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3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与苏联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发生的。罗敦伟等人从时代发展潮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保护中国幼稚民族产业利益与安全等方面，论证了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性。而素来秉承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认为实施“统制经济”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弊端，诸如“与民争利”、官僚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力主“自由经济”。这场争论，不但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还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统制经济”；“自由经济”；争论；政府；市场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这场争论探讨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体制与政策等诸多问题，它所取得的思想成果，不但加深了对国民经济发展道路的认识，还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争论的时代背景
自30年代起，学术界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有着一种深刻的时代背景。1929年自美国发轫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与破坏最严重的经济大衰退。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至1933年下降近一半，失业者最多时占总劳动力的约1/3。经济大危机迅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世界金融体系瓦解，许多国家经济瘫痪，损失巨大，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这场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的重重矛盾，从经济理论上说，它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圭臬的神话，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迫使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不得不寻找自由市场经济的出路。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则相继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政策。与此同时，苏联于1927年底通过并开始实施关于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3年1月苏联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9个月完成时，苏联在短短的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建成了1500多个大企业，工业产值相当于1913年工业产值的234.5％。其中，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了3倍，农业机器增加了4.5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开始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与苏联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之间的巨大反差，对中国学术界震动巨大。于是，自30年代起，在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
二 、日益深化的论战
由于受到当时世界潮流的影响，中国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拒斥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 这从1933 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举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专题征文中就可以看出：“征文中（26篇文章）完全赞成中国的现代化应走西方或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一篇；倾向于采纳社会主义方式的约有 5篇；而主张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取混合方式的占最大多数。”[1](P334)这种情况，正如时人所说，“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这名词，在1933年到1934年初，有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于报章杂志及著作上”,[2](P219)成为了一个“很时髦的题目”。
罗敦伟既是国民政府智囊团的一名技术官僚，更是一位统制经济理论专家，因而他的统制经济思想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真正求得国难出路的基本方策”应是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并强调这是“当前中国唯一出路”。他批评中国的经济学者大半是“自由主义的理想者”，那不过是一个“梦幻”，而“事实告诉我们，许多国家都向统制经济途上进展”，如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及日本，苏俄更是如此，各国“差不多是想把政府化为生产的管理机关。”他认为，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之凌乱散漫，社会秩序之纷乱无章，政治社会之变化莫测”，是一剂良方。[3]罗敦伟对“统制经济”的内涵、目的以及具体措施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说：“所谓统制经济即是与自由经济的对立”，“无论生产及消费之任何部门之自由，都应该服从中央意志，由中央统制机关，指挥统制。”其目的是，第一，“完成国民的自足主义，在计划之上满足社会的需要”，并“求得国际借贷的平衡”。第二，“摧毁封建势力，完成中国产业革命”。第三，“用自己的建设来打倒帝国主义”。第四，求得社会经济的“向上”与“平衡”，“永远消除对立的社会关系，准备大同的物质条件”。不仅如此，罗敦伟还为推行“统制经济”设计了一个详尽的蓝图：中央应先设立“经济参谋部”，其成员包括专家、技术人员、行政院长和各部部长、次长，其组织系统为中央、地方两种，其任务是：研究问题，制定建设程序，指导各省市建设，实行经济独裁等。具体措施是：“提倡国营企业，也不致压迫民营事业”，“小规模企业由私人经营，大规模企业由国家经营”。“国营企业加特尔化”，“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后盾，以民生主义为目标”。“统制经济”的重点是重工业，轻工业由人民经营。 [4](P45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沈志远是苏联计划经济坚定的支持者。1933年，他出版了《计划经济学大纲》一书，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后各个时期计划经济的执行情况以及苏联经济计划的内容和形式。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原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方式——即具有市场底社会性与占有底私有性之间的矛盾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条件下，实施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完全具备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一切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都归国家所有，“一切生产手段——土地、矿山、资源、工业、银行、交通、大商业等等——之社会化，一切‘经济命脉’归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其次，国家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国家底权力，要转移到生产者大众底手里去，这个局面一直应该延长到社会阶级之消灭”。再次，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人的社会经济之消灭”。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实施的计划经济也并非没有内部矛盾运动，但这种矛盾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通过人为制定的计划来解决。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之下，这一矛盾之表现，不具有经济冲突底性质与色彩”；第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逐步“变成生产力发展底桎梏”，而“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是经常不断地把物质生产力在日益扩大的范围上去尽量地自由发展”；第三，“资本主义矛盾之运动形式，是自发性竞争，恐慌（或危机）和战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之矛盾的，是生产者之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下之矛盾，并无自发竞争恐慌等等之表现，因为它的经济是有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指挥机关来调节的，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之矛盾的，是执政的生产管理者的政府之经济政策，是计划化的经营生产，是社会主义竞赛，是突击队运动等等。”[5](P181-183)
简贯三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说明计划经济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他指出：“在波涛翻腾的近代历史洪流中，经济方面有一个很显著的趋向，即是：由自由经济到管制经济，由管制经济到计划经济。”[6]（P89）因为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随时代的消磨，渐成为历史的陈迹”，这是由于“纯粹的个人主义不但侵蚀国家的生命，而且还可以腐化个人的生活。因为个人的生活若漫无标准，久而久之，浪漫成性，精神便易于颓废，缺乏了生命之力。” [6]（P92）因此，在当今世界，取而代之的是管制经济与“统制经济”：“前者是顺乎社会的发展而生长出来的，后者是为医治一九二九年以来的经济恐慌而推敲出来的。” [6]（P90-99）基于这种认识，他极为强调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必要性：“十八九世纪的人士认为国家的职权越简单越好，简单到成为‘更夫式的’国家，只负维秩序之责，便合乎理想的标准了。现代因社会生活日趋繁复，国际斗争，日益激化，于是那‘更夫式的’国家理论，却不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了”，因此，“国家的职权由‘消极的’趋向‘积极的’以后，国民经济生活的管理，自然成为政府的任务。”而政府执行这种任务就是“以保护国家民族的生存，促进社会人群的福利为目的的。”[6]（P94）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向来对国民政府采取批评态度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也有条件地赞成“统制经济”。他指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7]（P346）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可过度采用”：“今日国际竞争，日益剧烈，民族主义，弥漫全球，各国政府正以团结其民族以图生存竞争之胜利，我尚能一任其自然，甚且更进而提倡个人主义，其能自免于天演之淘汰乎？”但是，他又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实行统制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事业，皆以政府负其全责为原则，必其政府有高尚道德，伟大人才，强固权力，方克有济。我国承数千年之积弊，官僚敷衍颟顸，军人跋扈飞扬。” [8]（P5）但是，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中国必须、也只能选择统制经济的形式。马寅初从民心向背、世界潮流、保护幼稚产业等方面论证其必要性：第一，“今日中国正当为难之秋，人各惴惴不自保，皆思所以如何团结，抵御外侮，故其向心力甚强，政府正可利用人民之心理，而领导其组织”；第二，“世界科学进步极速，而道德未能与之相辅而行，如科学利器握于恶人之手，则为恶势之力亦盛大……统制者，即所以约束彼等之自由行为，纳入于轨道，而防止其为害于社会也”；第三，“中国无大工业之良好环境……不能从资本主义而成大工业”；第四，“若采用极端资本主义，则必于自由竞争制度下行之，外货势必来竞争，我之实业，过于幼稚，不堪一击”；第五，“现在各国所保护之工业，皆以发展至相当程度，不但拒绝外货进口，切鼓励大量之国货及资本出口，以侵略弱小国家之经济。”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俄国采国营政策，资本主义之货品，根本不能自由进去，地大民众，足为其尾闾者，惟中国乎。故中国保护幼稚工业，除保护税外，尚须努力合作，用统制的方法，发展国内工业，以与之相抗”。 [8]（P195-195）
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统制经济”思潮，一些秉承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梁子范、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提出了他们的质疑。
1933年12月，标榜以言论自由为宗旨的《独立评论》，连载了梁子范的一篇文章，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两大支柱——“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提出了质疑。梁子范认为“合理化是私人经济的秘诀”，而私人经济又是“过去一百年经济进步的源泉”，相反，“公经济多流于不经济”。对于当时一般舆论普遍看好的“国有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化”不仅在生产上是低效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在官吏式的营业里，不说营业者没有企业家的胆识和经验，他们也处处擎肘政治，没有全力以应付政治的可能。”[9] 1934年4月，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声明对于政府干涉经济不敢苟同：“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盲目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息。”[10]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一样，胡适等人事实上把政府视为一种“必要的恶”，在内心深处想建立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格局，胡适指出：“我看此时最好的办法是一种无为的政治，‘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换句话说，这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缩小到警察权：只要能维持人民的治安，别的建设事业可以暂时不管。人民有了治安，自然会用他们的余力去发展积极的事业。”[11]丁文江则从民族主义近代化和实用理性立场出发，主张“新独裁主义”，并把它作为“统制经济”先决条件。他描述当时情形说：“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但是，民国建立23年来，“我们亲眼看见许多从国外输入的主义和制度，一到了中国不久就改头换面。”他认为，统制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如真正统一的政府、收回租界并取消不平等条约、行政制度彻底现代化等等。他指出，在国家危亡之际，“以为用统制经济的政策，可以促进政治的统一，缩小外国的势力，改良行政的系统”，这种想法“不但是舍本逐末、反因为果，而且是病急乱投医。”[12]蒋廷黻也明确表示不赞同“统制经济”，而主张“自由经济”。在1941年撰写的《从无为而治到统制经济》一文中，他认为“统制经济”是资本高度发达与工业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原因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所说，是资本主义发展自然形成统制；二是国家主义所说的国防需要；三是战争需要。他认为中国本是无为而治政治和自然经济，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和工业，故而没有实现统制经济的条件。因此他主张“当今要图不在统制，而在扶助自由经济。”
经济理论的价值在于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趋势，如果一种经济体制存在着重大的漏洞和缺陷，那么，它虽然能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可以得到人们一定的认可，但由这种漏洞和缺陷所造成的弊端随着经济的发展，迟早会暴露出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各级官员利用“统制经济”之名，大肆搜括民脂民膏，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在这种运行机制下，国民政府实行的“统制经济”的弊端业已暴露无遗，日益遭人诟病。
抗战时期，马寅初痛斥国民政府的各级官员打着“经济统制”旗号，大发“国难财”。他揭露道，在沦陷区，有些官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炒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 [13]（P187）他认为由这种体制孕育出来的贪官污吏，其危害性比各种“奸商汉奸”为甚：“中国的‘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吾人以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之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13]（P188）在随后的一篇文章中，他继续揭露道：“最高经济委员会之下设各种委员会及公司，表面是煞有介事，实际是口是心非，欲图包办一切，由丝、棉、毛、麻以至粮食、煤油、造纸、木材，凡是衣、食、住、行的无一不包办，连文化事业亦要包而办之，因纸张亦被统制也。”[13]（P226）他认为，这些统制政策的实施表明中国经济已走向独占，“是官僚、买办、美资的合流独占”，“经济的独占是无形的，但是危害最大。”[13]（P226-227）抗战时期，一些民族企业家由于深受“统制经济”的侵夺，也纷纷揭露“统制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荣德生批评国民政府实施的统制经济“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荣鸿元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强制管理可以奏效的，在乎供求双方的自然调节，在乎国内运输的畅通无阻”，“欲在统制管理上谋增进生产，平抑物价，消灭黑市，简直是‘缘木求鱼’，‘治丝益棼’！”[14]（P231）
三、关于这场争论的思考
19世纪英国政治家约翰•莫利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基本争吵少之又少，而且出人意料地一成不变。”[15] (P6)这场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归根结底，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恰属于人类社会一直争吵不休的一个基本而又永恒的话题。近代以来，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斯特、凯恩斯、哈耶克等人，对此进行了一系列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一批震古烁今的理论成果。概括地说，从亚当•斯密提出的政府只充当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到凯恩斯提出的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进行有限干预，再到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能政府，可以较为清晰看出，迄今为止，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究其根本原因，从经济理论上分析，就是上述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难以解决人类社会日益复杂、烦琐而又变化莫测的经济问题，都存在着种种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济理论都是适应某种特殊环境的一种产物，只是适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并不具有指导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价值。
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业已证明，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大多采取了“自由经济”政策，因而这些国家的经济以其较高的效率和活力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国家的资本和财富急剧地增加，并使这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可见，这种“自由经济”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自由经济体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它也必然带来了诸多无法克服的社会问题。就国内而言，一是因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量人口失业和贫困；二是市场垄断和“外部化”问题； 三是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此外还有国际收支平衡、市场调节滞后和代价过高、生产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等等。在对外方面，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列强，为了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转移国内矛盾，还引发了世界大战。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主张对经济生活实施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但是，实施“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问题，诸如政府行为有时不反映公共利益，政府行为的无效率，政府行为的“帕金森定律” 政府行为中“寻租” 现象普遍存在等等一系列问题。1944年，面对世界范围内赞颂与期盼“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潮流，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发表了著名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经济这种以剥夺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体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个人独裁”，是一条通往奴役民众之路。
概括地说，“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虽各有其利弊，但从根本上和长远上来说，“自由经济”理论因为较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它相交“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而言，拥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优势——因为自由经济是一种最自然而又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在自由市场制度下，以自由企业为基础、以价格和竞争为运行机制、以各个经济主体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为动力源泉，从而实现国家富强。而“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只能视为在特殊条件下所实施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当时的中国恰恰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发展时期。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落后国家，正如法国学者白吉尔所说，“尽管国家本身不想操纵经济增长的过程，但它却通过防止企业资产阶级的产生，成功地控制住了此种增长的社会后果。控制系统与市场经济共存。一个被政府牢牢控制的社会与相对自主的经济部门的共存，这些就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推进现代化的人们不得不与之抗衡的传统。”[16]在近代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始终起着主导甚至是主宰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作为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而体现出来的。”[17]（P1）由于国内因素（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战争环境以及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思想的影响）以及国际环境（诸如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盛行，苏联实施计划经济的成功经验等等）的影响，国民政府实施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范围干预的“统制经济”政策，这对于维护国家稳定与安全，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国民经济以及维护社会安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可以从同样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德国的发展经验中获得某种启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为了急于赶超经济发达的西欧诸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认为，要求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同经济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人去用力，德国要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干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战后，德国开始广泛的经济统制，制定鼓励、促进、扶持卡特尔的《卡特尔规章法》，大胆突破“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等民法基本原则，颁布大量的国家权力介入经济生活的法令，诸如1919年《煤炭经济法》、《碳酸钾经济法》。 [18]（P5）
这场关于“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是学术界在中国发生严重的经济与民族危机下重建经济的一种积极思考。争论中提出的许多主张都体现了学术界最高的智慧，因而这是一次富有建设性的争论。例如，罗敦伟等人能够从世界潮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维护国民经济利益等方面，论证中国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性。他们的这种主张，在当时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而主张“自由经济”的人，如梁子范、胡适等人则认为“统制经济”必然带来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弊端，诸如“与民争利”、官僚腐败、效率低下、社会不公等等。从这场争论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主张“自由经济”或主张“统制经济”的人，他们的观点虽然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们对上述两种体制的利弊有了一种较为清醒的认识，提出了一些较为精辟的见解，显示了较高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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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iew of the Dispute about “Controlled Economy” and “Liberal Economy”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1930s
CAI Shuang-quan
（School of Law，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ian Yang, 621010, Xichuan , China）
Biography: CAI Shuang-quan(1966-),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Doctor,School of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ing in Chinese history.
Abstract: The dispute about “controlled economy” and “liberal economy”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1930s happened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a grave economic crisis in the entire capitalist world and the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in the Soviet Union. Luo Duiwei and others had proven the necess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 controlled economy” in some aspects from the development tidal current of the Times, the elimination of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anarchy，the protection of the industry benefit and security of weak nationality, and so on. Chinaese typical liberalists, such as Hu Shi， urged "liberal economy", because they thought that it may bring about a series of the abuses to overcome , such as,"competing for the interest rate with the people ",rotten bureaucrat, poor efficiency if China put into effect in “controlled economy”. This dispute not only had deepened the cognition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road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had some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to modernization drive today.
Key words: “Controlled economy” ; “Liberal economy” ;Dispute ;Government ;Marketplace
发表于《湖北社会科学》 2009年11期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