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原名陈绍禹。出生在安徽省金寨镇一个贫民家里。童年时聪明、好学、爱国、有正义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1925年（王明时年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莫斯科学习。他一生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也犯过两次路线错误。他犯了错误，拒不认错、改错，反而对帮助他的人怀恨在心，最后堕落到对帮他认错改错的人造谣中伤、人身攻击的地步。从王明曲折复杂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些怎样做人的道理，学到一些做人的真谛，知道怎么做才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知道怎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知道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同志、对待组织。
一、对马克思主义要学习、要精通，更要学会运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指导思想，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各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其革命政党，必须认真学习、研究和运用。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照搬照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现成结论，而应该学习和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正确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战略与策略等实际问题，才能引导本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别国的革命经验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应当重视和吸取，但不能照搬。王明自以为了解苏联的经验，就在中国搞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不管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否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都不折不扣地执行，甚至还要“超越”，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害。
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明的恩师、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安排王明做些会务工作。王明除做翻译以外，还和几个人合作编译了供六大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小册子，并以“韶玉”的笔名写了《序言》。这个小册子和序言是在“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编写的。小册子编了“十次暴动的丰富经验”，都是关于城市暴动的，其中中国4次，即上海的3次暴动和广州暴动。但是，他没有把广州暴动之前发生的、并以暴动部队为基础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秋收暴动编进去。依据当时的情况，要他产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如果以严肃的态度编书，应该把秋收起义的经验也编进去。王明的序言，也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论证问题，而是以共产国际的文件为立论基础。因此，他在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却得出了“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的结论。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所致。那个时期，不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都强调城市暴动。中国也进行过城市暴动，并取得过暂时的胜利。但是，反革命力量很快就从各地聚集起来，把暴动胜利后建立的革命政权摧毁。王明认识不到在中国城市暴动难以取得胜利、更难以巩固胜利，而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则不仅能坚持、还能发展的事实，当然更认识不到中国革命必须另辟蹊径，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1929年3月王明回国，之后他写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正确的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错误的大体上也是来源于共产国际。这些文章涉及的内容很多，最集中的、危害最大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前途等问题，基本上是照抄、复述共产国际决议，但也有他自己的创造和发挥。例如：在阐述中国的国情时夸大了资本主义成分；阐述中国革命性质时夸大了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阐述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时把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并列，全部列为打倒对象；阐述有关革命策略问题时，否认中间势力的存在，主张打倒一切，阐述中国革命动力等问题时忽视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强大革命力量，否认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强调“武装暴动的手段”，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手段”；等等。
第二，关于国际国内形势与党的当前任务。当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外，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国民党统治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接连发生了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唐生智的战争，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发了人民反对国民党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形势开始好转，红军和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党的组织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建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也有新的发展。对于这种形势，共产国际作了过高的估计并提出了过高的任务。王明宣传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例如，中东路事件的时候，王明提出了一个“超越”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所谓“唯一”的“真正解决”的办法：“中国工农兵以武装暴动驱逐在华的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中国国民党各派的统治，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新中国。”（慕石：《“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载1929年12月18日《红旗》报）再如，苏联开展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以后，他效法苏联大反托派的做法，以批判陈独秀为名，写文章强调要在农村和城市甚至大城市进行普遍的武装暴动。王明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论述，为当时和日后的“左倾”错误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他关于国际国内形势与党的当前任务的论述，则对当时日益增长的冒险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对组织、对同志要实行五湖四海，不能搞宗派活动
革命队伍要讲团结，要实行五湖四海，决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能拉一派打一派。共产党员应该在党章党纲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由于党员的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产生意见分歧是难免的、正常的。有了意见分歧、产生了党内矛盾，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求得统一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光荣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明却往往背道而驰。
王明在中山大学时就搞宗派活动，他拉拢支持以他为首的支部局的人，反对所谓“教务派”的人。1929年3月回国以后，他的宗派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在反李立三路线时，又重新活跃起来。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是李立三路线的总纲领。《决议》过高地估计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提出了夺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这一《决议》，首先遭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的反对，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的再三要求下也未批准。王明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就邀集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他表示他要在中央即将召开的会上发言，坚决反对李立三路线。他鼓励、动员别人发言配合。他还联络老同学联名给中央写信，并赶写《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为《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他写一部分，在他的小圈子里传阅一部分，以求统一认识，共同行动。他在小册子中有一句对李立三路线“定性”的话，说李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这就是说，在王明看来，李立三的“左”是“空谈”，是词句，是形式，是表象，右才是其本质。“左”，主要表现在盲动冒险上；右，则表现在许多方面，是系统的。因此，他把“纠右”当作实际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
1930年12月10日左右，王明的恩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华。1931年1月7日，在米夫主导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并实际控制了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他凭借在四中全会形成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教条主义运用得淋漓尽致。王明和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以米夫主导下制定的六届四中全会文件精神和王明的小册子为指导思想制定党的任务，以“系统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为组织手段，以反“右倾”为推动工作的武器，把“左倾”路线推行到政治、军事、组织、白区工作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四中全会后，中央发了许多文件，这些文件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没落程度，对国民党士兵的觉悟，都作了过高的估计，并提出了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违反“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作了“左”的错误的部署。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虽然有时也指出要注意组织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要到黄色工会去做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但总的要求是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罢工、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暴露在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军警面前，作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对于农民运动，绝大多数文件取消了农民斗争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径直提出组织农民暴动。
这些所谓“进攻路线”，在执行过程中连连碰壁，遭到主张从实际出发进行工作的同志的反对和抵制。因此，王明及当时的中央就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手段。他们提出“系统”地改造党的措施：一方面，实行顺我者提拔、重用，逆我者打击、斗争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任用“斗争干部”、“新生力量”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另一方面，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巡视大员到处跑”的领导体制，派“中央代表”、“巡视员”就地指导、监督地方党组织执行“进攻路线”。很显然，这些组织手段本质上就是宗派主义。
三、对中央要服从，要守纪律，不能凌驾于中央之上，另搞一套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全党必须团结在中央周围，统一行动，才能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任何党员必须服从中央，不能另搞一套。而王明却往往凌驾于中央之上。这是他悲剧人生的又一根本原因。
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极力推行“左”倾路线，首先使白区的党组织不断遭到敌人的破坏，再加上中央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使城市工作环境日渐恶化，王明就于1931年10月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中共代表团内，都自称自己是忠于共产国际的，是百分之百的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的。但是，由于他具有“超越他人、强于他人”的特殊性格，常常要比共产国际的主张走得更远。因此，对于共产国际正确的东西，他比较准确地执行，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对于共产国际错误的东西，他也要走得更远，这就必然错上加错，并铸成大错。
王明赴苏以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按照王明的“左”倾政策和主张，指导中国革命。王明对临时中央及其做法是肯定的。从1933年起，随着苏联对外政策及共产国际主张的转变，王明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与临时中央的做法产生了一些分歧，因此，他就使用越俎代庖的方法，不经中央同意就以中央名义直接发文件，经常以王明、康生的个人名义，用发号施令的口气给中央写信，给地方党组织发指示，俨然摆出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太上皇”的架子。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傲视中央的态度，在回国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这年11月，王明回到延安，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中央真诚地希望他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工作。但是，他一回来就提出了一套与中央相悖的路线、方针、政策。12月9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怎样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右倾主张：在对形势的估计上，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在军队问题上，主张实行“五统一”，受蒋介石统一指挥；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问题上，主张到国民党政府去登记，取得合法和统一；反对改造旧政权、旧军队，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王明这些右倾观点比较全面、系统，与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截然不同的。
1937年12月18日，王明同周恩来、邓颖超、博古等到达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随后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这期间，他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也贯彻了右倾主张，在很多方面犯了严重错误，给党领导的抗日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期间，王明傲视中央的事情很多。经常不经请示，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宣言、发指示。例如，1937年12月25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武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1938年初，他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就在《群众》周刊上刊登了他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他还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指责、干预中央的正确行动，“命令”中央做这做那。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3月21日，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他就于3月24日擅自送交国民党，同时报中央一份。中央收到这个提议后，感到其中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提出，为补救其错误，另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提了8条意见。王明收到中央电文以后，不但不送交国民党，反而拖到国民党代表大会闭幕的4月1日才给中央复电说：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王明不但不执行中央的决定，反而要中央服从他。
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的一个重要文献，对于认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央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央提出分期刊登，他仍不同意。《群众》周刊也未刊载，只出了个单行本。
王明另搞一套闹独立的事实很多，举不胜举。为什么王明会闹独立呢？最主要的，是他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妄自尊大，突出自己，根本不把中共中央放在眼里。
四，对错误要承认、要改正，绝不能坚特错误
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在工作中，由于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难免有不成熟甚至错误的地方。因此，人生的每时每刻，都应把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当作重要课题。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追求进步的人，一旦发现错误，就应立即改正。如果自己没有发现，就要欢迎别人批评帮助，然后认真作自我批评，并在实践中纠正。这才是我们应采取的正确态度。王明从不认真认错改错，这也是他悲剧人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王明很少承认自己的错误。即使他在同志们的批评帮助下，承认一些错误，也是敷衍的，企图赶快过关，并不准备认真改正。环境一变，他就马上给自己翻案。他对待整风运动的态度就是这样。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整风运动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坚决改正。以后的实践证明，许多同志表现很好，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受到党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唯独王明千方百计地推卸责任，拒不承认错误。
这年9月10日，为帮助王明认识错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针对毛泽东的批评，王明9月12日在会上发言。他不但没有作自我批评，反而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他早在苏联的时候就反对博古的错误，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博古身上。
10月初，毛泽东曾和任弼时等与王明谈话，帮助他认识在历史上的错误，王明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在10月8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他错误的政治主张。他说：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现在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同我们关系都不好，我们应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弄得更好些；在军事摩擦中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对地主搞得太过火，这是妨碍统一战线的。他还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我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他还说，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各阶级联合的政权，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论》说到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王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王明一听要提前讨论政治路线问题，就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会议。从此，王明就因病长期没有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
1945年，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王明看，并连续派人做他的工作，劝他反省自己的错误。4月2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王明写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高度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错误。这封长信，是王明一生中对所犯错误所作的一次比较系统的检查。但是，王明后来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这次检讨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真意的。
1949年3月，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为筹建新中国，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王明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在3月10日的会上，他在大家的批评下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但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反驳或解释。在会上他口头承认愿意再写检讨，会后也多次表示认错。可是他却以种种借口一拖再拖，虽经中央领导人谈话要求、中央作决定催促，他总是推三阻四，直到他1956年1月30日再到莫斯科治病也没写。
王明在苏联治病之余，开始写诗歌和回忆录。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他明显地站到了苏联领导人一边，适应苏联当时的政治需要，写了许多反对和攻击毛泽东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以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歪曲党的历史，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并把他多年写的文章编成《中共五十年》一书出版。他还写了许多诗，出版了《王明诗歌选集》。在他的书、文、诗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歪曲事实，极力丑化党，攻击毛泽东，美化自己。1974年3月23日，他为《中共五十年》一书写了《作者的话》，4天以后的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被安葬于新圣母公墓。
王明的一生经历曲折复杂，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但是，现在还有人要学王明的照抄照搬，要全盘西化；还有人不守纪律，不听中央招呼，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与宪法、党章、党的决定不协调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认真发挥王明这个反面教员的教育作用，汲取其教训，对党的建设，对个人修养都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