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先生是一个纯粹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质。
他本是湖南人。自从出了曾文正公之后，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的膨胀了起来。比如他读书时就跟着师兄们齐声高唱：“中国若是古希拉，湖南定是斯巴答；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可是到最后他只知道埋头念形式逻辑，一点没有湖南人“舍我其谁”的霸气和“战天斗地”的尚武精神。他有一句名言，说“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他有时居然会把自己的名字忘记。有一回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佣人问：“您哪位？”他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忘记了，只好说：“你不要管，请陶先生接电话就行了。”但那个佣人说不行。他便又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于是他跑去问给他拉洋车的王喜。谁想王喜也说不知道。他急了，问：“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过？”王喜这才想起：“我听见人家都叫金博士。”阿弥托佛，原来姓“金”！
他非常受学生欢迎，因为他最“好玩”。在西南联大，有一回学生请他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他就去讲。讲完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
吴宓是他的好朋友。有一回吴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的句子。别人让他去劝劝吴，于是他就去对吴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这一下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先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站着听吴骂了半天。
其实真正懂得爱情的是金先生，他对林徽因的痴恋才叫“三洲人士共惊闻”。五十年代后期，他突然把老朋友都请到一起吃饭，也没讲什么理由，饭吃到一半，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多少多少岁冥诞，要和大家一起纪念。在座的一些人看看这位终身不娶的老先生，偷偷的掉了眼泪。而此时梁思诚已经再娶了。
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清华到了北大。周培源要他做哲学系主任，可他不干，说应该去请艾思奇。最后周说：“要你做，你就得做。”他也就不得不做。可是要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哪里知道“公”是如何办的！于是就恭恭敬敬的在办公室里坐了半天，没有人来找，也便无“公”可办，最后又跑回家去看书了。
后来艾思奇到北大演讲，批判形式逻辑，说那是伪科学。讲完以后金先生带头鼓掌，艾思奇于是很得意。但金先生接着又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
他的老乡毛泽东曾要他“多接触群众”。他想了半天，就租了一个三轮车把自己拉到王府井去转，满街的人都当他是怪物。有的人叫住他，说：“老先生呀，现在不要再穿你的长袍了”他说没办法，因为特别怕冷，所以必须穿这个玩意儿。
他一生写了三本书：《逻辑》、《论道》和《知识论》。科学院哲学所的领导去看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不假思索的说：“我要钱。”然后就掰着指头说，《逻辑》不要钱，《论道》也不要钱，但《知识论》一定要钱。领导有点尴尬，说：“是要稿费。”但他仿佛没有听明白，傻傻的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这就是金岳霖先生，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