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学术传统在时代习气中的升降命运和长远影响如何在一个学者身上由显而隐，最终还原为一种稳定学术传统的过程，王瑶晚年多讲"清华学派"，其中寄托了对自己曾受陈寅恪影响的怀念。不过，一种学术生命力的顽强延续，有时候我们只能从他们学术著作的细处才体会得出来。
一般研究王瑶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的人，都会提到鲁迅对他的影响。一是因为王瑶自己在所有谈论治学方法的文章里，都要提到鲁迅，二是王瑶1949后的学术贡献中，鲁迅研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我以为虽然王瑶自己强调了鲁迅对他学术道路的影响，这无疑是一个事实，但考虑到中国1949年后的学术环境，学者刻意显示的学术影响，一般说来是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学术偶像，也就是说，过分强调某一种学术影响，有可能包括了学者对时代学术环境的另外一种评价，在这种评价中，可能还遮蔽了一些东西。我们研究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的影响显然不够。
人生有许多偶然，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上的偶然性，体现在他早年认同的三个学术导师，在后来变化的学术环境中，不但没有因为时代转型而失去原来的学术地位，反而比原有的学术地位更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敬。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朱自清，还有一位是闻一多。三位学者在1949年前均已去世，而王瑶直接师从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又恰好是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能得到转型后时代高度认同的，因为毛泽东表扬过他们。
陈平原早就意识到，王瑶学术上有两个主要渊源：一是鲁迅，一是朱自清和闻一多。陈平原指出"这三位学者恰好都是既承清儒治学之实事求是，又有强烈的时代感，不以单纯考古为满足的……这其实也是先生平生治学所追求的境界。博古通令并非易事，突出时代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感，二者有时很难协调。先生不只一次地发挥冯友兰和朱自清关于崇古、疑古、释古三种学术倾向的提法，并称自己属于释古一派。学术研究中不盲信、不轻疑，而注重理解与阐释，这固然可以避免过多的主观臆测，可研究者仍然必须有借以阐释的理论框架。这方面先生发挥其通今的长处，特别注重五四以来学者引进西方理论的经验。从五十年代对清学的批评，到去世前主持研究'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研究课题，先生的思路一以贯之：这个世纪的学者必须'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
陈平原是最能深刻理解王瑶学术道路的，但理解王瑶的学术道路，光注意鲁迅、朱自清和闻一多显然不够，必须把陈寅恪引进来。1983年，王瑶在《治学经验谈》中说："我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清华研究院中国语文部，因此就师承关系说，我是直接爱到当时清华的几位教授的指导和训练的。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以后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和研究院的导师，也都是朱先生。当时听课和接触比较多的教授还有闻一多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治学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二
王瑶在西南联大时与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经历有一段是重叠的，吴宓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此不具引。也就是说，王瑶听过陈寅恪的课是基本事实，他研究生论文题目，选择中古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也可以理解为受到了陈寅恪的影响，当然鲁迅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在王瑶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见到他与陈寅恪有直接交往的记载。那时王瑶还没有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陈寅恪当时身体很不好，不久已失明，是否知道王瑶研究中古文学思想，还值得进一步搜集相关史料，但王瑶心仪陈寅恪是可以找到许多事实依据的。
1949年前王瑶重要学术论文中，引述最多的一个学者就是陈寅恪。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所有论文中，在同时代学者中，只提到过鲁迅、刘师培、陈寅恪等极少数学者，而提到最多并直接正面引述观点的，恰是陈寅恪。王瑶生前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有刘梦溪写的关于陈寅恪研究的专章。
王瑶在《小说与方术》中提到陈寅恪时说："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考证范晔与天师道之关系甚详，中云：'又蔚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独《方术》一传，附载不经之谈，竟与《搜神记》、《列仙传》无别，故在全书中最为不类。遂来刘子玄之讥评。亦有疑其非范氏原文，而为后人附益者。其实读史者苟明乎蔚宗与天师道之关系，则知此传本文全出蔚宗之手，不必疑也'"
《文人与药》中说："顾恺之被人称为痴绝，大概也是服食的原因。（凡姓名末字为'之'字者，多为天师道，详见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论希企隐逸之风》中提到："陈寅恪先生著《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说桃花园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所纪乃北方人避苻秦淫虐时所筑之坞壁，论证甚详。"关于天师道信徒多以"之"字为名的研究，陈寅恪后来还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说加申说。王瑶对陈寅恪学术的关注非常细致，有共同的趣味。
在《徐庾与骈体》一文中，王瑶引当时《清华学报》所刊陈寅恪文章后，指出："陈寅恪先生《读〈哀江南赋〉》一文，考证庾信这赋之直接动机，在读沈初明之《归魂赋》；沈文今存《艺文类聚》二七及七九，序云：'余自长安还，乃作归魂赋。"沈文作于建康，陈先生言"颇疑南北通使，江左文章本可流传关右。"
1954年，王瑶写《李白》一书时，述及李白的出生地，曾引陈寅恪的观点："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唐氐族的结果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纪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伪托夸诞之语。"同时在另一处还说："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本来是'融合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的。"书后注释标明引述自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955年，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在注《桃花源记》时，再引陈寅恪的观点，他说："据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所考，则渊明写作材料的主要根据则来自《赠羊长史》一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的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的情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王瑶论文中凡引陈寅恪的话，均以"先生"称之，而在1949年后关于李白和陶渊明研究中，依然不断引陈寅恪的观点，可判断为王瑶内心始终保持了对陈寅恪的敬意，我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理解，王瑶晚年凡谈学术，必谈"清华学派"，其实包含了对陈寅恪的敬意和对自己学术道路的反省，可惜王瑶在1989年去世，否则我们会听到他更多关于"清华学派"的意见，并从中观察他对陈寅恪的理解。
王瑶在清华中文系研究院读书时，师从朱自清，而朱自清在清华时与陈寅恪交往频繁，对陈寅恪极为佩服。朱自清曾在给冯友兰的一封信中说："历史系、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先生薪金已逾四百元，曾于二十三年援用有特殊成绩一条规定加薪二十元。迄今已历三年。呈当续聘之期，拟仍援用该项规定，请转商梅校长于二十六年度加薪二十元。陈先生工作极为精勤，其著述散见本校《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组《集刊》者，质量皆可称述，当为君所熟知，乞向梅先生转述，为幸。"我曾在《朱自清日记中的陈寅恪》中引述过日记中对陈寅恪的详细记载。朱自清对陈寅恪的感情，无疑影响了他的学生王瑶。
王瑶关于中古文学思想研究的论著中，引述最多的是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而朱自清对此文也极为熟悉。1933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上午陈寅恪先生来谈，选文应能代表文化，普鲁士教育部曾选希腊文选一部，由委员会选定，历多年而成，牛津大学即采用之。又谈《天师道》一文中大概。"
1933年11月29日记载："读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极有胜义：1，天师道与两晋关系极巨，王、谢等大姓皆信之；2，六朝人重家传，然父子可同名之，此道名也，又如道字、灵字亦皆教名；3，书法与写经及符录有关；4，竹能宜子，王子猷等爱竹，非尽雅怀；5，羲之好鹅，或取其能解丹毒。"
考察王瑶学术道路时，人们都会注意到，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早把眼光投向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并特别注意二者间的关系，王瑶早年和晚年的学术论文中，这是一个持续的主题，如《"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现代文学中的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而王瑶的这种学术眼光和兴趣，其源头是受到陈寅恪的影响，至少在学术传统上，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陈寅恪学术思想在王瑶身上的投射，虽然学科对象发生了变化，但学术思维和学术训练的影响非常鲜明。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就特别注意思想文化形成中的外来影响，陈寅恪在该文的附录中明确指出："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这种关注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思想风俗影响的思路，是"清华学派"学术思想中的一个特质，王国维、陈寅恪不必说了，王瑶学术道路中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个特征。王瑶非常熟悉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1948年，王瑶完成他的研究生论文《中古文学史论》，其中有一篇《玄学与清谈》，虽然王瑶在本篇中没有引述陈寅恪的文章，但这个问题曾受过陈寅恪影响也是可能的。
1945年陈寅恪在成都出版了《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按时间和研究兴趣，王瑶应该读到过此文。陈寅恪认为，"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籍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
指出清谈前后分期特点后，陈寅恪说："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启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陈寅恪在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他这个意见在1937年《清华学报》所发表的《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已提出过，陈寅恪说："其余则舍弃具体人物任用当否之评议，变为假设问题抽象学理之讨论".
王瑶《玄学与清谈》也认为，"学术遂脱离具体趋于抽象，由实际政治讲到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哲理；由人物评论讲到才性四分，以及性情之分。"王瑶研究生时代对中古文学研究的选择中，陈寅恪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再提《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文章中关于六朝清谈的判断，认为"后期之清谈仅限于口头及纸上，纯是抽象性质。故可视为言语文学之材料。"而这个问题也正是当年王瑶《玄学与清谈》一文的主旨，虽然王瑶1949年后主要学术方向发生转向，但他青年时代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趣味与陈寅恪在同一学术方向，可见王瑶青年时代学术追求的目标是相当高远的，他后来在相关文章中，多次表达过，自己想成为第一流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我们可以理解为王瑶心目中的第一流古典文学研究者，就是陈寅恪那样的人。
三
1989年，王瑶去世时，国内关于陈寅恪史料披露的还不丰富，王瑶也少有畅谈陈寅恪的专文，但并非没有涉及，他关于"清华学派"的言论中，其实已流露出他有意清理自己学术道路的意味。这其中，我猜想可能还包含了他对陈寅恪的一点歉意。
1950年，王瑶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写了一篇《论考据学》，在文章中他详细引述了陈寅恪《狐臭与胡臭》的推论过程。王瑶指出："陈寅恪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狐臭与胡臭》，考证中古医书中所谓腋气之病的狐臭，应为胡臭，与中古华夏民族杂有一部分西胡血统有关。"王瑶叙述了陈寅恪的结论后说："这文自云'推测'又云'疑'，前面又说'尚希读者勿因此误会以为有所考定，幸甚幸甚！'态度是极谦虚的；就因为所有的材料并不能构成这个结论的充足证据，在考据的方法上不能成为定说。但这结论其实是'定说'的，虽然他加上了推想。这就充分地说明了仅存的材料给考据以多么大的限制，而有时连治学最严谨的学者也不能不超越了它。"王瑶当时写了好几篇谈论考据学的文章，虽然并没有完全否定考据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基本思想倾向是批评胡适和他的学术方法的，涉及陈寅恪的地方，虽然非常委婉和谦虚，但倾向是否定意味。但王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关于李白和陶渊明的研究中，涉及陈寅恪的地方又都是完全正面的引述，而且语气中都表示出了敬意，王瑶的学术道路非常复杂，在时代转折中，他的困惑与选择同时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他的学术转向中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
2009年3月25日于厦门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