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日益全面的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大多数人认识与批判现实的理论仍然延续着1980年代的思维习惯和模式。并不夸张的说，这无异于刻舟求剑，让人感到遗憾。人们有理由要求一种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现实的思想，而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在中国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左”仍然被普遍的视作为一个贬义词。这固然可以部分的归因于“文革”中一些做法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但这不是全部的原因，它更应该被理解为1978年以来的潜在意识形态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广泛流传的结果。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富于批判精神的。1978年以后，它曾在批判思想中一度缺席，但现在它已经活跃起来了，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变得更加蓬勃。而这些都必须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变迁中去理解。

“中国社会主义”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启蒙运动的后果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普遍主义的理论体系。至少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主要依据欧洲历史与现实抽象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整个人类的真理，而不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是，它在历史事件中显然并非如此，它产生了许多变种。作为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苏联其实已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例外了。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全人类同时进入的一个时代，而不应该是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政治革命。苏联革命只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事件，但它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它的领导人们根据苏联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修正，它宣称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发生。它还进一步要求它主导下的共产国际的所有成员也重复它的模式。

中国也曾一度是苏联革命模式的追随者。但中国革命面临着与苏联完全不同的现实。追随苏联道路让中国革命遭受了几次重大的挫折。长征完成以后，“延安道路”出现了。[1]中国革命放弃了对苏联道路的原样抄袭，根据本土的实际情况，做出了理论上的修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后，中国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或“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成功。

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长期带有强烈的“离经叛道”特征，即使在被今天的人们称为“走苏联道路”的时期，它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特征。这部分的是因为中国革命同时所承担的多重任务，同时也因为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传统与政治、经济现实。但它最明显的不同于苏联之处在于，作为公认的国家领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却经常是唯一的针对官方政策的批判者。在这种时候，他的身份的多重性便表现出来：一方面，他主持制定或修改国家的各种政策；一方面，他又自觉的为普通群众代言，甚至时常亲自撰写文章，挑起和参与重大的思想文化争论。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打上了很强的毛泽东的个性印记，时常处于浪漫主义的激进与现实主义的稳健这两条道路的摇摆之中。无论是国内建设，还是国际战略，莫不如是。

虽然有许多人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最混乱的时期，中国的经济指标仍然在稳步甚至大步上升，[2]但大多数人仍然把1966—1976年这段时期视为中国的停滞期。通常，1976年毛泽东去世与“四人帮”的被逮捕被看成是中国结束混乱、拨乱反正的开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1976年被视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而1949—1976年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典型时期。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给了几乎所有中国人一种强烈的平等的信念，虽然这一时期并未完全实现，并且还存在着毛泽东本人一再批评的“三大差别”，但人们依然相信平等是最重要的；其次，它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这恰恰是所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现代化得以开始的前提条件；再次，它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完成了社会动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而这些正是后来的中国改革取得成就的基础；最后，它的全能主义国家特征使它取消和吸收了各种民间组织，并代替其功能，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3]关于最后这一点，在这里不强调福利体系，而只提到了医疗保健体系，这是因为，它的大部分福利只覆盖到了只占中国人口20%左右的城市人口，大量的农村居民则被这个体系拒绝，并未享受到这一“社会主义优越性”。

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路线至少在口头上还被坚持了二年多的时间。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公认为这一时期的正式结束和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近代以来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一样，改革开放的开始同时在国家政策调整与思想文化层面上展开。今天人们已经熟知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启蒙运动”的开始。从那时起，整个八十年代都弥漫着一种狂欢的空气，而在这空气中，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主要讨论大多集中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清算与批判。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学术思想界最富代表性的口号便是“回到康德”。这当然不是简单的知识兴趣转向，而是一个重要的姿态，因为它是一个省略句，它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扬弃马克思，回到康德”。因此，知识分子们为了“政治正确”而在口头上对马克思主义所表示的敬意和口头上的坚持，并未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清算与批判。官方也一样，口头上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也没有妨碍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展开。虽然知识分子与官方之间仍然发生过几次摩擦，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保持了方向上的一致，摩擦的原因主要在于知识分子们所要求的速度与官方主导者们的节奏上的不一致。

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始终只是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的，从未以对现实的批判姿态出现过。在1949年到1979年的这三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被编织成为一套线性的逻辑推论过程而进入官方意识形态谱系。同时，因为国家的全能主义性质，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安排进了国家体制，成为体制内人，而他们也在大多数时间里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着一致。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就被垄断在了国家手里，因此使中国只有一个面目的马克思主义，即官方意识形态。1979到1989年之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刚从意识形态造成的精神枷锁中逃离出来的狂欢之中，而且，马克思主义被人们以潜在的形式所扬弃。[4]在这段时间里，以马克思主义者面目出现的主要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们，而他们则被人们敬而远之，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出于政治而非学术思想需要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在非官方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学者中，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也被当成一件“自绝于学界”的事，这时真正的“政治正确”不是口头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敬意，而是对它的批判。另外，这一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了某些新的社会现象，但它们并未成为新思想出现的土壤。

在这样漫长的四十年中，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编织为一套教材中的顺口溜的时期，因此显得极其僵化；1980年代则是马克思主义名存实亡的时期。虽然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它并未散发出相应的活力。马克思主义被神化并供上神案的时候，它也被冻结、封存了。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官倒”等腐败现象也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而是往往被理解为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的不彻底的结果。而这些又恰恰是1990年代出现的许多问题的主要成因。

转机与危机

1980年代后期发生的许多事件常常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转折点。这些事件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形势变化，国内主要是1989年到1992年间短暂的改革中断期，国际方面则是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加速。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的改革再次启动，在经济方面进行了比1980年代更为激进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而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些为中国在1990年代中后期更深入、更全面地卷入全球市场体系和全球化过程准备了条件。

1、1989——1992年的中国

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要不要改革的争论都在党内和党外存在着。作为执政党，中共党内的主流是认同与支持改革开放方向与路线的，但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们仍然一直存在，并经常影响政治形势与决策。几乎每次知识分子的亢奋出现过度时，他们就会稍占上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整个1980年代都是政治宣传中的主题之一。

从表面看，“保守派”们的主要诉求是延续1978年之前的路线，反对市场化的改革和私有制经济成分的出现。但在本质上，他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未成为批判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的工具，而是政治斗争中的筹码，是打击对手的棒子。1986年与1889年出现的大规模的学潮都被他们理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结果。1986年的事件以撤换领导人结束，并未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并未成为他们复苏的契机。1989年事件则大不相同，它是大规模的、矛头指向明确且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社会运动。[5]同样，这次社会运动与党内高层的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它被平息后，“保守派”复苏了。官方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总结仍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展开了几近全面的批判与攻击，改革开放的方向也受到怀疑。

但是，从总体上看，1980年代仍然是“保守派”们逐渐失败的时代，这一点从官方对经济制度的定性上所采取的说法变迁上就可以看出来：计划经济——计划为主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在从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保守”的“国家控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衰落。1989年到1992年间“保守派”的短暂“得势”也很快就结束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同年的中共十四大上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其实，即使这几年，“保守派”们也未能完全控制整个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标志”之一的股市仍然在隆重的典礼中开张了，改革开放仍然在继续进行。1992年以后，国家采取了更加大胆的措施推动经济改革，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长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现象在中国也冠冕堂皇的出现了，国有企业大规模更大步伐的改革也开始了，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权利从计划退缩为“宏观调空”。“保守派”们完全失败了，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长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重要标志的制度被打碎。

2、苏东剧变

无论左翼人士们是否承认，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上落下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虽然至今仍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让证明是美国搞垮了苏联，即使不能把美国的胜利说成是它在一场拳击比赛中打倒了对手，也可以认为美国在一场马拉松比赛中取得了胜利。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在有些人看来，同时也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即世界都以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了。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

苏联解体被大多数人理解为自由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民主自由对集权专制的胜利。但是，左派人士们显然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做得好，而是因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得太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大部分追随苏联模式的国家所奉行的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外来危机或达成某一项共同目标时，这种制度由于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往往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潜力。但是，这种政策应该被视为一种暂时的制度安排，而不应稳定下来。一旦它失去可以面对的危机或可以追逐的目标，它的弊端就会显露出来，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国家不断的抽取工农业的利润，积累资本，但最后这些资本却不能发挥它的本来作用，而变成培养一个特权阶层的温床。号称“人民公仆”的人最后成了一个社会中特有的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国家的主人们——“人民”——却被抛弃在一边。当民众与这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积累得过多时，它便爆发，而这一体制也就同时崩溃。

当然，这不是曲意回护，为苏联或社会主义辩护，而是试图澄清一个事实。事实上，确实如许多自由派人士所指出的，这种体制本身便是一个集权体制而非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它不包含任何民主的成分。也因此，为它辩护是毫无必要的。这个需要澄清的事实则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后失败在本质上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未曾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便谈不上失败与否。其实，西方“新左派”人士也承认，杂统治逻辑和国家权力结构上，它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镇压1968年的全球性反抗运动时，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是一样的武器和暴力机器，它也从来没有关注过真正的人民的需要，所有的决策都由那个特殊利益集团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力量博弈决定。

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把苏联说成一无是处，抹杀它的历史贡献。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有效地支持了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能够运动，阻止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散，并使资本主义国家大幅度的提高了工人与下层社会群体的社会福利。它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信心，打击了大众民主运动的信心，使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形成。

3、全球化加速

虽然华勒斯坦多次指责苏联与美国之间存在着默契，使全世界处于一种危险的均衡之中。但是，毕竟它是在此之前惟一可以制约美国的力量，它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一种以八国集团为中心、其他周遍地区为边缘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自发扩散。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急剧加速，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迅速的扩散了开来，几乎没有多少国家可以自外于这个过程。在此之前，在“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宽广的缓冲区域，但此后这一区域也不可能存在了。

还在冷战时期，美国就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中心，其他的欧洲国家则扮演着附从者的角色。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领域，美国都是当仁不让的中心。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制度体系。冷战结束后，东欧也开始加入这一体系。随后，世界其他地区都进入了这一体系，WTO、IMF等原先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订立的协议成了世界秩序的基础。在这一新的国际秩序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和范围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市场，利润则大部分被带回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同时，由于苏联这个惟一的制约因素已经消失了，世界上已经没有可以制约美国的力量了，美国肆无忌惮的在世界各地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联合国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在最近几年里，美国根本没有理会联合国的决议，便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而且振振有辞。在文化领域也一样，好莱坞的故事模式像瘟疫一样在世界上蔓延着，麦当老、可口可乐遍布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一种消费主义文化也“自发”地从美国这个中心向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地区蔓延，几乎没有多少人可以抵制“美国生活”。有人指责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地方性的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野蛮”和“落后”、“多余”，只有“美国生活”才是“文明”、“先进”和“合理”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同质化的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云南丽江，想躲避圣诞节的伪浪漫的人们也找不到栖身之所。

1991年苏联解体，全球化开始加速，而中国恰巧在这时重新启动了改革开放。在外贸与吸引外资上，中国做出了巨大的政策上的妥协，所以，外资大规模的进入了中国，一些著名的国际跨国公司也进入了中国。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处于全球化的最边缘地带，主要提供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粗加工制品以及广阔的市场，而资本与技术则由国际大资本控制着，利润最后则被国际资本拿走；因为低税收政策，政府也没得到太多利润，而部分利润则以贿赂的形式进了官员们的私囊。与此同时，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带来的信息经济热潮也开始波及中国，几乎每个地区都投资了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吸引外资。但是，由于中国各地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经济水平差距也大，而吸引外资的条件则大多重复，都是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税收政策，这样，中国就陷入了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仍然深深的卷入了全球化过程，接受了在全球体系分工中的边缘位置。同时，国内的国有资本向私人资本的转化也完成了，一大批乡镇企业被淘汰出去以后，国内的民营资本也有了一定的规模。这样，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同时在中国活跃起来，相互之间合作、竞争，市场化的进程也进一步加速。而这些合力则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许多问题的主要诱因。全球化与市场化纠缠在一起，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另外，政府行为也开始出现变化，国家也同时卷入了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过程。这些是我们分析和认识1990年代的中国的主要线索。

挑战与机遇

1992年重新启动改革开放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互动，中国的社会发生变化，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了。这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面对和理解他们，是1990年代以后的思想争鸣的主要分歧所在。

1、 市场化

事实上，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如果说1980年代是国家逐渐从经济领域退出的过程，那么1990年代则是市场开始全面的在中中国展开的过程。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确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此前的关于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说法都被废除了。在1990年代前期，关于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壁垒的呼吁层出不穷，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体系被彻底摧毁了。

到1980年代后期，改革后的利益冲突便开始浮现。地方与部门是当时主要的利益分割线索。市场化的过程要求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这要求地方上放弃本地的企业，为效益好的企业开放市场空间。但是，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地方性的经济体系是一个相互纠结的利益集团。开放市场无疑会使当地的利益集团受损，因此，地方上大都采用了行政手段来保护本地的经济利益。最后，中央政府为推动全国市场的形成，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来打破地方之间的经济壁垒。另一方面，在原先的计划经济体系下，各行业往往由数量极少的大型国有企业垄断，政府也往往设有相应的部门管理。这样，这些企业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便非常暧昧，处于同一利益集团之中。市场化要求打破垄断，开放竞争，同时国家管理部门与对应的行业企业之间脱离关系。国家最后同意放弃国家的垄断经营地位，开放市场。在有关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重要的战略性行业中，市场化推进的主要阻力便是这些利益集团。国家采用各种方式弥补了行政管理部门因放弃行业主导地位而带来的损失，才达成平衡，推动了市场化的进程。

因此，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充满了国家、行业、地方、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而这一过程的主要推动力则是国家与资本之间达成的共识：只有打破垄断，才能开放市场，进而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不应被视为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过程，而应被理解为国家积极推动的结果。没有国家，便没有中国的市场。因为市场制度的形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国家始终在市场行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随着市场力量的壮大，要求国家完全放弃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主导作用的呼声也逐渐强大了起来。市场成为越来越神圣的东西，几乎所有事物的价值都必须得到市场的承认才能被确认。这是一个力量对比消长的过程，忽视国家在市场形成中的作用便无法理解中国特殊的市场制度、以及市场的主要捍卫者们的诉求。

2、 工人失业

按照教条主义者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该属于工人，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工人在国家的社会地位安排中，处于最优先的位置。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实行城乡隔离分治政策，农业利润被转移为工人福利，所以，工人在这一时期至少在自我感觉上是十分优越的，相应的社会福利也尽国家所能地做得最好。但是，由于改革开放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先的保护性政策逐渐被取消，外资与民营资本与国家资本一起争夺市场。国有企业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端便显现出来。198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开始零星地宣布破产，工人工资则被无限期地拖欠。但此时工人认为自己至少在名义上由国家包揽一切问题。1992年，中国第一次公布了失业工人人数，承认失业现象也存在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后一点“社会主义优越性”也开始丧失了。到1998年时，一本十分畅销的时论书中测算出的失业人口总量在2亿以上，国家正式公布的失业人口比例也达10%以上。

当时国家与经济学家们对此做出的解释中最流行的一种是；国有企业人员浮肿，冗员过多，负担太重，企业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负担，因此造成了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不利局面。所以，要想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就只有甩掉包袱，裁汰冗员，减少工人。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国际资本与已经强大起来的民营资本对国有企业的收购、兼并。因为这些资本的主要目标是在市场中赢利，所以在合作谈判中大都提出了用人自主权的要求。这样，下岗工人就更多了，数字逐年上升。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下岗工人大多为文化水平偏低、年龄偏高的人，国家所鼓励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很难在他们身上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们除了在初下岗的前20月内可以领取很少的失业救济之外，国家不承担任何救济义务。在有些情况下，企业甚至不承担任何责任，只一句话便把工人打发掉了。1998年以后，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更多的工人下岗失业了。但是此时资方——这里的资方包括国有资本、国际资本与民营资本，而不仅是狭义的私人资本——使工人下岗失业的新办法也出现了。退休年龄提前、工龄买断等方式被广泛使用，厂方只须付出很少地一部分钱便解除了工厂与工人的关系。工人的地位彻底下降了，老产业工人几乎到了与农民一样的社会地位，有的甚至出现基本的温饱也不能保证的现象，还不如农民。

工人下岗对中国的影响，最主要的是许多人认为国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在有的工业基地，工人们静坐、游行、上访，采用各种方式抗争，但结果都是徒劳的。这些都被遮蔽在“天下太平”的“好日子”的叙事中，国家所能做、愿意做的只是启动宣传机器，制造下岗工人通过努力最后也成为“成功人士”的电视剧和新闻报道，以安慰工人们的情绪。即使在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工人们的抗争也被悄悄的删除掉了，那种向厂方和国家“讨个说法”的人被刻画为诬赖，而大多数人则“识大体”地自谋生路去了。[6]在这样的叙事中，工人失业被描述为工人们为改革开放所做的牺牲，但国家并未做出任何关于补偿的承诺。2000年后，消费主义时代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成功人士与新富人们的生活方式充斥了所有的媒体，工人干脆从主流视野中消失了。

3、 民工增加

最早的民工出现于1980年代中后期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曾使许多人产生幻想，有的人甚至冲动的以为农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就地实现城市化。但是，1990年代初期以后，乡镇企业奇迹般地消失了。农民们开始大规模的涌进城市，从事最边缘、最低贱、最脏，同时也是工资最低的职业。这一方面是因为乡镇企业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业人口过剩与农业利润的降低。到2003年1月份，一份国家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民工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产业工人的总数，成为“新工人”。

然而，由于城乡分治政策的存在，进入工业的农民们在本质上仍然不是工人而是农民。他们并未享受到城市工人所能拥有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工资构成十分简单，没有各种医疗和社会保险，也没有许多人都有的住房公积金，更没有年终奖金一类的工资外收入，所有的收入都由劳务费构成。他们的工资制度既不是计时工资，也不是计件工资，而是一种很畸形的制度。因为他们大多从事着简单的体力劳动职业，可替代性非常高，而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又呈一种如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无限供给”的状态，所以，资方所付的工资不是以工作时间或劳动成绩为标准，而是看付多少钱给工人可以使工人们愿意工作就给多少钱。在有些地方，有些行业，老板们甚至不惜三个月轮换一批工人来节省工人工资成本。因为他们可以堂皇的宣称他们在这三个月内所付的很低的工资并不是正式工资，而是临时性的安排。所以，在餐饮等服务行业，人员流动性非常高，人们可以在这类店铺门前常年看到招工启示。

今天的人们大多认为，国家干预在经济领域的存在对资本的扩张和渗透的障碍是一种阻力。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至少在民工问题上，国家与资本之间保持了良好的默契配合。国家对各种自发的民间结社或群众运动都采取严厉的打击态度。另外，民工的自发组织能力本身就不强。在这个条件下，民工无法自发地组织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使得原本谈判能力就弱的民工以集体的面目出现与资本进行谈判便成为不可能。在整个1990年代，广东等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的工人平均工资事实上没有得到提高，如果把通货膨胀等因素计算在内，他们的工资甚至在事实上是下降的。

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相比，民工们以另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即使已成为退休职工俱乐部的工会，也没有有效的管理，他们生活在城市中最黑暗的角落里，散落在各种各样的社区里。在这里，他们没有任何权利，也找不到任何救济方式。因为长期与城市隔绝，他们完全不知道某一件事应该以归哪个政府部门管理，而他们自身的救济能力更是几乎不存在。现代法律体系对他们而言，基本上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几乎与自己无关。因此，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压榨劳动力、在危险环境下作业、雇佣童工等问题，而国家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济或制止措施，《劳动法》成了最被忽视的法律，在相当多的大学法学专业中也只是选修课。这种放纵态度潜在的鼓励了资方进一步的不法行为。

民工宁愿忍受如此苛刻的条件而继续坚持在城市里流浪，主要是因为：A、由于长期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影响，农业收入水平非常低；B、农村人口急剧膨胀，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劳动力剩余严重；C、部分地区对农民征收常规税收以外的各种杂费，使农业几乎非但已无任何利润可言，而且经常会发生严重的亏损，在有些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农民们联合抗税的情况。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在驱赶着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又没有给他们相应的正常待遇，迫使他们成为廉价劳动力。而这种情况在英国的资本主义初生期也曾经历过，所以，民工待遇常常被许多人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

因此，在民工与资本的博弈中，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它一方面采用政策驱赶农民进城打工，一方面又禁止他们自发组织与资方进行谈判。同时，国家的户口政策又使农民被迫承认了自己的“城市贱民”身份，自觉的接受了现实中的种种不公正与不合理现象。国家完全与资本站在一边，与资本相互勾结——最低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结盟。

4、 阶层分化

1980年代改革最主要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随后的意识形态宣传理论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主要的支持改革的意识形态之一。在1980年代初期，农村中涌现出了第一批“万元户”。他们是自1949年以来最早的富人。与后来的“新富人”相比，他们获取财富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各种或隐或显的不法行为，但情节并不严重。1984年，城市成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重点。此时关于改革的争议仍然是要不要改革，地方与部门利益是博弈中的主导性力量。1992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已无争议，地方与部门中存在的阻力也已被国家以行政手段摧毁，主要的利益冲突逐渐转换为不同的、更细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

改革开放既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对财富进行分配的过程，更是对此前在国家资本主义时期积累起来的财产进行瓜分的过程。与名工、工人、市场问题一样，国家深深的卷入了这个过程。在1980年代，就已出现了腐败现象，但当时的主要形式还是“以权谋私”，即利用计划经济体制残存的调拨物资与管理企业的权力谋取利益。最典型的是官倒，官员们利用自己的全力和人际关系网络，参与市场过程，攫取利益。19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展开，政府工作人员与国有企业管理者们相互勾结，瓜分国有资产，使原来的国有企业以股份化或其他方式变成私营企业，工人们则被自然的抛弃。

从表面看，民营资本可能是“干净”的，是独立地发展壮大起来的。但是，离开了权力的保护，这一过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民营企业往往与各种或地方或中央的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得益于这些权力网络的保护与扶持，民营资本才有可能在19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破产的浪潮中保存下来，并获得发展机会。在“蛇吞象”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的合谋表现得最为突出，国家采用各种方式低估企业的资产价值，然后转让给民营资本，为民营资本的发展壮大添砖加瓦，同时抛弃工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被评论家们称为“打富运动”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首富”“倒下”的时候，往往会有一大批政府官员或工作人员受到连带影响。因此，民营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合谋共生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同样，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扩张，离开了国家在税收等政策上的保护也不可能完成，没有中国特殊的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劳动力也不会低廉到如此的地步。在资本扩张过程中，处处都存在着国家与资本之间或有意或无意的合作。在中国的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国家权力的作用始终是巨大的，没有国家政策的倾向性，市场制度便不可能形成。中国市场的形成不是“自发扩展”的结果，至少部分的不是，而是与国家行为紧密关联的。忽略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便无法客观的评价中国特殊的市场机制。

中国1949——1979年的历史被人们成为“平等压倒自由”的时期，也被认为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时代。如果这一说法真的成立，那么，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则是一个“造富”的过程。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国家的参与有效的保证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同时，也有效的把无权势者隔离在了利益分配过程之外。因此，改革的过程既是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利益分配的过程，但更是制造新的阶层分化的过程，是制造新的人为的不平等的过程。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开始出现了关于社会阶层的分析，中国的贫富分化与利益群体分化的过程完成了。在这一新的金字塔体系中，居于顶端的是权贵资本，最下面则是民工、下岗工人等无权势群体。中国的利益分配过程以在权力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为主要的标准，新的阶层也以此为标准。对这一过程的批判性分析则需要同时兼顾权力与资本的作用，任何站在资本或权力一方的立场上所得出的结论都是静态的、不可靠的，必须从一个长时段中对这一过程做历史的分析。

市场化、工人失业、民工增加与阶层分化发生在同一过程之中，不是相互分立的，也不是前后衔接的，而是统一在一个过程之中的，相互之间有推动关系，但推动这个统一过程的则是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合谋、合作与斗争。民工问题与工人下岗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得到了深化，而市场化的过程则由国家与资本之间的互动推动。国家与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工人失业和民工增加所起的作用不是间接的，而是直接的。只有对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才能看清这些问题形成的根源，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主要的两条线索，力量消长，相互合作与斗争，才使得各种问题浮现出来，并得到深化。

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学话语

与改革开放过程中阶层分化形成的过程相伴随，各个阶层都开始在国家权力内部与知识分子中间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虽然1990年代被有些人不恰当地评价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时代，但在这个时代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之间的交锋。在这些声音背后，往往隐含着某种利益诉求，它们之间的交锋、组合、结盟时间行反映出的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合纵连横。同样，国家一如既往的存在，并影响着这些声音的力量消长。在中国独特的舆论环境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国家对某种声音的态度也与现实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力量消长紧密相关。这是理解1990年代各种争论的主要背景，把这些争论看做简单的学术思想争论是片面的，也是不恰当的。

在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主要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经济学逐渐升温。到1980年代后期，制度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被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经济学已成为中国学术界最火暴的学科。几乎各类高校都开设了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兴起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经济学对人类行为与社会所做出的解释越来越多地越出经济行为和现象的范围，而试图“解释一切”。法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学科也逐渐放弃原来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改而接受经济学方法。到1996年前后，经济学的强大使其他学科的人们惊呼“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取得了话语霸权。在这一谱系中，制度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纷纷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所在。这些人中，哈耶克，熊彼得，弗里德曼，科斯，张五常等人的著作风靡中国大陆。

1990年代经济学兴起并风靡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来自于一群具有着完全不用的学术背景的人。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而这批人中的大多数生于1950年代。这一群体的学龄期恰逢中国的社会动乱期，大多数有下乡插队经历，1978年恢复高考后成为第一批大学生。1990年代后，这批人相继取得学位，一部分人返回中国，任教于高校，成为中国学术舞台上最活跃的一个群体。而他们在西方所见所闻所学与中国本土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上大多数人也已在同时对充斥学术刊物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感到厌烦，他们的出现冲击了这一状况，迅速的占领了学术舞台，他们个性化的语言与让中国人感到新奇的理论吸引了一大批人。经济学也是一样，他们在国外学习时适逢里根—撒切尔改革初见成效的时期，新自由主义正在席卷西方。苏联的解体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也更进一步的增强了他们对自己理论的信心。

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现实的批判灵感主要来自“英美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不同于传统的人们所知道的自由主义，“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被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7]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受到经济学话语的主导，自由主义同时要求财产权明晰最大化，国家完全退出经济领域，对国际资本开放市场。最近的宪政热潮中，它则提出扩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权与参与渠道，要求国家以宪法形式保护私有财产，并承诺放弃对“民营资本”的“清算”可能。在国际上，它则主张接受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认同美国的价值观，使中国完全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诉求推进的过程与资本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的提升过程完全同步。1992年对民营企业的定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益补充”，1997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则被宣布为国家保护的合法财产。如前所述，1990年代中的改革过程充满了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合谋、竞争与冲突。随着资本力量的成熟，它越来越要求对国家经济、政治事务的发言权，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既得利益群体要求与权贵资本共享权力。从表面看，它时常以“民意”的面目出现，然而实质上却是反映了一个新崛起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它所要求的是资本流通环境的更进一步的改善和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的形成。提倡和鼓励民营企业家参政使这一话语背后的深层含义表露无遗。它同时要求国家采取激进的农村改革政策，实行土地私有化，放纵土地兼并，制造出更多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一政策被实行的惟一可能结果是，本已廉价的劳动力变得更加廉价，最后扩大资本的利润空间。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自由主义被普遍地理解为一种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权贵资本的解构与批判力量。这里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分立思维模式，而这种民间/国家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它遮蔽了“民间”与“国家”内部客观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团，因而是一种笼统的认识。国家意识形态也不是简单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它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层面，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反映了某一权力体制包庇下的利益集团的诉求。而新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源流，代表着不同的“民间资本”的利益诉求。正如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一样，新自由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冲突、斗争，也有勾结，共谋。斗争主要集中在利益与权力分配的层面上，而勾结与合谋则是因为他们依赖于同样的规训体系。国家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公共机构或专制机器，新自由主义也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意识形态对立面。面对共同的危机与挑战时，它们之间就是勾结与合谋的，危机一旦度过，斗争与矛盾就会浮现出来。即使最具正义感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也不愿意使劳动与资本共享利润，对大众民主运动也充满了恐惧，面对同样的市场，权贵资本与“民间资本”的冲突就增大起来。

这部分的是因为中国经济社会中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差异。虽然这大致包括国有资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但这样的概括并不完整，也不够细致。中国市场中存在的资本力量的形成过程与方式决定了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姿态与性质。通过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股份化——的过程，一批与权力关系最密切的人掌握了资本，成为权贵资本；而通过与国家权力相互勾结以成长起来的资本是民间资本。权贵资本渴望独占市场，垄断利润；而民间资本则要求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参与市场利润的分配。现实斗争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民间资本撬开某一市场的大门，推动该市场的非垄断化，但该市场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又往往会制造出新的“民间资本”。国有资本被转换为小股的民间资本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一大批人被抛出原来的体制，而这些人往往在改革前就是利益分配最下游的人，改革后他们完全失去了参与分配的机会。“新富人”产生的同时，新穷人也被生产出来。新自由主义把这一过程视为一个合理的过程，完全忽略了它同时也是穷人的生产过程的这一面。

在文化领域，经济学话语有效的配合了这一过程，关于市场、民间、资本、消费的各种斗争过程和利益驱动被删除掉了，剩下的只是民营企业孤军深入、反抗国家资本主义的堂吉柯德式的神话。媒体也一般的被认为是反抗话语霸权的勇士，而它本身作为有着独立的利益诉求的组织一面也被忽略不计。意识形态话语对此采取的反应措施始终是态度明确的，即逐步放开，但每次退缩都是边界的移动，而不是边界的被完全取消。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媒体与资本、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合谋关系更加密切了，有的媒体甚至干脆公开声称自己是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这一新的媒体、民间资本、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力量自封为民间，他们的诉求在媒体上出现时往往被抹上了“民意”的色彩。这个“民间”作为空间，它的特点是封闭、稳定，面对一项新的危机和挑战，内部的利益冲突便可以暂时被搁置，以一个折中的姿态最后出现。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话语策略便是掩盖内部利益冲突、隐藏本身的利益诉求、建构一个民间/国家、社会/个人的二元对立的范畴，以大众诉求的面目出现。它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勾结、合谋也被深深的掩盖了。

批判思想的可能

1990年代初，由于乡镇企业的活跃，使许多人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幻想，以为中国可以由此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主要表现为部分身在海外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所鼓吹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即号召人们走出市场崇拜、走出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模仿，进行“制度创新”，开创出一种新型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声音的出现固然可以被理解为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饥渴”的症状，但更应该被理解为对现实的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主动但同时也是过度的阐释，并因此而错误的估计了现实。这种声音在国内并未得到太多的响应，并且受到了来自自由主义者的批判。所以，发生于1997年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标志了一种对现实、中国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和运做方式的批判思想的出场。1998年，“争论浮出水面”，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相继登场和卷入，1990年代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拉开了序幕。有人把这一事件概括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这是不准确的，它更是一个批判思想浮出水面的过程。

“在民间思想界，自由主义到90年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甚至这一名词本身像民主与科学一样，也获得了某种神圣性”，成为绝对价值。海外受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影响、主张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的对立、提倡“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的学者们被冠以“新左翼”的名称。1997年年底，汪晖的论文《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以其富有挑战性敏锐思想，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地震。此后他以独当一面的悲壮连续撰文从学理上全面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所出现的跨国资本与集权体制一体化的复杂割据，揭露全球化背后所掩盖的压迫关系，并试图在重新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重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8]论者以为，这是新左翼在中国大陆得到的有力回应。然而，这只是开头，随后的一年里，整个1998年的中国思想界都被迫开始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化与论战之中。与其说是汪晖的论文揭开了“中国思想界的地震”的大幕，不如说这一事件标志着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复苏。汪晖的论文宣布了曾经的“启蒙知识分子”命运的终结，揭开了清算1990年代中国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暧昧关系的序幕。汪晖认为，“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9]从而，他强烈呼吁经济民主、文化民主，民主被全面的扩展到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面对汪晖的挑战，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的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并未做出有力的回应。其中有两篇文章必须在此提到，一篇是《解读新左派》，一篇是《启蒙死了？启蒙万岁！》。在《解读新左派》中，作者并未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可供讨论的平台，也未能回应汪晖的批评，而是迫不及待地给“批判知识分子”们扣上了一顶“新左派”的帽子。虽然没有人前来认领这顶帽子，但它仍然被强行地塞给了一些人，甘阳、汪晖、崔之元、王绍光等人被视为最主要代表，一些参与其中的人也同样地被冠名为“新左派”。这是一个旧的现代性逻辑的简单套用，即这个命名撇开了1990年代以来复杂的市场，国家、社会、资本等之间的关系，简单地把这种批判命名为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从而这场论战也被命名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论者指出，“在当今的中国思想界中，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乐于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没有一个新左翼知识分子愿意接受新左翼的称号。”然而，无论汪晖怎样为自己辩解、剖白，他都被视为公认的新左派领军人物。

作为经济学家，汪丁丁一直是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活跃人物，也是经济学界最有资格回应汪晖的批评的人。他在《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中为经济学、为启蒙、为自由主义做出了防御性的辩护。在这篇人们公认的自由主义方面所做出的最有价值的回应文献中，汪丁丁仍然令人遗憾地未能回应汪晖的批评。在历数启蒙的各种概念之后，他设问道：“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活着还是死去？”他自己的回答是暧昧的，但结论是清晰的：“启蒙死了，但是作为个人自由与普遍主义原则的启蒙精神活着。”[10]然而，这样的结论仍然未能回应汪晖提出的市场过程的被抽象化、市场制度过程中权力所起的作用等问题。经济学话语未能面对1990年代语境中的这一终极之问。现实的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是：“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务，特别是国家行为”。所有的社会问题仍然被简单的归结为国家权力的问题，完全割裂了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如了的全球化过程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之间的关系，也割裂了话语势力消长与国家、资本力量消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学深深地限于一个自造的民间/国家、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简单的二元结构之中，不能自拔。

在自由主义阵营做出对汪晖的回应时，他们同时犯了两个错误：既忽视了对方阵营的复杂性，也忽略了己方阵营中内在的矛盾。在所谓的自由主义阵营中，同时存在着的立场包括保守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而在所谓的新左派一方则同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激进自由主义、毛主义等持不同的思想资源与思想立场的人，甚至民族主义也被一度划为新左派。自由主义者们按照自己的民间/国家、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思维逻辑支配下的想象，把处于纷争中的思想界简单的划分为内部与外部。在区别时，它的主要标准是一系列的象征性诉求与主张，一个最大的误会则是把自由视为自由主义的专利品，好象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都不愿意人们获得自由。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在汪丁丁的一篇文章中，题目是《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述》，而全篇文章都在谈自由主义，为自由主义辩护。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错误的以为自己站在民间，以为他们与“底层”站在一起，而新左派则是“集权统治的辩护者”。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底层”的产生过程正是市场制度的形成过程，也忘记了权力与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的暧昧关系。所谓自由主义反映底层民众呼声的自我想象也忽略了，一种声音、知识话语、社会思潮被制造出来和流传、被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一如既往的暧昧，但同时也一如既往的被忽略了。而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被归功于资本，劳动完全被忽略，预先接受了经济学自由主义的人们以为，市场会自发地调节分配制度，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市场从来不会自发运转，它在任何时候都受到权势集团与国家权力的干扰或控制。在“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的叙事中，“底层”反抗社会不公正的权利被悄然删除。面对资本对劳动的全面殖民化，自由主义没有想到劳动所有者们在市场制度形成中的可能作用。

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批判思想来完成。真正的理解现实并做出相应批判事实并不需要太高深的思想，它所需要的仅仅是打破上述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强迫自己在国家与资本之间做出选择。马克思主义当然仍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但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一定就是新左派或老左派。批判思想的形成依赖于对现实中的问题的非二元化理解，只有打破了它，一种在这两种声音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才可能被解放出来，真正的民间才能生成，民间思想才有可能。

2003年7月末写于杭州

注释：

[1]关于延安道路更加详尽的叙述与分析，请参阅[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详参[英]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

[3]详参王绍光：《人民健康也是硬道理》，载《读书》2003年第7期。

[4]在此仅举一例。刘小枫的著作《拯救与逍遥》在1998年与2001年分别出过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就截然不同，在最新的版本中，那些表示“政治正确”的话语被全部删除了。

[5]详参汪晖：《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

[6]当时出现了许多这类电视剧，比较深刻的分析参阅秦晖：《浦江上的昼与夜》，载《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

[7]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载《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亦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1999年。

[8]许纪霖：《启蒙的命运》，载《另一种启蒙》，花城出版社，1999年。

[9]汪晖：《死火重温·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10]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载《九十年代文存》（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