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kiLeaks公布的一则外交电报中，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被比作蝙蝠侠和罗宾。这是种有用的类比：朱利安·阿桑奇，WikiLeaks的组织人，难道不就是与克里斯托弗·诺兰《暗夜骑士》中小丑对应的真实的生命么？在电影中，高谭市，哈维·丹特，一名腐化的，自身犯下谋杀罪行的偏执的治安维持者，便为蝙蝠侠所杀，蝙蝠侠和他的朋友警察专员戈登意识到，如果丹特的谋杀被公之于众，就会有损城市的风尚，因此他们策划使蝙蝠侠对杀戮负责来维护丹特的形象：只有谎言才能拯救我们。难怪电影中唯一一个真实的角色是小丑，电影里的超级恶人了。他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即只要蝙蝠侠脱掉他的面具并公布他的真实身份，他对高谭市的袭击就会停止；为防止对真相的披露也出于对蝙蝠侠的保护，丹特告诉媒体，他就是蝙蝠侠——另一个谎言。为诱捕小丑，戈登伪造了他自己的死亡——又一个谎言。
小丑想要揭露面具下的真相，他深信这将毁灭社会次序。我们该称他为什么呢？恐怖分子？《暗夜骑士》显然是那些经典西方电影《要塞风云》和《双虎屠龙》的新版本，这些电影揭露了这点，即为使蛮荒的西部开花，谎言就必须被提升为真理：文明，换言之，必须以谎言为基础。这场电影异常地流行。问题在于，确切来说就在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需要谎言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更新了的需求呢？
我们也来想想利奥·施特劳斯的再度流行吧：在今天，其政治思想与当下最为相关的面向，是他关于民主的精英主义的观念，关于“必要的谎言”的观念。精英应当统治，他们应当对事物的现实状态（物质主义的权力逻辑）有所意识，并用语言来满足人民，使他们在他们收到祝福的无知状态下保持幸福。对施特劳斯来说，苏格拉底是有罪的，就像人们指控的那样：哲学是社会的威胁。质疑众神和城邦的伦理侵蚀了公民的忠诚，因此也危及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但哲学也是人类作出的最高的，最有价值的努力。施特劳斯提议的解决方案是，哲学家应该使他们的教导隐秘化，就像是世上他们做的那样，通过“字里行间”地写作来把教导传递下去。包含在从柏拉图到霍布斯和洛克的哲学的“伟大传统”中的隐藏的信息，是不存在众神，而道德不过只是偏见，社会并无自然的根基。
迄今，WikiLeaks的故事已经被再现/表征为WikiLeaks与美帝国之间的一场斗争：机密的美国政府文件的出版，是支持信息自由，支持人民知情权的行动呢，还是说，它是对稳定的国际关系提出的一种恐怖主义行动？但如果这不是真的（问题之所在）呢？如果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在WikiLeaks自身内部进行：在揭秘机密国家文件与这一行动被再次写入霸权意识形态的领域的方式之间，而完成这一行动的，除了其他机构之外，恰恰还有WikiLeaks本身呢？
这种重写首先并不涉及“公司共谋”，也即，WikiLeaks与五大报纸做出的协议，给他们有选择地选发文件的独家权利。更为重要的是Wikileaks的密谋模式：一个“好的”秘密组织对一个以美国国家部门的形式出现的，“坏的”秘密组织发起了进攻。根据这种看待事情的方式，敌人，就是那些隐藏真相，操纵公众并羞辱盟友——这一切为的，是对自身利益的无情的追求——的美国外交家。“权力”为那些上层的坏家伙所掌握，并且，不被设想为某种贯穿整个社会集体，决定我们如何工作、思考和消费的东西。在Mastercard，Visa，Paypal和美国银行与国家合力阻止它的时候，WikiLeaks本身就尝到这种权力的广泛弥散的味道了。人们为介入密谋模式而付出的代价，是得到按此逻辑来说应得的对待。（难怪有那么多关于谁是WikiLeaks的“真实后台”——CIA?——的理论了。）
密谋的模式为其表面上的对立面所补充，WikiLeaks的自由挪用，不过是在荣耀的，为“信息流通自由”和“公民知情权”而进行的斗争的历史上的另一个章节罢了。这种观点把WikiLeaks还原为“调查性新闻”激进的一例。这里，我们只看到了离开这种好莱坞式的重磅炸弹——如《惊天大阴谋》（直译为总统都是人）和《塘鹅暗杀令》，其中一群普通人发现了一则往涉及高层的丑闻，但这类作品的意识形态在于他们乐观的最后咨文：在一群像你那样的普通人都能扳倒总统，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是如何地伟大呀！——的一小步。
在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方，权力的最终的展示，在于允许看起来是强力的批判的东西出现。今天不乏反资本主义。我们负荷了无数对资本主义之恐怖的批判：书本，深度调查报道和电视纪录片展示了那些无情污染我们环境的公司，那些在他们的银行为公共资金所拯救的时候继续接受高额奖金的腐败的银行家，雇佣童工把他们当做奴隶来使用的血汗工厂等等。然而，这里有一个陷阱：在这些批判中不被质疑的，是反对这些过度/无节制的斗争的民主-自由的框架。这些批判的（明示或暗示的）目标是，民主化资本主义，通过媒体压力、议会调查、严法、开诚布公的警方调查等手段，把民主的控制扩展至经济领域。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制度设定，却从未受到质疑。甚至对最为紧急的“伦理反资本主义”（阿雷格里港论坛，西雅图运动等等）形式来说，这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质疑的禁区）。
WikiLeaks不可能得到同样的对待。从一开始，关于WikiLeaks的活动，就有某种超越于信息流通自由的自由主义概念之外的东西存在。关于WikiLeaks的披露，唯一使人惊奇的是，它们毫不令人惊奇。难道我们没有得知确切来说我们预期得知的一切么？真实的不安，只是表象层次上的不安：我们不能再假装我们不知道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知道的那些东西了。这就是公共空间的矛盾：甚至在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的情况下，在公共场合中说出这个事实，还是会改变一切。1918年，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最初的措施之一，就是公开沙皇秘密外交的全部内容，所有秘密的协定，秘密的公共协定条款等等。那里，目标也是整个权力的国家装置的运转。
WikiLeaks威胁到的，是权力的形式运作。这里，真正的目标并不是那些肮脏的细节和应对这些东西负责的个体；而是那些当权的人，换言之，差不多就是权力本身，权力的结构。我们不应忘记，权力不仅由制度及其法则，更由挑战权力的合法（“正常的/规范的”）方式（一个独立的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等）所构成——正如印度学者萨罗依·吉里(Saroj Giri)说的那样，WikiLeaks“通过挑战挑战权力的正常渠道并揭露真相来挑战权力”。[*]WikiLeaks的揭露的目标，不仅仅是是那些当权的人难看，更是领导我们自我动员，以带来一种不同的权力运作方式——一种可能超出代议制民主界限的权力的运作。
但不管怎么说，假设揭露过去一直是秘密的一切就能解放我们，那就错了。这里的前设就是错误的。是，真理解放我们，但不是这个真理。当然人们可以不相信表面现象，不相信官方的文件，但我们也不能在门面之后为人们所共享的流言中找到真理。表象，公众脸谱，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虚伪。E.L.多克托罗曾经评论到，表象，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因此我们应当谨慎对待。我们经常被告知，隐私正在消失，最隐秘的秘密正对公共的调查开放。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在有效地消失的，是公共的空间，以及伴随着它的尊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其中，不说出全部是最得体的行为。在《偷吻》中，黛芬丝历对她年轻的恋人解释礼貌和得体(tact)之间的差异：“想象你无意间闯入有裸女在洗澡的浴室。礼貌要求你快速地关上门并且说，“对不起，女士！”，而得体则是很快地关上门并说，“对不起，先生！””只在第二种情况下，通过假装没有看到足够分辨淋浴下的人的性别的内容，一个人才展示出真正的得体。
政治中得体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阿尔瓦罗·库尼亚尔，葡萄牙CP领导人，和厄内斯托·梅洛·安图内斯，1974年推翻萨拉查政府的军事组织的一名亲民主成员之间的秘密会晤。当时的情景及其紧张：一方面，CP已经准备好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接管工厂和土地（武器已经分发到人民手中）；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又已经准备好以一切手段，包括军队的干涉来组织革命。安图内斯和库尼亚尔达成了一项心照不宣的协议：在他们之间没有共识——在表面上，他们相互分歧——但他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即CP不会发起革命而结束了会议，这，因此也就允许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得以出现，而反社会主义的军队，则也不会剥夺CP的合法权利，反而把它接受为民主程序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我们可以主张，这次谨慎的会晤使葡萄牙免于内战。而参与的双方，甚至从后见之明来看，都保持了他们的谨慎。当被问到这次会晤（被我的一名记者朋友问到）的时候，库尼亚尔说他只会在安图内斯不否认的情况下确认——如果安图内斯否认的话，那么这就没有发生过。安图内斯，在他那边，则在我朋友告诉他库尼亚尔说过的话的时候，沉默地聆听。因此，通过不否认，他满足了库尼亚尔的条件并含蓄地确认了这件事情。这就是左派绅士在政治中行动的方式。
至此，我们可以重建今天的事件，看起来，古巴导弹危机的好结果，也是通过得体，假装不知道的理解来实现的。肯尼迪的天才之处在于假装没有收到其中一封信，而这只有在发信人（赫鲁晓夫）愿意接受的情况下，这一策略才能生效。1962年10月26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发出一封信函，确认之前通过调节达成的提议：如果美国保证不侵犯该岛的话，苏联将把导弹撤离古巴。然而，第二天，在美国回复之前，赫鲁晓夫发出了另一封更加紧急的信件，加上了更多的条件。那天下午八点零五分，肯尼迪发出了给赫鲁晓夫的回复。他接受了赫鲁晓夫十月二十六日的提议，就像二十七日的信从未存在过那样行动。十月二十八日，肯尼迪收到了赫鲁晓夫同意接收协议的第三封信。在这样的时刻，在一切处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表象，礼貌，和人们是在“玩游戏”的意识，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然而，这只是这个故事的——有误导性的——一面。存在这样的时刻——对霸权话语来说的危机时刻——这个时候，人们必须承担使表象崩解的风险。这样的时刻在1843年青年马克思的笔下得到了描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旧制度的衰落是法国旧制度的悲剧性衰落的滑稽重复。“只要它相信并不得不相信他自己的合法性”，法国旧制度就是悲剧。德国旧制度“仅仅是想象它相信自己并且要求世界也来想象相同的事情。如果它相信它自己的本质的话，那么它会……在虚伪和诡辩中寻求庇护么？现代的旧制度毋宁说只是一种世界次序的笑剧，其真实的英雄们已经死去。”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就是一种武器：“真实的压力必须通过把压力的意识加诸其上而变得更有压力，必须通过公开羞耻来使羞耻变得更加羞耻。”
这确切说来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情景：我们面对着对一种世界次序的无羞耻的犬儒主义，而这一次序的行动者们仅仅想象他们相信他们关于民主，人权等等的观念。通过像WikiLeaks的披露那样的行动，羞耻——我们容忍这种加之于我们身上的权力的羞耻——通过公开化而变得更加羞耻。在美国干涉伊拉克以带来世俗民主的时候——而结果，恰恰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强化以及一个更加强大的伊朗——这不是出自某个真诚的行动者的悲剧性的错误，而是为自己的游戏所击败的犬儒骗子所面临的结果。
注释
[*]“WikiLeaks之外的WikiLeaks？”，
www.metamute.org/en/articles/WikiLeaks_beyond_WikiLeaks.
[注]译自Slavoj Žižek, “Good Manners in the Age of WikiLeaks”, 载《伦敦书评》(LRB,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3, No.2, 20 January 2011, pp. 9-10。见http://www.lrb.co.uk/v33/n02/slavoj-zizek/good-manners-in-the-age-of-wikileaks/print或http://www.lrb.co.uk/v33/n02/slavoj-zizek/good-manners-in-the-age-of-wikileaks。
王立秋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