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52期6版“特别策划 展望新五年（上）社会与教育”文章之一。
没有奉献精神和道德责任意识，科技创新发展很可能会落空。我们每个学者或者公民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奉献精神和道德责任意识，这样才可以造成我们国家真正的活力。
学风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学术，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不会有世纪性、影响世界的、有震撼力的理论产生。
我先从一个问题谈起，学风问题。为什么当前不仅在人文学科，而且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会发生学风问题？我觉得，这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急功近利的环境。
要解决学风问题创立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一是政策引导的问题，比如说过分突出经济的作用，实行经济挂帅。我仔细读了“十二五”规划建议，其中第七部分的头一句话就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全面，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除依靠科技创新，更需要推动奉献精神和道德责任意识的发挥。没有奉献精神和道德责任意识，科技创新发展很可能会落空。这个问题就反映了我们在指导思想和政策引导上存在问题。我建议修改这段话，加上“我们每个学者或者公民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奉献精神和道德责任意识”，这样才可以造成我们国家真正的活力。只依靠经济不行。
二是量化评估的问题。现在，职称、科学项目的申请，科学成果的评定等，常常靠量化来决定，而不是靠其学术价值以及能起的真正作用。清华大学曾做过量化教育的评估方式，以教师发表的论文、著作，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等露面次数，以及参加多少次学术会议为标准进行评分，将之累加起来，以此评定一个人的成绩。对此我当时就批评，这是错误的做法。我们应该主要看其成果质量如何，而如何评定，应该靠专家委员会，而不是官员，特别是教育部或者文化部不应参与评定。这种量化教育影响了现在的学术质量，学术泡沫化太大。国家出版总署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中国一年要出二三十万种书，这中间抄袭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很难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是因为量化评估引起的。当然，专家学者自己也有责任，但这也与一开始我提到的有关，因为我们没要求学者、科学家对祖国和社会有奉献精神和道德责任意识。我们不提倡这种精神，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三是应该以学术价值为重。学术文化应该很好地贯彻毛泽东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能像汉武帝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去反对我们的社会、国家，不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学风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学术，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不会有世纪性、影响世界的、有震撼力的理论产生。在技术上，如原子弹一类，我们能很快追赶上来，但是在科学理论上我们一直没有产生震撼世界的理论。在人文社科领域，很多理论甚至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所使用的理论，基本上都是西方的理论。如哲学，我们做得好的也要用西方的哲学理论，用其诠释学。现在诠释学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无论是哲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大部分都是用西方诠释学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哲学诠释。我们没有考虑到中国有五千年历史，我们诠释经典的历史比西方长。早在战国时期，我们已经存在《左传》诠释《春秋》、《易传》诠释《易经》，这都是在公元前三四百年前做的。西方解释经典在古希腊也有，但主要是解释《圣经》，那也是两千年的历史，比我们至少晚三四百年。而且，西方对经典的解释成为一门学问，也是19世纪末才形成的。然而，虽然我们解释经典的形式非常丰富，我们没有把对经典的解释、对理论的诠释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学科，并进行研究，因此就没有话语权。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解释来诠释我们的文化，甚至我们的诠释里面一定包含一些可供全世界享用的因素。印度也一样，有一些因素是可以供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分享的。只有这样，世界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平等的世界。现在我们成立了儒学研究院，第一个课题就是“中国经学史研究”，原来已经做了儒学史和思想史。经学史就是诠释史，希望借此来梳理其发展线索，为建立诠释学打下基础。所以，之所以很多学科用的理论都是西方的，原因与我们没有总结有关，进一步分析，与我们的指导思想有关，应该提倡学者有一种奉献精神和道德责任意识，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鼓励跨学科的大家培育有震撼力的理论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教育改革应该说有两次重大失败。第一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当时全面学习苏联，从而打断了我们的传统。对我们的传统，应该照毛泽东说的，批判地继承，而不是全盘苏联化。比如哲学，当时以日丹诺夫对西方哲学史的讲话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两个材料为指导来研究哲学。这一方面打断了我们的传统，另一方面，全盘苏联化，用日丹诺夫和斯大林的思想来指导实际上也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我们的正常教学。从学校制度讲，为了学习苏联，把原来很有传统基础的大学随便拆并，比如北京大学当时有理科、文科、工科、农科、法科、医科六大学院。后来把工科给了清华、法学到了政法大学、农学院独立成为现在的农业大学，医科也独立成医科大学，结果北大主要成了文理两科。清华也被拆散了，人文到了北大，法科被弄走了，主要变成了工科大学。还有社会学，因当时我们学习苏联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学科而被停办了。如今却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比如，现在北大要恢复原来的学科设置，工科没有了，要建立工学院，独立出去的北京医科大学收回来，变成医学部。这不是耽误我们几十年？
第二次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盘学习美国，比如说求大。在没有做认真论证、做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一道命令下来，首先是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原来杭州大学很有基础的人文学科因此被拆散了，有的人走了，留下来的人也很难发挥作用。第二个变的是吉林大学，比浙大更大。我们国家是否需要这么大规模的大学？是否没有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而且，学科的设置是否要按照美国学科的设置？例如，现在有些学者提出设立一个国学学院或者国学系。这个问题现在还在争议中。我认为可以考虑国学成为一个学科，至于成为什么学科可以考虑，如二级学科。中国的国学包含文史哲，而现在世界的潮流也主张跨学科。要真正研究文化传统或者文化问题，需要打通文史哲，没有真正传承中国文化的命脉，光懂哲学或史学或文学是不够的，必须是跨学科的，要懂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为什么我们有五千年历史，特别是两千多年延续下来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对它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提倡跨学科研究，很难真正知道中国文化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同样，要真正了解西方文化，也需要跨学科。比如，研究亚里士多德，就得知道哲学、伦理学、美学；研究黑格尔，就得知道他的今生现象学、美学、逻辑学。真正的大家是跨学科的专家，真正有震撼力的学术理论，其视角必定是非常开阔的。为什么一定要按照美国的学科来设置，为什么不能设置国学？所有这些都是问题。实际上，有力量、有特色的学校自己办就可以了。这就牵涉去行政化问题。我们的大学现在行政化太厉害，学科设置、招生、申报课题、教学评估，全要管，这更应该是检查、监督，而不是直接管。
改变重理轻文的基本格局
第三个问题，就是经济刺激的力量太大。如今，教育部等设立各种名目，这种学者、那种工程，并用经济刺激的方式来刺激这些学者更好地工作，希望他们有所创新。对有成就的学者多给一些工资，这些都是可以的，但过多设立各种名目，会产生很多问题，会加深教师队伍中间的矛盾。没有得到这些名目、这些钱的教师就会对此有意见，对学校教学有抵触，对自己的教学产生影响。他们有办法来对付，去兼职、去外面讲课，在学校敷衍了事。如果学者都热衷于兼职、在外讲课，那会怎样？所以我们要提倡奉献精神，提倡道德责任意识，为祖国甚至是为全人类。与此同时，给教师工资应参照国家行政各部委和国营大企业，一个国营大企业当然可以为国家创收很多，但一个大学者如果能创造一个震撼世界的理论，那意义要大得多。要让教师能专心去做研究。
第四个问题，我们现在重理轻文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我们对理科的投入特别是技术科学的投入特别大（科学理论的不是很大），一项就可能过亿，但是，人文学科就很少。像我们一个系，一年原来能拿到一两百万就不错了，2011年可能会稍微好些，但比起理科来，经费还是少得多得多。理科用的公用设备、公用房屋都大得多。然而，理科虽有这么优越的条件，但这并不能保证其不出问题，理科照样出现学术腐败的问题。
再者就是学校，我在2010年11月23日的《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该文说最近北京大学撤了经济管理中心，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搞培训、卖保险品的企业。不断有机构挂靠北大或者其他大学，主要是为了创收。就北大而言，每年有200多家机构在此挂靠，这当然对北大或其他大学有利。我并不反对学院的学术去为社会服务，创点收也可以，但不能把它仅仅作为一个创收的手段，要有限制，否则很多教师都跑到那去了，而且学校也不好管理，甚至当某些机构做出对社会不利的事情时学校都搞不清楚。这样会出问题。
所以，上述这些问题，我觉得归根到底都需要我们提倡奉献精神、提倡道德责任意识，为国家、为全人类。所以我认为要加一句话，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需要推动奉献精神和道德责任意识的发挥。我觉得这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