的终结。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次疫情对于美国和“美式”全球体系来讲都是一个重大的危机，今天已经接近确诊130多万人，感染数占到美国全部总人口的千分之四，美国现在成了世界上病例最多、病亡人数最多、也是感染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对它的影响很大。
具体讲，一是经济元气大伤。各项经济指标都不好，已经出现了大危机，正在走向大萧条。
二是就是国内政治矛盾加剧。除了两党的竞争极端的激烈化以外，也出现了联邦政府跟州之间的宪政之争，包括反对州政府居家令的群众走上街头，众议院又在搞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特朗普的抗疫和救助计划，把特朗普又推上审判台。
三是美国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现在有统计，美国的黑人和拉丁裔死亡率非常高，纽约占到61%，芝加哥占到74%。特朗普政府废除了奥巴马的全民医保，使得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险看不起病。这次疫情也在加速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也在强调阶级矛盾，使美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四是美国被迫全球收缩。虽然不是从疫情之后开始的，但是疫情之后在加快，比如说对于全球的“退群”，这次美国没有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而且向世卫“甩锅”和不给世卫付钱。美国军事力量是全球力量、全球到达，但是这次疫情中7000美国官兵感染、40多艘军舰趴窝，五角大楼发出停止行动的命令。这些都说明，美国对于军事力量的极限可能不是遇到另外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没有办法适应多样化的全球安全挑战。
同时，这一次的疫情也体现出美国在产业链、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上的不安全。所以，美国政府主张把这些产业链迁回美国去，把安全问题放到经济问题之上。这导致原来围绕美国的单一垂直产业分工体系，会变为若干个并行的产业体系。如果把“美式”全球化看成一个大木桶的话，现在维系大木桶的桶箍都已经断裂了。由美国单一主导的全球体系面临瓦解，世界将朝着多样化、多极化和多样性的全球体系发展。
因此我们要做好现有全球体系瓦解的准备，在精神上、思想上和物质上都有准备，不要幻想原有的体系还能够延续，所谓的脱旧钩和挂新钩，产业链的重构等等都是大势所趋。未来世界，不是有某个国家主导的单一体系，一定会存在多个并行体系。
第三，疫后的全球一定会走向一个多样化世界。以前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未来会出现一批洲域共同体，比如欧洲、亚洲、美洲的一些国家，以洲为单位组成洲域共同体。美国体系的裂变和洲域共同体的聚合，是两个并存并行的运动。
全球霸主主导的全球体系，会走向一种区域合作的时代。新型的全球化，会偏重更安全、更加坚韧、组建更加平等和结果更加公平，按照我们在“一带一路”愿景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化，而不是一种单极式的全球化。
美国还会继续沉沦，但是由于美国整体实力的情况，还会成为未来多样化世界上的一极。但是，美国作为曾经的全球霸主，在收缩的时候会非常不舒服，会表现出“衰落期综合症”，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可能会把世界带入到动荡不安当中，对此我们应该要有所准备。
欧洲也会有所整合，这次疫情中欧盟表现的并不好，没有给欧洲国家提供“安全屋顶”，他们现在也在积极地补救。欧洲还是会成为世界多中心之一。
除了美欧之外，我觉得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也正在进行整合，未来的东亚地区也要形成一个新中心。
全球化是复杂的社会运动，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不是顺全球化、逆全球化、高潮和低潮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也包括更复杂的变化，包括性质变化。而在这次疫情之后，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性质变化，我称之为全球化的迭代发展。
按照世界体系的理论框架，以前的全球化有西班牙版、荷兰版、英国版、美国版，未来就可能会出现5.0版的全球化，是一种多样性的全球化。其中有很多新文明的介入，就像刚才王绍光和鄢一龙都讲到的，以文明包容性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深度不确定问题，解决“想不到”的问题。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中国的抗疫模式里就体现很强的包容性，把中医药体系，也就是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生存智慧、特别是遇到疫情的经验运用于抗疫，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所以我觉得这次全球化的迭代，需要文明的互鉴和互相学习。文明之间互相学习看起来是抗疫的副产品，却可能是全球治理创新和全球化迭代的新起点。
财政要更多地和金融结合，发挥更多的政策性功能 作者：黄益平 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发布：2020-05-23 阅读：104次
如何理解货币超发？
我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最初来自佛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其讨论了大萧条时期由于美联储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下行，引发很多的批评。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初期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货币超发或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起点。
货币政策演变在过去九十年走过了很多路。刚开始，对于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没有及时调整，美国伯克利教授巴里·艾欣格林在其历史著作《黄金镣铐：金本位与大萧条》中论证了国际金本位制导致不能随便发货币，所以货币收缩了也没有办法。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萧条发生的一个机制就是因为金本位，货币的供应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引发通缩。通缩遏制投资，所以经济就开始萧条。
大萧条以后，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脱离金本位，包括中国在1934年开始发行法币，摆脱对贵金属本位即银本位的依赖。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信用货币超发的冲动很强烈，政府总是“缺钱”的。金本位和信用货币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来回回，不是货币即黄金不够了，就是货币超发了。
我的理解，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是试图在这中间找一个权衡——美元盯住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当时增加了一个设计，允许各国不定期地调整他们的货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这样即保证了币值的基本稳定，又避免了黄金不够的长期矛盾。但最后没有很多国家调整汇率，主要是怕货币贬值，影响投资者信心。如果说大萧条是因为黄金不够，那么到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就遇到了美元不够的问题，实际上还是黄金不够。所以1971年尼克松总统就把美元和黄金脱钩了，美元发行量由央行决定，这样当然就解决了货币不够的问题，汇率自由浮动。
但之后确实也经历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为货币超发，但在77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高通胀。当时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不计代价地把通胀压下去。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元脱离了黄金，货币供应量增长缺乏了有效的约束，从而推动了通胀。不过最后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一起找到一个新的锚——这个锚就是盯住通胀，一般发达国家盯住2%左右。今天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机制就是在这样一个盯住通胀的基础上做调整，经济不好、通胀率下降的时候，货币政策宽松一点；经济好、通胀压力比较大，货币政策收一收。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的机制相对复杂一点，但核心机制也差不多。
现在普遍认为的货币超发问题主要是在过去12年间形成的，当然日本的历史更长一些，好像是从2003年开始搞量化宽松。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开始，就接受了弗里德曼关于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是不对的判断，所以当全球危机爆发时，在伯南克的领导下，美联储很积极的作为，当然其他央行也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最近这一轮疫情冲击期间，几个全球主要央行都延续了全球危机期间的做法，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把它称为“不惜一切代价”政策。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采取一些极端的政策，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会有很多问题会随之而来，我们需要认真的分析这些措施的后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货币政策宽松的的边界在哪里？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反思，过去我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把利率压到零以后，量化宽松会使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但现在短期看也不见得货币政策就没有空间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多的央行官员和专家认为可以更大量的发放货币，把利率压到负数。所以我还需要再重新思考，零利率量化宽松以后，还有没有政策空间。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更担心的是最后可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最近我们已经听到个别华尔街投资者警告大家，超级通胀时代可能很快就要到来了。这当然会造成很大冲击，但我认为高通胀如果真的到来的话，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情形。如果出现高通胀，财政高负债就比较容易消化，央行也会采取积极的措施退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过程不一定好受，但政策环境可以回归正常状态。
我现在担心的是通胀不来。通胀不来会怎么样？我认为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是钱没有用起来，在市场的某一个角落睡觉，那也许没问题，货币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但起码也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第二种情形值得我们关注，就是通胀目标可能会失效。最近我看到一个研究，纽约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的阿查亚用欧洲的数据做了一个分析发现，当货币政策已经极度宽松时，进一步宽松会压低而不是提高通胀率。作用机制在于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更多的僵尸企业，后果是就业及经济增长没问题，生产在扩张，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所以我们在考虑退出的时候，常规政策机制是否还有效？还是我们应该看一些别的指标？第三种情形跟国际清算银行曾做过一个经典研究相关，就是货币政策宽松，政策利率压得很低的时候，会鼓励投资者冒险，但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上，承担的风险大幅度提高，很可能意味着通胀没起来，但金融风险积累起来了。
我无法清楚地回答边界在哪里，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我的基本结论是两点，一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总会带来后果，但具有不确定性。二是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需要修改货币政策规则或机制，用常态时期的货币机制判断应该增加还是退出宽松，也许不再合适。
我国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立足点和风险是什么？
当前我国采取了很多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重点是对的，但在做法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从金融机构角度，如果没有能力按照市场化风险定价，钱发出去后算谁的？这是一个问题。从企业角度，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中小微企业贷款，但企业借钱发工资、交房租，如果经济回不来，麻烦会越来越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最近提了一个建议，财政、央行、金融机构联合起来构建一个特殊目的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它的好处就是最后由财政兜底，做法是央行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直接放贷，既不影响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不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
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财政可能要更多地和金融结合，发挥更多的政策性功能。这种百年不遇的大危机，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暂停，这时候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财政。另外一点，货币超发以后，大家都认为退出很困难。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状况、甚至很高的杠杆率很可能成为新常态或新新常态。管涛博士的报告中提到，做极度量化宽松的央行都是储备货币国家，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有溢出效应的。对于中国，假设我们判断，一是现在的货币政策环境确实很宽松，二是在短期内退出困难。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做一些预案。
第一，如果未来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中国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像2015年那样被动接受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的压力？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可以灵活一些，有进有出的时候，价格可以调整？
第二，资本项目在一定情况下是要开放的，但是不是可以更多地关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资本进出没有问题，但要避免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尤其是国际收支危机，都是从大量的资本流入开始。一开始听起来是个好的故事，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经济繁荣，但是实际上很快就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甚至货币高估。当资本一回流，金融危机就来了。我们也要做这样一个预案。
当然，如果我们有办法让人民币国际化，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货币错配的问题。我们的资本进出全是人民币，不会发生货币危机，也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但我想这是一个更长远的目标。短期内，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一些政策举措，面对在未来一两年量化宽松环境下，可能出现的跨境资本流动和资本市场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