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仪式和象征是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重要机制，实现着动员、沟通、约束和奖惩等各种功能。当代中国基层政治重要的仪式化活动是集会和会议，无论是“肯定性”还是“否定性”的集会和会议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某种“剧场”效应，基层的政治控制和权力运行因此得以实现。基层权威通过对仪式和象征这种“控制艺术”和“权力技术”的运用，推动着基层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的展开。」
关键词：基层政治；政治机制；仪式和象征
一、意义赋予和权力在场：仪式和象征在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的真实意蕴
纪律（规范、制度、典则）是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核心机制，纪律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仪式和象征来实现。任何社会制度、组织以及人们在其中的活动都离不开仪式和象征。仪式和象征不但标志着权力，而且它们就是权力本身，因为在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举行仪式、确立象征。
当然在私人生活领域，个人有权力通过仪式展示自己的权利和影响，譬如结婚仪式的举行标志着性的权利和家庭的权利。但这种权力是被严格地限定在私人生活领域里的，性和家庭行为超出了一定的界限就不再是私人生活领域里的问题了。作为一种权力机制的纪律由于是与社会组织化和体制化密切联系的，因而任何纪律的制定和执行都是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发生的，所以与私生活权力相对照，纪律表现为一种公共权力。同时，在仪式与象征的关系上，仪式是更为根本的，因为象征要确定的内容必须通过仪式才能表达出来。仪式所能表达的内容相当广泛，举凡意志的、精神的、权力的、情感的事物都能成为仪式所表达的对象。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现象相类似，仪式的产生也应该从人类最原始的社会行为中去寻找。庆贺丰收、狩猎的成功、战争的胜利等喜悦之情，祈雨、祭天、祀神等意含的敬畏、期待和渴盼之情，对先人的缅怀，死者的追念等情绪，对权力的崇拜和忠诚之情都可以通过仪式化的形式来表达。人类只有通过象征——通过将自己的情感、意志、精神等投射附着在某种具有超凡性质的事物上——来表达自己，而象征意义的认同是通过仪式化活动来达到的。
学者们在对仪式进行的考察中发现，社会仪式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通过仪式可以加强共同体内部的团结和联系。例如罗马天主教礼拜仪式中的屈膝，帮助个人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团体规范之列，由此可减轻焦虑，因为个人行为与团体的要求相一致，可增强一个人的归属感（尽管天主教徒会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承认上帝的存在）[1]（P568）；二是通过社会仪式促进期望的兑现。尽管实际所起的作用可能与本来的期望相差甚远。例如，祝愿战胜的聚舞，祈雨聚舞，疗病仪式，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随着人们紧张激动心情的伊始、高潮直至平息，他们的心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P568）这些团体活动，就像屈膝礼拜一样，也会在同时加强团体的凝聚力。
本文赖以展开讨论的前提预设是：仪式和象征是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基本机制。第一，它是沟通机制，因为仪式化的活动为基层政治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场所、内容、机会和时间；第二，它是约束和压迫机制，因为仪式是官方权力得以行使的标志，通过仪式，基层权威向自己的属下发布命令、部署任务、施行奖励和惩罚等；第三，它是团结机制，在仪式化活动中，基层政治行动者培养起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第四，它是动员和激励机制，通过仪式化活动，基层政治行动者从中受到鼓舞和鞭策，对日常事务重要性的认识通过仪式化活动得到了强化。仪式和象征在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中的性质和作用，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意义赋予”和“权力在场”。
二、集会和会议：当代中国基层政治仪式化活动的主要形式
在当代中国基层，仪式化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集会和会议。通常集会的规模庞大，参加的人数众多。集会还可能是联合性的活动，即是说参加集会的可能不限于本单位、本部门的人员，还会有其他单位和部门的人员参加。通过集会，基层权威意在创造的是某种正常情况下所不易出现的热烈或紧张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的情绪将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刺激，群众情绪的昂扬和亢奋是集会的总体特点。集会造成了某种“剧场”效应，这种效应导致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角色发生了错位或转变。面临剧场的气氛所带来的压力或刺激，人们会做出平时不可能或不愿意做的事，说出平时不可能或不愿意说出的话。基层群众的大型集会是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横幅、彩旗以及高音喇叭制造出强烈的视觉和听觉效应，置身其中，人群会产生一种忘我的感觉。由于集会通常能够带来上述效果，因此，基层权威通常会有意识地利用集会达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号召群众的目的。在政治极端化的年代，集会还演变成政治戏剧化的场所。批判会、斗争会、诉苦会、公审大会、动员大会、表彰大会、会师大会、祝捷大会、联欢会——各种类型的集会以及游行、游街等仪式化活动将政治现实直接呈现在群众的面前，并在群众的直接参与下进行。浩大和辉煌的仪式使得即使平庸的内容都变得具有了某种神圣性。集会的举行往往与重大的事件和行动——通常带有政治性色彩——联系着，集会上的报告和发言往往直到会后很久还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人们在集会中获得的感受是久久不能忘怀的。
两种类型的集会通常带来两种不同的效应。第一种类型的集会为“肯定性”的集会，譬如动员大会、会师大会、表彰大会、祝捷大会、联欢会等。第二种集会为“否定性”的集会，譬如批判会、斗争会、诉苦大会、公审大会等。在第一种类型的集会上人们获得的是振奋、昂扬、欢欣鼓舞、意气风发的感受；在第二种集会上人们获得的是愤慨、沉痛、压抑、深思悲悯的心理感受。肯定性的集会，体现的是仪式的团结和凝聚机制；否定性的集会，体现的是仪式的压迫和奖惩机制。但是，无论仪式化活动实现的是那一种机制，基层组织或基层权威在仪式化活动中所要达到的动员群众、激发群众热情的目的无疑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实现。[2]
但是，作为基层政治运作机制的集会这种仪式化活动，其作用的范围和作用的条件并不是无限制的。首先，集会的举行必须确有必要和可能。其必要性是指，对于基层权威来说，大部分工作是没有必要通过集会这种形式来推动的，只有为数不多的确实带有重大意义而又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群众参加的行动，才采取集会这种形式。譬如，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权威需要通过集会激发起群众参与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动员群众参加土改就是一例。很难想象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中还有别的动员形式能比群众集会更有效地鼓舞起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从他们的“老东家”手中夺取土地和耕具的勇气和胆量了。“文革”中的集会又是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除了极少数人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大多数人是受满腔的革命热情的驱使来参加运动的。其可能性是指，集会的举行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也就是，集会是需要耗费较大成本的活动，如果集会成本超出了基层组织的财力和人力所能负担的限度，集会就不可能举行，或不可能成功举行。事实上，每次群众集会都是对基层组织和基层权威组织能力、动员力和号召力的考验。而且，人们接受和承受集会的心理是有限度的，集会的过多举行必然造成人们对此类活动的厌倦心理，从而造成不仅达不到原来设想的目的，而且耗蚀了人们的热情和精神的后果。
由于集会这种仪式化活动存在的缺陷，“文革”后，基层组织的集会大大减少了。减少或放弃集会这种仪式化活动，可能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集会耗费了大量的基层资源，特别是在农村，如果要举行一次村级层次的集会，就要将分散居住在四面八方的群众召集起来。
在农忙时期，这样的集会的举行是以牺牲群众用于农活上的时间为代价的，特别容易引起他们的不满。二是集会这种动员形式追求的是声势和气氛，因此往往流于形式和表面化，而达不到预期的目的。集会是群体性和总体性的活动，它的概括化特征使它较少关涉个体的要求和利益，不可能针对具体的个人作出决定，因此它的动员深度总会受到限制。三是集会中的某种非理性特征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警觉。由集会引起的非理性话语和行动可能导致与基层权威的预期相悖的效果。集会中充斥的表态性的言辞、假大空的话语、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会使人们心生厌恶。“文革”中出现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形式，到“文革”后期演变成了人身攻击、侮辱、谩骂、文攻武卫等等，对基层社会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氛围造成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当然，上述不正常现象的发生并不能完全归因于集会这种仪式化运作方式，但这已经足够引起人们对它的深思了。如果控制不当的话，集会还有可能演化成实质性的利益竞争事件，这对于权威是极其不利的。
城市单位中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和农村中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是目前中国基层社会最重要的两种集会性仪式化活动。这种仪式化活动不但使群众的参与心理得到了满足，而且在基层权威看来，在参与此类集会中，群众无疑会受到民主知识的教育和民主实践的锻炼，从而能焕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当家做主的意识——这些已经为众多学者的观察所证实。经验说明，只要集会这种仪式化活动关涉的是群众关心的或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的事务，它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基层政治调控机制。集会的另外一个意义还在于，它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机制。集会中出现的话语文本和经验文本经过传扬深入群众意识，可以内化为人们的内心自觉；集会的宏大场面以及或热烈或肃杀的气氛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和冲击；政治文化在集会过程中以夸张的和鲜明的方式突出自己的特点，表现出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其政治社会化的效果是明显且持久的。
与规模较大的集会相比，会议的规模有大有小，是形式更加灵活的基层政治仪式化运作方式。虽然，会议的规模有可能比集会小得多，仪式化特征也可能比集会弱得多，但对于基层政治运行来说，会议在实际作用上却比集会要大得多。因为，对于现实的基层政治流程来说，集会充其量只是停留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进行利益表达的阶段，会议在多半情况下却标志着政治过程已经进入政治录用、利益的综合和政策制定的阶段。一般地说，在象征和表达的意义上，集会所起作用比会议要显著；但在对政治过程的实际影响上，大多数基层会议比集会所起作用要大。基层会议可以按照召集者和参加者的界别和身份来划分，譬如党委会、行政办公会议、群众代表会议、团委会、妇代会、工会代表会议等；可以按照与政治过程各个阶段的联系来划分，譬如进行利益表达的会议——各种见面会、碰头会、群众代表会议、研讨会等；利益综合的会议——人大会议、政协会议、各种代表会议等；政策制定的会议——党委会、人大会议、党政联席会议等；政策执行的会议——政府工作会议、各口各部门的会议、汇报会、总结会等。但所有的会议都可能演变为一种仪式，因为在会议召开之前，会议的核心内容，比如会议文件——包括会议报告、决议、章程等——都已经在事先拟好，所有日程和重大事项都通过事先的协商决定了。会议要做的就是对这些文件、议程、事项表态，赋予其合法性。会议的这种特点反映了权力层级结构的性质，因为无论是政治运行还是行政管理，从权力结构上说，都呈金字塔形，越往金字塔的顶端，权力就越大，管理幅度就越大，权力涉及的重要程度也就越高，参与权力运作的人数也就越少；越往金字塔的底端，情形则恰好相反。与此相适应，越是级别高的会议，决定的问题越是重大，越是需要会议前的协商和协调，并在充分的协商协调的基础上为会议的召开做好准备。这个协商和协调的工作，实质上是将有可能在会议上出现的博弈和折冲放到会前来进行，经过这个阶段的工作，常常在正式的会议上，人们见到的是全体一致的情景。因此，集会和会议尽管总是操纵在权威手中，但会议的精英化色彩更加浓厚，因为利益综合和政策决定是由精英们作出的。会议充分展示的是其仪式性的一面，会议前的幕后折冲才是至关重要的。
基层会议是否会完全流于仪式化操作，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是，与较高层次和级别的会议相比，基层会议一般更少流于仪式化。因为，一方面，基层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其权威的活动内容是直接的和实际的工作，涉及的多是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它的程式化和仪式化特征相对较弱。另一方面，事务性的活动内容决定了基层管理层级较少、管理幅度较小，这也使得基层权威较少通过中间环节，而直接采取临时召集会议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因而，基层组织的会议大量表现出一种临时“碰头”的性质。基层政治层次和权力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基层组织的会议有可能比较高层级的会议更能够成为在实质上解决问题的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讨论、争辩、分歧、平衡都可能发生，即这样的会议更可能成为政治折冲和权力角逐的场所。面对面的争论、对抗、妥协、调解大大冲淡了会议的仪式性质，增强了会议的政治博弈色彩。但是，基层会议在仪式化操作和实质性运作之间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弹性，即是说，基层会议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成为仪式性的，也有可能成为实质性的。至于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上述两种情形中的一种，则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一般说来，那些传达上级会议、文件精神，学习上级领导人的报告，以及那些旨在向上级或群众表态的会议更有可能成为仪式化的活动，而那些关系到政治录用和利益分配的会议更有可能成为运作性的。有学者研究发现，即使在许多人看来是象征性的职工代表大会，也可能成为利益争夺和权利分配的场所。[3]（P155-187）类似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基层活动在一个基层组织可能只会流于仪式化，但在另外一个组织中则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活动。基层权威对这类活动的态度，基层群众与其权威之间的关系类型，以及该基层组织所在地方领导对这类活动的指导思想，都可能成为左右这类会议是流于仪式化，还是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会议的关键因素。
对于具体的基层成员来说，无论会议的规模是大是小，级别是高是低，只要牵涉到个人，会议就不可能仅仅是仪式性的。会议所通过的对基层成员的入党、提干、嘉奖、惩罚的决定将给该成员的一生带来重大影响。有时，在外界看来是平常的、例行公事式的仪式化活动，对于一个具体的基层成员来说却是至为关键且可能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会议所表现出的仪式化特征只会增强他对会议的印象，给他的心理造成持久的冲击和影响。由于此类会议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基层组织在召集会议、作出决定时也是慎重的。基层组织为个人召开的此类会议类似于人类学家所谓的过渡仪式。在人类学家那里，标志一个人从一种社会身份过渡到另一种社会身份的仪式叫过渡仪式。这些仪式的功用不仅在于庆祝一个人生活中的变化，而且也使他们的一系列新身份和关系得到公认。[1]（P569）在政治社会学里，这种过渡仪式甚至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在当代中国基层，经过隆重而庄严的入党仪式，不但意味着他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社会身份的改变，而且象征着他获得了政治上的生命。选送一名新干部上任的会议，也意味着赋予了该基层干部新的政治使命和取得了他合法行使自己职权的地位。
三、仪式和象征的运用：“控制的艺术”和“权力的技术”
前已述及，基层政治运作不但与仪式化活动相联系，而且也与象征性事物相联系。宽泛地说，所有仪式都可以被看作是象征，或者从整体上被看作是象征。但是，象征又不仅仅是指仪式。象征是客观认知对象加于认识主体，而又被认识主体接受的价值物或符号等主客观统一体。所以，象征既是作为客观实体而存在的，又是人们认知的对象和人们情感意志的寄托物，它产生于长期的实践过程。规范地说，政治性的象征物一般是由国家等较大的共同体来确定的，譬如国旗、国歌、国徽、重大的节日和庆典等。但是在基层，一些富有权威的事物总会在特定的情境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寄托人们情感意志的象征。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宗族的祠堂、家谱、学堂、宗法等在长期过程中演变成为象征性的事物。在当代中国基层社会，一些特殊的约定俗成、事件甚至人物等都可能成为富有权威意义的象征物。这样的象征总是和某种传统联系着。譬如，在基层中一些老干部和老党员所代表的传统可能就意味着一种难以逾越的象征。就政治性的象征物所起的作用而言，它又不能仅仅在一般意义上予以理解，它代表了现实地存在着的某种权威。象征与基层政治的关联类似于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在基层的地位。因此在基层，我们看到，一方面权威可以运用象征号召、组织、激励、动员和约束群众，另一方面基层成员也可以利用象征来监督权威的越轨行为，向他们施加某种压力。譬如，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成为党的形象的象征，干部的生活方式都应以之为衡量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的奢侈腐化与这种象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基层成员常常运用党的传统形象的象征性力量与基层权威的腐败行为作斗争。一种普遍的现象是，许多基层干部，被查处往往是经过群众的揭发，特别是对这些人的腐化生活方式的揭发打开缺口的。可见，与仪式的作用相仿，象征既是基层政治的动力机制、团结机制，又是基层政治的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象征在基层政治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出，尽管它在长期的过程中可能获得某种超越品质，但我们仍可以在制度文本和话语文本中了解到它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
象征和仪式的作用发挥得如何，是衡量基层组织及其权威政治动员能力、政治教化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诚然，规范的、制度的、法制的因素，权力权威结构，以及非正式的结构因素，譬如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伦理人格等，都对基层政治产生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但是基层组织及其权威是否善于利用象征和仪式机制推动基层政治沿着良性的轨道发展，仍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解了基层组织及其权威是如何将象征和仪式与基层行动者联系起来，即基层组织及其权威是如何在象征和仪式与基层组织中的人之间建立通道的、其中介是什么，就是懂得了象征和仪式之作为权力机制在基层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全部奥秘。“定势”和“活动”是解开这一奥秘的锁钥。制造“定势”，组织“活动”是任何政治组织及其权威都要掌握的高度复杂的权力技术和控制艺术，只不过对于基层组织及其权威来说，在缺少程式化操作规则、环境复杂多变、团体内个体成员良莠不齐的条件下，经验性资源才是他们掌握和运用这样的技术和艺术的关键。
象征是一种信仰定势，它仰赖于人们的创造和运用。事实上，人们在很早的古代社会生活中就懂得了利用信仰定势取得权力，只不过在现代，人们制造和利用这种信仰的技术更加微妙和发达了。制造信仰定势对于权威来说是一种技术和一门艺术，而对于普通成员来说，则是不断学习和受感化的过程。对于这一点，哈佛大学麦金生主编的？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读本%有过相当深入的分析。以人们在观看国旗时的感受为例，麦金生指出：“有些人——包括我，也可能包括你——每当看见国旗，就会激动起来。仔细考虑一下，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奇特的反应。毕竟，一面旗帜不过是一块有颜色、有装饰图案的布，并没有什么内在魔力。但这样的阐述完全遗漏了最重要的东西。是的，旗帜仅是一块布，但同时，它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特性的象征。所以，当一个人看见一面国旗的时候，他也看到了一个代表我们自己的、强大的、能引起一系列感情共鸣的象征。[4]（P38）那么，人们面对国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麦金生认为，其原因在于人们生活在一个刺激反应的世界，不断的刺激反应、灌输接受，使得人们趋向于认同某一特定的标志，也就形成了心理上的定势。
雷锋生前所在的部队在雷锋牺牲后的长时期里将他的床铺仍旧保留在班宿舍里。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将雷锋的影响永远保持下去，雷锋的床铺超出了其原来的实物意义，已经成为雷锋精神的物化形式，成为一种象征，供人们追念和崇奉。甚至，为保持“雷锋精神”的崇高和纯洁，基层组织曾在宣传上对有关雷锋的事和物进行了大胆的取舍。实际上，在现实政治运作包括基层政治运作过程中，人们总是能够发现创造和运用定势以发挥象征力量的影子。
譬如，一位基层领导者在向其下属传达决定或讨论严肃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在办公室，而不是选择在一个私人化的场所或者一个中性化的场所；做过学生的人都知道，大凡老师要在班级宣布某项奖惩决定，他也总是倾向于站在讲台上，而不是站在学生中间，或者像开座谈会那样坐在座位上。无论是高明的领导者还是拙劣的基层权威都知道，在开一次重要的会议时，能够形成某种气氛的会场会给与会者带来刺激或压力。重大的政治象征的原创权当然属于国家，但是基层有根据国家确立的导向自由发挥的余地。例如，在国家话语层面上可能提的口号是“打倒某某”，但到基层这里就可能延伸、发展成“油炸某某”、“火烧某某”；国家权威胸前戴的领袖像章，在基层单位的大院里可能就会以夸大的形式建成一座雕像。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政治象征物是政治极端化时期出现的，不应该作为政治运作的常态来对待。在国家政治生活走向正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今天，一些非常态的机制已经不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起作用了。国家主要通过法制的、行政的、政策的手段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但是，在基层政治动员和政治控制中，制造定势、运用象征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手段，因为这些手段是与党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基层党的宣传部门，工、青、妇等群众组织是基层政治运行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设置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怎样运用更精致的技术化手段将国家的政治意图传达给基层行动者仍然需要它们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基层组织的政治学习、内部通讯、墙报、标语、口号等旧的形式继续在基层政治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些新的技术化色彩更浓的形式，例如基层办的广播站、闭路电视、局域网、内部小报、微型刊物也将包括符号、象征等形式的政治信息源源不断地传达给其成员，使上下得以沟通。
在使仪式与象征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方面，没有比基层单位的各种“活动”更加有效的了。我们这里所谈论的“活动”，是特指基层组织及其权威所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当然，在现代，生产劳动本身就是集体行动，但它主要是与经济目标联系起来的重复性的机械行动，它不是具备政治意涵的“活动”。由于中国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任何基层组织性的活动都可能有政治上的意义，通过“活动”，政治才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活动，机制的作用只能停留在抽象层面；只有通过“活动”，机制才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起作用。人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每逢学期结束老师总会在成绩单上的操行评语一栏写下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如果某同学不积极参加班级的活动，那将被视为不热爱集体，表现不好。这从侧面透视出集体活动能释放出让我们服从的压力。这样的活动实质上演变成了一种让我们严肃对待它的压力机制，我们必须在它面前表态。在这个意义上，活动与我们论述过的仪式是统一的。因此，通过衡量基层集体活动的水平如何，人们可以得到对基层政治局面如何的认识。基层组织及其权威总是千方百计地通过活动将其成员动员起来，这给基层宣传工作者和工、青、妇等组织提供了充分发挥作用的余地。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观之，活动是一种国家权力伸展到个人生活层面的中介，在将国家权力与基层个体连接起来的过程中，基层组织及其权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但是组织还只是一个静态的框架，只有通过活动，组织的能量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在政治上，活动关涉到对基层成员的鉴别、监督、教育和录用。在活动发起后，基层成员对组织的忠诚、热忱程度得到评估，基层权威也得以在此过程中鉴别良莠、发现积极分子。所以，基层活动的仪式化并不表明它们流于形式，而可能具有关键的功能和重要的意义。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体在基层组织的活动中形成互动，国家将意图和权力延伸到公民个体，而公民个体则通过活动受到教育、训练、鉴别、更新和录用。因此，在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的情形下，完全消极的公民，也即那些对基层活动完全采取抵抗态度的人是很少的，少数人如果一意孤行，那他们可能就面临着被孤立、歧视、惩罚的危险。在这个不间断的权力延伸和角色认同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在象征和仪式机制的作用下，政治新人被不断地培养创造出来，基层也因他们的存在和延续而成为国家权力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美]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王维章，郭学旺。！大跃进？时期国人社会心态探析[J].新视野，2000，（2）.
[3]张静。个体与权威：如何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A].张静。国家与社会[M ].浙江人民出版社。
[4][美]麦金生。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读本[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