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为“Institutions, 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by Fei-Ling Wang. 载德国 Protosociolog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Vol. 26-1 (November 2009), pp. 100-120.
吴萱萱 翻译
王飞凌 校对
目次
概述
人类行为与人类制度
现代性：三大人类制度之间的一种安排
通向现代化之路，制度性分隔排斥与后现代性
提要
民族国家是人类组织集团至今的最高层次。不同的国家（nations) 必备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这三大主要制度（institutions) 具有不同而多样的内部结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制度之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结构性关系。它们在功能上的最佳关系是一种分化独立（differentiated) 而又关联互动（interactive) 的制度性安排。同时，任何人类组织集团都无法避免地会有对其部分成员的制度性分隔与排斥（institutional exclusion)。由此，内部构建和性质各异并有着不同的分化和互动关系的这三大制度通过不同的方式和力度对一个给定的人类集团中的不同成员产生迥异的影响和作用。具有不同内部组织结构和不同互相间关系的这三大制度从根本上地决定了一个给定人类集团（国家）的政治治理（governance), 经济成就，与社会生活水平。基于上述观点，本文超越了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传统局限，提出了对现代性和现代化概念的一个制度主义理解，并描述了制度性隔离与排斥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四种主要模式。
概述
本文探寻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的一个广义理解。通过分析人类行为和人类制度的主要领域和模式，本文提出“国内组织结构”（domestic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OS）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国内组织结构主要包含三大基本的人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制度。[i]考察这三大人类制度，尤其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使我们对现代性和现代化有一个简明而富有解释力的制度主义概念性表述。[ii]
走出种族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局限，本文将现代性首先定义为拥有一种在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生活之间彼此分化又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国内组织结构（DOS)，而并不仅仅是指当下最时兴、最先进或最强大的国家或者社会。其次，现代性还体现为三大人类制度各自某种最优的内部结构（尽管其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并不必完全一致）：即一个参与式或曰民主的民族国家政治，一个市场经济以及一个自治的公民社会。就制度而言，现代性或现代化了的国内组织结构能够最大化地提供人类的需求和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类的欲望——亦即人类所有行为的目的。现代性还能够从整体上确保三大人类制度都能生存和演化，尽管三者间可能存在着功能上或组织上的种种冲突和矛盾。现代化于是被理解为建立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社会生活之间彼此分化又相互作用的关系的过程。[iii] 这一过程及其结果——现代性——是能普遍适用各个人群国家的人类制度，也确实在不同时期内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与国家里。
不同国家的国内组织结构 —— 无论是前现代的（pre-modern) 还是现代化了的（modern) —— 有着很不同的领域和涵盖面。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时期里也会有程度各异的制度性分隔与排斥来组织和管理人群。当今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已开始迅速变为一个单一的人类组织集团，呼唤着一个全球性的制度性组织结构；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而且必要的制度性分隔与排斥依然强势存在，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按民族和国籍来划分的各国公民身份。本文对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的探究将以讨论制度性分隔与排斥及其四种主要形式来作为结束。
人类行为与人类制度
人类生来就要通过相互间的交往互动以及与大自然的互动来实现自身的需求和满足自身的欲望。因此，人类为此而组织起来从事各种有目的的（包括看起来盲目自发的）的行为——而这些人类行为正是社会科学的中心研究对象。[iv] 依据对人类生存生活的相关程度和为之所付出的代价的大小，人类的各种需求可以有高低层次之分，[v] 但对观察者而言却都是相当确定明晰的。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重要思想家们都曾运用人类需求这一中心概念来建构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行为的各种理论。[vi]半个世纪前，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就指出需求满足的“最优化”是人们从事有组织的行为的动力，因而关于人类需求的理论“对于任何合乎逻辑的行为理论都至关重要”。[vii]与需求相比，人类的欲望更加多样、含糊、多变，也更加个人色彩浓厚，但在功能上它们是相对次要的，并往往可以归纳追溯为某种人类需求。例如，贪婪和对流行和名望的强烈欲望，实际上都是夸大了的人类需求——对安全、生存和繁衍的需求，往往是经由性选择和社会选择机制来强化了的。
本文假定生存和繁衍是人类最基本的目标。这一假设使我们可以普遍性地确认三种人类需求：肉体生存所需的物资和服务，与他人合作并免于他人威胁从而由此获得相应的物品和服务，个体（或团体）的基因和特性的繁衍或传播。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会产生不同的规范和价值，从而约束调整个人对这些需求的自然排序，并因而表现出个人的不同的行为侧重点。个体对所得信息的独特解读也会促进人类行为的巨大差异性。但这三种需求是普世的，在根本上推动着整个人类。常见的扭曲行为与异常行为（甚至自杀性行为）则是需求推动的人类有目的性行为的正常副产品。而这些异常行为的最严重的代价莫过于该个人（或集团）丧失其生命和存在，从而放弃他（它）的一切需求和欲望。
制度性约束
由于人类是有组织的存在，需求导向型的人类行为（有时包括需求这一概念本身）总是受到给定人类制度的约束和界定。而制度化的组织和劳动分工一直都是人类力量与成就的最重要源泉。在这里，“人类制度”指的是一系列“规范人类互动的人为约束”，和“限制个人行为以实现集体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一系列规则、合约程序以及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viii]人类制度也可以被看作人类组织本身。[ix] 有等级的人群集团、家庭结构、社会或政治阶层、行为规范、合同条约、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秩序以及有效的道德准则等等都是人类制度的范例。通常被认为是人类行为中的“文化”或“心理”的约束可以被理解成内化了的、非正式的、却往往强有力的人类制度。包含了习惯、宗教、风俗的“集团/民族文化”概念，即是一种内化了的、个体化了的集团/民族组织结构制度。[x]
人类制度的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约束力。不同文化（内化的制度）对于各式各样需求和欲望（如各种异性乃至同性间的约会规则或者门前要有一片绿草坪的习俗）的形成有着巨大而明显的影响作用。因此，对社会科学而言，分析人类制度和研究人类需求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人类制度和人类需求一样都适用科学分析：因为相对而言，两者的数量都较少，都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都能够度量比较——并且都深刻地影响和规范人类多样的理性（rationality)、欲望和行为。更重要的是，由于自身的可塑性和活力，人类制度包含了关于人类行为多样性的丰富信息，比研究人类需求所能传达的还要多。因此，制度变量是解开人类行为之谜——社会科学的首要研究对象——的关键环节。从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约翰∙凯恩斯、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塔尔科特∙帕森斯一直到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Diddens)，尽管他们对人类需求有不同的理解，他们的著作归根到底都是在研究人类制度。诸如博弈论这样的形式化理论是通过人类动机结构和决策过程来研究人类行为的模式。而动机和决策过程正是人类制度机制的一部分。从价值规范的角度来看，制度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人类自己构建自己的制度，从而也可以对其进行设计或修改以实现目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
三大人类制度
基于需求的目的导向型人类行为在概念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经济活动、政治行为和社会交往。相应地，人类制度主要存在于三个领域：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或“社会”）。由于缺乏公认规范的专业术语，社会科学家们对一些有关概念和分类长期以来争执不清。比如，“社会”一词对于有些人来说指的是像家庭这样的集团组织，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指民族或整个人类集团本身。本文用这个词表示人类制度或人类组织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为避免不必要的混淆，我用“社会生活”一词而非“社会”。许多逐渐形成的次要的人类需求也容易模糊这三大基本人类制度的界限。从实证角度而言，很多人类行为实际上涵盖了一个、两个甚至三个领域。三大人类制度的界限与现实生活中政府、公司以及家庭之间的界限不尽相同：许多政府行为本质上属于经济层面，有些家庭活动也属于经济或政治范畴，或兼而有之。从一棵树到一个人体，我们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同样的简单有数的元素和机制竟可以创造出如此巨大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如果没有对这些基本元素做出清晰合适的分类描述，现代化学和生物学便无从发展。[xi]
鉴于人类制度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构成，集团而非个人是制度分析的核心单位。就三大制度环境而言，人类集团的规模和范围大小不一。小到两个人，大到十亿人，人类制度是建立在各个大小迥异的集团的基础之上的。二人家庭的社会生活大概是最小的人类集团。最大的集团划分应该存在于经济领域里诸如一个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政治上，即便国际组织一直在明显增长，自十七世纪以来，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人类集团划分。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安排即所谓“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也是建立在这一最大也最松散的主权国家集合体之上的一个人类制度。在没有外星人对应互动的情况下，这一主权国家集合体，即所谓“国际社会”，是一个最大但比较缺乏凝聚力和认同的人类集团。
和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如何选择制度分析的样本主要取决于研究任务的性质和目的。例如，为了解人类的繁衍行为，就要选择家庭及其各种变异形式来作为研究分析的单位。国家（或民族国家）是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制度分析单位。[xii]这是因为国家有合法使用暴力的独特能力，包括强行终止个人或集体的生命，对国内的每一个体和集体征税，以及维持与其他集团的最严格的相互隔离——国家边界。国家因而被看作是最独立最自治的人类集团。由于国家一般都拥有足够大的规模，受制度约束的人类行为大多能够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充分发育完全。此外，主权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使用权和各国国民在国家之间制度性相互排斥基础上的各自认同（所谓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使得国家成为最有意义的一个人类集团划分。一个个人很难真正断言自己是“世界公民”，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无法摆脱某个国家的主权权力。因此，国家，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类集体 ，就成为制度分析的一大基本单元。制度分析探究诸如经济发展、现代化、战争与和平这些重要的人类行为，而一个国家的国内组织结构（DOS）亦即国家内部的人类制度，正是制度分析的关键样本。构成一国国内组织结构的三大人类制度支配着其国民的行为和生活机会（life chances）。一个强大人类集团（国家）的国内组织结构（DOS），自然而然也会通过对外交往、外交活动和战争（即国际关系）影响其他人类集团（国家）的行为和生活机会。
现代性：三大人类制度之间的一种安排
由于人类需求和欲望的多种多样性，构成一个人类集团（国家）国内组织结构的三大人类制度因为它们各自不同的界域和内涵以及它们就所需能量（关注度和资源）必然会有的相互竞争，而往往产生冲突和矛盾。不仅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三大制度各具有独特的内部结构和功能；三者间的外部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时代也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该国国内组织结构的大量信息。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三大人类制度的各种内部结构和不同的相互关系进行一个概念性分析和规范性评估，将使我们能够从制度主义角度来理解现代性和现代化。
三大人类制度的内部结构
在历史上，各国各个时期的人类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内部制度结构大相径庭：有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民主政体与非民主政体，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三大制度的各种不同形态及其更多的次生混合形态自然会对人类的集体和个体行为与成效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假定三大人类制度各自内部结构的不同主要是由三者间不同关系与互动所造成的。两组人之所以用不同的方式组织各自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经济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关联互动不同。本文进一步认为，就限制或促进相应的行为以最佳满足人类三类基本需求的效果而言，我们可以发现并鉴定三大人类制度中各自的最优内部结构。
经济活动中的最优制度性结构（尽管远非完美）是市场经济制度。市场是人类将经济活动与政治目标和社会约束相分离的产物。市场体现着解放了的经济活动自主权。“自发”和“自由”的供求关系决定了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和灵活的交换流动，使得市场制度下的人类经济行为广泛地分化和深化。市场之所以是一个最优化的经济制度，因为它带来了最高的动态效率，并且在为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而分配和利用资源方面不断提供着最大的持续的创新。然而，由于其必然产生的垄断化和严重的消极性附产品（negative externalities) 诸如贫富悬殊和环境污染，市场制度存在一种自我毁灭的固有倾向。[xiii]
就政治体制而言，首选的制度是对内享有民主参与权利、对外拥有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人类政治行为免于经济目的和社会因素的困扰之后，现代民族国家才得以兴起：相对于诸如家庭这样的社会组织和公司这样的经济组织，民主的民族国家由此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独立。这种政治制度提供了有效的治理和管理，持续的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从而满足人类对于安全和秩序的政治需求；同时，它也确保了国际间有效的对比和竞争继续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引擎。[xiv]从具体现实来看，一个广泛深入而精密周纳的的政权系统未必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制度。比如，古代中国精密有效的官僚体系和专制制度并不是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而大致是一个具有“准世界”政府位置与功能的家庭型帝国政治体系。即便有着干涉市场经济的种种正当理由，[xv]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往往还是昂贵且缺乏效率的。合法地垄断着暴力使用权的国家还常常会过度花费乃至滥用权力，从而扭曲误导市场并控制干涉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制度上的优越形态是公民社会。它强调基于法律保护下民权和人权之上的个人主义、社会化基础上的志愿性团体（如宗教组织）的相对独立性以及独立自主的家庭制度。[xvi]前现代社会生活亦即传统社会生活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区别主要是由社会生活与其他两大人类制度（政治和经济）的不同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因为从定义上就可以看出，公民社会就是相对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尽管公民社会能够最佳地实现以积极进取、优选创新的人类繁衍为中心的社会需求和社会欲望，它却并不总是有利于发展市场经济，还经常可能削弱政府的效力。
三大制度之间的分化与互动：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
历史上，一个人类集团（国家）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三大制度之间的安排关系很不相同。它们也许具有相对的相互独立，使得各自的内部结构能够得到充分优化发展。它们也可能是一个混沌整体，没有或者少有分化独立，互相间缺乏明显的制度界限并具有相似甚至相同一致的内部结构。考虑到劳动分工的公认优势，显然，这种缺乏分化和分工的国内组织结构（DOS) 在制度上很难充分满足该集团（国家）人们的种种需求和欲望。在这种制度氛围里， 任何个人的任何行为同时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受到同一个单一标准的评判、奖励或惩罚。就制度而言，这些无分化无差异的国内组织结构即为“前现代”（pre-modern) 的。从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来看，一个前现代的国内组织结构(DOS)有以下三种类型：原始部落型、专制国家政权型，或失控的“自由”市场主导一切型。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未分化的方式和价值来建构组织三大不同的人类制度进而制约人类为满足三大需求的种种行为。不过，“自由市场”型前现代性极难持续充分地存在。因为市场机制具有着其随着时间推移必然到来的自我毁灭倾向。[xvii]
因此，为了从总体上达到人类行为的最优化，人类的目标是致力于实现具有理想形态的三大制度之间既分化独立又协调互动的结构性安排，从而保证最大限度地地实现人类需求，满足人类欲望——即在某一特定人类团体（国家）实现其国内组织结构的现代性。从历史上看，这一制度目标可以通过个人或团体建立新的制度、法律以及文化的斗争来实现，有时候甚至是通过暴力斗争或革命运动。在人类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基础上，不同人类群体（国家）间的竞争性选择过程也可以带来一个特定国家的国内组织结构的变化和走向现代性。
所以，现代性指的就是人类团体（主要是国家）的内部组织结构的一种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在这一安排关系下，三大人类制度得到建立，互相弥补彼此的消极副作用（externalities) ，并同时确保各自的生存，健康发育和运作。在优化了的三大制度下，人类个体和总体的各种利益也都同时得到了一个动态而持续的满足。人类的集体性行为由此既分化分工，又相互协调，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多层次的需求并尽可能多地实现更加多元化的种种欲望。“现代性”以前通常只是“最前卫”的代名词，或指吸收模仿“更先进”的文化或国家，现在也就有了一个可供观察分析的客观的定义：一个国家国内组织结构（DOS) 的现代性指的是该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三大制度之间分化独立又相关互动的关系（见下图）。从制度主义角度来说，现代性将市场确立为自主的主要的经济制度，并同时保证因社会价值及政治考虑而建立的非市场经济制度的一定的存在。只要市场不是政治行为或社会生活的主导制度，在政治生活甚至家庭中也应该同时能看到类似市场的交换行为。诸如家庭和志愿团体这样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生活的主要组织制度，它们也同时存在于经济和政治中并对政治和经济活动都产生影响。而同时主要的政治制度则是独立自主而又有公民参与的国家，它同时又影响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并形成与二者的一种持续互动的关系。
对现代性的一个制度主义理解
人类制度向其现代性型转变发展的过程由此即被称作现代化。[xviii]当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分化而互动的关系了，这就代表着现代化的实现，或达到了现代性。因此，对“现代性”概念的制度主义理解，摒弃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中模糊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带历史局限性的、在实证分析中也常常无用的一些看法，而保留了其中有用的“现代性”概念。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要理解现代性，“我们需要区分以下两种逻辑，一是分别由行政权力和财富来规范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二是基于团结和沟通之上的自主公共领域的生活世界”。在政治史上，国家和社会的逐渐分离正是现代政治民主得以诞生和存在的关键性因素。[xix]
通向现代化之路，制度性分隔与后现代性
现代性的制度主义概念化并未假定一个普世单一的现代性具体图景，并不认为每个国家的三大人类制度都能够一下子实现分化和互动，也不认为一旦三大制度有了一个分化互动的关系，历史便终结了。恰恰相反，制度分析的逻辑描述的是：随着知识技术的积累扩散以及人口本身的增长和多元化，三大人类制度间会产生持续、动态、深刻的互动，因而在不同人类群体（国家）中的三大制度间发展出多种多样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间完全有可能存在很不同的现代性。同样，没有人能保证所有国家——作为享有独立主权的人类群体——都能在其消亡之前建立现代性。从制度主义角度来看，即便现代性为国内组织结构提供了人类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多层面的最优结果，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即该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制度性分化过程）却能够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产生一些不尽理想、甚至十分消极的后果，例如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甚至是经济停滞及经济危机。[xx]现代性实现后，各种制度性分隔与排斥机制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依然会不可避免地隔离排斥该人类集团（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尤其是作为人类最大集团的“全球化的人类文明”）中的许多成员和次级集团群体，使被排斥者无法完全参与和获益于现代化的国内组织结构（DOS)。 最后，已有的的现代性的毁灭和崩溃在逻辑上和实际观察里都是完全可能的。
通向现代性之路
与艾尔斯特（Jon Elster) 的“不可能定理”的逻辑相似，[xxi]要同时一下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自由的公民社会几乎是高度不可能的。三大制度之一可以通过率先获得相对自治独立，进而影响另外两大制度的分化和互动，成为推动一个人类团体（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引擎。历史上，我们经历过由市场推动的现代化路线和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尽管由社会主导的现代化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然而由于公民社会本质上的缺乏凝聚力、不够强势、难以统一的组织特点，历史上并没有该类现代化的成功案例。当然，市场推动下的现代化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便利和支持，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也需要自发的市场导向性的经济活动。两者都需要逐渐成长的公民社会的配合。
市场推动下的现代化的特点是，逐渐壮大的“自由”市场成为主要的经济制度，然后引起国内组织结构的整体变化，进而分化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在西欧，在各个主权国家包括其他政治实体（如天主教会势力）之间激烈的政治竞争的推动下，市场最先从前现代的国内组织结构中分离出来；现代化进程由此拉开了序幕。这一过程在分裂的世界政治的滋养下得到持续发展。有利于市场经济的世界政治不统一的制度最终在1648年被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认为现代国际政治体系。[xxii]各种政治斗争和社会反抗运动逐渐促成了这一现代化进程的最终完成。从这些（有时极为血腥的）斗争中，市场经济、有效参与的（且支持市场）国家和商业化的公民社会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彼此分化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市场开启了制度变化的进程，但并没有成为主宰整个国内组织结构的唯一制度。
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是指一个制度上较为自主独立的国家，力图转变整个国内组织结构，使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分化。19世纪的德国现代化、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现代化，以及韩国台湾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是国家主导现代化的成功案例。这条通往现代性的路线的特点在于，一个“独立”而强有力的国家通过改造旧的国内组织结构的若干重要方面——主要包括重新界定和保护产权，[xxiii]以及实现资源、特别是劳动力流动的合法化，[xxiv]努力使经济从传统的社会框架中解放出来。一个能干有力且具有强烈意愿和决心的国家政权，能够保持统治稳定，又具备解放和管理市场的知识技能，就能在推进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其中心角色。市场是引擎，但指导引擎方向的是国家，这种指导通常是以控制或扭曲市场为代价来实现的。[xxv]能力各异的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战略，其表现成效也大相径庭。[xxvi]一段时间后，市场和国内组织结构的相应制度性变化都逐步合法化下来，现代性也就触手可及了。然而，国家仍然会在一种社会政治复合体的制度框架下，保留对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一些传统控制，同时持续其对市场运作的许多操控乃至扭曲（例如90年代以来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彻底实现（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确立现代化的国内组织结构，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关键措施来发展公民社会和政治民主，将该社会政治复合体彻底分化开来。如果这个社会政治变革长时间停滞不前，或者甚至脱轨混乱，则一个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进程很可能会陷入僵局，走入歧途形成一种社团主义（corporatist) 的国内组织结构——一种独特但仍处于转型中的前现代状态。法西斯主义就是这种社团主义前现代性中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现代性的多样性
正如班林顿·穆尔所描述的，各国的现代化通过不同渠道有可能实现最终的殊途同归。对现代性概念的制度性解读恰恰是厘清了这一潜在同归的含义。然而，现代化的各个国家会具有不同的现代性，即各个国家的“现代化”的国内组织结构会各有特点。此外，虽然民主、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努力可能都奏效，都能启动现代化，[xxvii]但当我们考虑对于某一特定国家人群的效力和代价时，它们并非都是理想可行的选择。即便终极目标大体一致，显然，区分可供选择的不同路径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实现现代化的不同途径、不同的先决给定条件和外部环境都能导致不同国家里现代性的多样性。三大人类制度的内部结构以及三者间分化互动的距离、模式和力度也都不尽相同。只要我们可以在经济和政府之间、经济和社会生活间、以及社会生活和政府之间看到制度性的距离和联系，一个国家就是实现了制度上的现代性。例如，日本和美国都可以被认为拥有现代化的国内组织结构，但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三方面却有明显不同的制度性安排。日本政府被认为是常常“友好”地干预着市场经济，甚至与日本的一些大公司不分彼此。[xxviii]而在美国公司的眼里，美国政府则一直以来都是不被信任地在做些“必要的恶事”。在许多欧洲国家的案例中也能找到类似的对比。[xxix]
制度性分隔与排斥及其四种类型
现代性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其包涵面的不一。一旦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三大制度之间建立起了分化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并不包涵惠及该国的所有成员及所有的国内集团群体。在一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这种现代性的多样性特点会体现在对该国内若干人群的制度性隔离与排斥或歧视。美国富裕受过教育的男性白人两百多年前所享受的美国现代性，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现代性有很大不同，当然更不同于2009年后的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现代性。实际上，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已经建立了雏形的现代性，但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以及妇女都被排除在外。
为了简化分析起见，我们来假设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两百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美国的“同一个”现代性却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废除对各种特定人群的排斥和歧视（比如妇女和少数族裔乃至同性恋）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在全球推广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努力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过消除公民身份、地域和民族限制之上的制度性分隔与排斥，以达到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美式现代性的目的。
在界定、分化及规范人们活动交往和准入资格的种种法律、规范，行为准则及行政措施中，制度性的分化隔离或制度性排斥（institutional exclusion) 是最基本的。不管是前现代还是现代化的国内组织结构，制度性分隔与排斥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分隔和组织民众，按照各种优先和目的计划来积聚、管理和分配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资源，并使得政治治理和社会控制成为可能。不论是按经济和政治地位来划分的阶层，或按文化和社会分类分隔的群体社团，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一“准入与排斥”制度下享有不同地位和权利的一些子单元。[xxx]
我们可以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中，鉴别出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大类制度性分隔与排斥，成为构成（前现代或现代的）国内组织结构多样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下列的四种类型在实践中常常互相重合，也会产生各种混合型次生的“新”形式出来。事实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只具有一种简单纯粹的制度性分隔与排斥。
第一类制度性分隔与排斥根据“他们是谁”来划分和排除部分人群。取决于种族、民族、语言、性别、宗教以及其他种种的个体和集团的固有差异。
第二类制度性分隔与排斥根据“他们有什么”来划分和排除部分人群。取决于个人和集团的资源和财产所有权以及他们在拥有财富和技能上的不同。
第三类制度性分隔与排斥根据“他们在哪里”来划分和排除部分人群。依据经法律确认的家庭关系以及所在地或出生地，如公民身份和法定居住地。
第四类制度性分隔与排斥根据“他们做什么或者曾经做过什么”来划分和排除部分人群。依据的是人们和集团在工作、职业和行为上的不同。
（来自 Fei-Ling Wang, Organizing Through Division and Exclusion: China’s Hukou Syste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
如果说国内组织结构（DOS) 决定着一个团体（国家）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整体成就，不同的制度性分隔与排斥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国这一集体行为的成效。[xxxi]
简而言之，前现代性和现代性都会随着时间、地域、特别是人群集团（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各自的基本制度性特征不变。因此，为了理解现代性的多样性，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有历史眼光，基于不同集团和依具体课题而定的方法，对现代化来进行制度分析。
后现代性、后现代化和全球化
进入现代性，即在市场经济、民主的民族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大制度之间建立起分化互动的关系之后，现代化的进程仍未结束。[xxxii] 人群的迁徙、重新组合、教育和政治斗争都会改变制度性分隔与排斥，由之现代性对一个集团（国家）的涵盖面和作用也会随时做出调整。现代化的国内组织结构明显加速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的演变，[xxxiii]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组织方式和满足人类需求欲望的方法和能力的变化，这些变化持续不断地促使三大人类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不断地做出调整和改变。因此，现代化的国内组织结构在概念上和实际中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性通过现代化的过程得以实现，但仍需通过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的过程予以维持和调整。现代性也可能在去现代化的过程中遗失，表现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制度性距离逐渐萎缩以至难以辨别，或三者间的关系被切断脱节。
历史上，特定人类群体（国家）内部或外来的失控暴力会摧毁一个现代性。两千多年前，希腊人已经在雅典等地构建了具有现代性的国内组织结构，然而这一创举却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外的基础之上。奴隶制度使掠夺性战争成为必须，并受到颂扬和追崇，这种为战而战的行为最终摧毁了希腊的现代性，随之消亡的还有古希腊世界中的那些主权国家。同样，如今发达国家中的现代性也绝不意味着保险无虞。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肆侵略的纳粹德国，就是现代性在国内外被破坏到极为严重程度的例证之一。
现代性还将受到知识积累和技术革新的进一步影响；二者通过改变人类的需求、欲望和行为，进而影响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三者间微妙的相互作用。人类组合单元的差异性也会对现代性的形态和寿命产生影响。经过数十年广泛深远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人类在21世纪遇到了若干新挑战，例如以911袭击为代表的全球恐怖主义，和诸如气候变化和2008年金融危机等的全球治理问题。因此，推动人类组织形式由民族国家向全球治理转变，已经俨然有必行之势。这一推动将引起更多深层次的问题，促进对一个统一融合的全球组织结构（global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的可能性、可行性和有益性（desirability)的研究——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全球性组织结构能够是现代化的和可持续的，而其中包含的制度性分隔与排斥是能够容忍的和容易控制与消减的。[xxxiv]
关于现代化的探讨仍有诸多未解的问题，包括人类制度的许多具体工作机制及其意义，创造并维持现代性的方法和途径，以及制度性分隔与排斥在全球化环境下的角色和命运。当人类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单一的、全球化组合的新时代后，对现代性的制度主义认识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领会社会科学界孜孜以求而永无止境的神圣目标：如何充分理解及最好地组织人类行为，以期达到在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的不懈努力中不断获取最有益和最有效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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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 本文使用的“国内组织结构”（DOS)概念受一些已有的类似理念的影响：如马克思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理论，Emile Durkheim 描写的“组合的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及其关于在“有机集体”（organic solidarity）上不同分化的单位之间的制度化契约，Talcott Parson 行为总理论里的“各个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s), Jurgen Habermas 论述的人类生活的“各域界”（realms), 以及 Kenneth Arrow 提出的“社会诸世界”（social worlds) 看法.
[ii] 关于此论述的展开可参见 Fei-Ling Wang,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Pre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London &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 St Martin’s Press, 1998: 1–50.
[iii] 学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多种多样。一个代表是 Hans Blokland (translated by Nancy Van Weesep), Modernization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Weber, Mannheim, and Schumpet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iv] Talcott Parson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53.
[v] A.H. Maslow: “‘Higher’ and ‘Lower’ Needs,”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XV. 1948: 433–436.
[vi] Agnes Heller: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translated by Allison & Rusby, New York: St. Martin’s, <1974> 1976.
[vii]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5–6, 24–67 &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8–10, 5.
[viii] Douglass North: “Institutions and a Transaction-cost Theory of Exchange”, in James Alt & Kenneth Shepsle ed.: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82. And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81: 201–202.
[ix] Friedrich V. Kratochwill and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0 (1986): 753–775. Friedrich V. Kratochwil and Ed Mansfield 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Reade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4; and Friedrich V. Kratochwil: Rules, Norm, and Decisions: On the Conditions of Practical and Legal Reaso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Affai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ters 4 and 5.
[x] 有异于 Talcott Parson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22), 本文把文化系统看着是三大人类制度的附属和延伸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类制度。
[xi] 视人类制度由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组成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提法。韦伯是最早分析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制度性距离的学者之一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 by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52, 333–337, & 941–947). Talcott Parsons 将政府，经济和亲属关系作为分化的“次社会系统“。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28–29.) 另外一些学人如 Jurgen Habermas 在讨论现代化时从概念上探索了人类制度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联. ( Jurgen Habermas: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 1975: 287–300 and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 Boston: MIT Press. 1987.) 更多的学者也在不同的名称下用过类似的分类方法。
[xii] 关于国家和民族国家概念的语义学和历史学内涵，参见Liah Greenfi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9.
[xiii]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 in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Vol. LXI (2), May 1977: 112–122 and Doulass North North, Douglass,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81, 34 & 183–184.
[xiv] 关于“无政府”的国际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和重要价值，参见 Fei-Ling Wang: “Four Cheers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archy,”in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2), ACPS, Fall, 1995. 又见，王飞凌：“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的一个思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Vol. 18-19, 1997年5月（春夏合刊号），第295-312页.
[xv] Tyler Cowen ed. The Theory of Market Failur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Faifax, VA: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 Introduction by Paul Krugman to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xvi] Monte Palmer: Dilemma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4th ed.. Itasca, IL, Peacock, 1989: 22–23; John Keane, ed.: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 London: Verso. 1988: 19; Cyril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Harpe & Row, 1966.
[xvii] Fei-Ling Wang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1998: 30–32.
[xviii] Ronald Inglehart & Christian Welzel similarly describe a modernization as a multifaceted process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xix] John Keane ed.: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1988: 18. Ju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Boston, MIT Press. 1987. Agnes Heller: “On Formal Democracy” in John Keane ed.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Verso, 1988: 129–146. and Can Modernity Survive? Berkeley, CA: UC Press. 1990.
[xx]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xxi] Jon Elster: “The Necessity and Impossibility of Simultaneou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Douglas Greenberg et al. eds.: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xxii] Immanuel M.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xxiii] Hernando de Soto,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2007.
[xxiv] Fei-Ling Wang 1998: From Family to Market: Labor Allo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m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xxv] Robert Wade: “East Asia’s Economic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1992: 318–319.
[xxvi] Stepha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lized Countr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45–46.
[xxvii]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MA: Beacon. 1967 (1993): 159.
[xxviii] Chalmers Johnson’s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xxix] Martin Parnell The German Tradition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Self-Government in the Coal Indust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xxx] 关于制度性分隔与排斥理论可参见 Fei-Ling Wang, Organizing Through Division and Exclusion: China’s Hukou Syste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5.
[xxxi] Fei-Ling Wang, Organizing Through Division and Exclusion … 2005: 150–178.
[xxxii] 从一个不同的角度，Anthony Giddens 不同意所谓“后现代性”概念并描述了一个包含低级和高级阶段的“发展中”现代性（developing modernity) 过程。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0). Anthony Giddens and Christopher Pierson, Conversations with Anthony Giddens: 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Also, David Gauntlett, Media, Gender and Identit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xxxiii] 关于技术和现代性两者间“互相促进”的看法，参见Thomas J. Misa et al eds.,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xxxiv] 关于全球化是如何在19－20世纪里改变了世界的，参见Cyrus Vesser, Confronting the West: Modern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Prentice Hall, 2009. 关于现代化与全球化之间关系个一个分析，参见 Alberto Martinelli, Global Modernization: Rethinking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 New York: SAGE,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