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已为海内外大多数人士所共识。没有一个有力有效且稳定有序的国家政权，中国的未来实属不堪设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无论人们如何见仁见智地置评，确属中国政治稳定的主要内含和保障。然而中国政治的长期稳定又与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息息相连。一党乃至一人专政，无论多么贤明开通，终将无法包容领导一个日益多元且日益变动发展不已的世界第一大民族。而政治民主化又将势必导致党派的敌对角逐，权力的重组，人员的变动，乃至制度的更换，从而直接挑战中国的政治稳定。如何解决这一两难问题，进而营造中国政治的长治久安，当属面对各派政治家尤其是当政的中共领导人的一大“世纪”性课题。

政治从来就不是完美的。好的政治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求最佳妥协。考虑到种种因素，中国政治长治久安与民主化的最佳途径看来在于中共党内各派别的合法化与逐步公开化。一个有六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如能自身在内部各派之间实行有限但公开有序的民主政治，则其将能一举完成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大步且能维护中国政治的稳定。集党内之政治人才与智慧；依党对政权，军权，宣传媒体的控制；循合法的党内派别政治规范；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政治不仅将大幅度理性化与明朗化，而且将从根本上获得合法化与稳定性。危险不定的个人权力斗争和难以控制的官员腐败无能均可由此大得制约。中国政治中难得的有意义的政策辩论与不同声音乃至反对派就可在党内合法且安全地展开。同时又不会引起昂贵的社会动荡和早期“大民主”所常有的不稳定与破坏力。不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族大业能得稳定与理性政治之益，中共长期领导中国的政党利益也有了确实保证。

中共党内派别的合法化不仅是于诸方有益，也是十分可行的。这一做法其实乃是对毛泽东个人治党的一个根本性纠正。毛本人多次声明“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共在1920至1940年代历经种种厄运而不灭，最终统治中国，得福于中共党内的不同声音与主张（包括毛本人的“拉帮结派”）之间的竞争。毛当头后用尽手腕与种种阴谋阳谋，从延安时代起，为了个人的独裁专制而将中共党内的派别一步步非法化后再加以操纵利用。中共八大乃至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中共党内派别的非法化达到极至。

不同派别与不同声音 除在权力斗争中偶被利用外，均被高压摧毁殆尽，终于酿成毛晚年中共与中国的种种惨祸。邓小平能取华国锋而代之并开展中国之改革开放，与中共党内派别之争在当时的一定公开化与合法化密不可分。国际上，俄共与苏共的兴衰历史也说明了党内派别合法化对一个共产党命运的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中共自身生存的政治命运与中国政治稳定的民族大义均已迫切要求党内派别能合法地存在并有序竞争，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这两个问题。

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与公开化后形成的党内民主化，虽不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全盘”民主化，但将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真正可行的关键一步。这一步势将建立一个中国式的精英民主，从而为中国民主奠下坚实基础并提供成长空间与养护。在实行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与公开化的同时，中共的政治领导地位仍要维护。社会各派各人要参政要影响国家政策，将通过党内各派来运作。党外政治派别和组织，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应处于从属的地位。全民“大民主”在中国的可见将来都只能是个美好理想。其实现只能是逐步的和打折扣的。考究各大国民主政治成长的成功经验，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乃是一个精英民主领导层的形成与运作。政治稳定下，法制建设徐徐将理性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扎下深根。精英民主在程序运作上和内容上成熟之后，全民民主政治仍需逐步推进方能臻成功。以美国为例，少数人的精英民主这一步至少走了近百年。到1860年代黑人男性才能参政。1920年代，占美国人口 一半的妇女才有选举权。在欧洲，老牌民主国家瑞士的妇女1970年代才有投票权。有六千万党员的中共如果能够实行一个“精英”民主，加上外围的共青团等组织，数以亿计的中国政治活跃分子就实现了有效的民主政治。这将必然把中国政治带进一个崭新的纪元。这看来带“妥协性”的安排乃是真正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可靠而又震荡小的最佳步骤。只有当中共的党内民主化成功运作，真正制度化并深入人心后，新党派新政治集团方能真正顺利地登上中国政治的舞台。

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与逐步公开化完全可以采取渐进战略。先从严格党员入党要求与程续，健全党纪，稳固党员组织，和保护党员权利。使得党内选举真正有竞争性。然后在强调维护党中央和各级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班子的权威的同时，放开党内各派别各言论之间的共存与竞争。对各派各候选人依其选票所得从党产收入和国家拨款中给予经费分配，任其在法律和党章的规定之内使用。对外来捐款应实行严格控制。当选党的领导者即可执政有权有威，落选者有人有资金去监督和建议执政者并等待下次选举机会再搏。具体运作上可效仿日本的自民党，在党内派系的基础上维持经久不衰的一党统治。

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与公开化目前已有相当的规模。在北京，人们已清晰可见中共党内左派与右派以及保守派与改革派在政策，组织，言论，出版及人员上的分野对立。各派相持。这乃是中共走出党内民主化大步的有利前提。更有利的是，近来各派包括左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对改变毛泽东的旧制，允许党内派别存在，都有不同程度的接纳意向。这既是中共与中国政治现状的反映，也表明了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与公开化的时机趋向成熟。与其让各派象目前这样在香港海外或用隐晦乃至地下方式各执一词，互相拆台，倒不如让他们在党内有序地争论，然后在党内民意和党纪的双重约束下，转各派政争之能量为更好地联合统治中国之合力。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与公开化不仅将促进中国的政治经济大发展，而且将大大改善北京的国际形象，从而稳妥可靠地为中国在新世纪的国际地位奠下基础。

任何重大改革，最有效最持久且最省力的方法从来都是由上而下的。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与公开化应该由党的最高领导层来全面决定与推动并进一步将其制度化。以中共领袖们的政治敏锐与阅历，他们应是完全能看到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与公开化的迫切性与可取性。问题是，如何让他们有足够的动机来改变毛泽东的旧制，用“一元化”党领袖无人公开争议但把握不定的个人权力来换取一个内部周期性竞争但长期稳定的执政党权威与地位。同时，中共领导人还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来布署处理党内派别合法化与公开化的一系列理论与组织问题，进而使中共的精英民主能为人民所接受从而高度合法化。如何既有党内合法派别的逐步公开运作又要维护一个统一有效的政党形象是又一大挑战。中共领导人还必须设计安排好避免和应付党内某些派别之间可能的恶性竞争现象。从而维护一个内部有序竞争但对外一致有力的执政党。这一切要求大智慧，大眼光，大勇气，与大手笔。能成此一功者，其中国历史地位将绝不会在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之下。

中国政治必须稳定但也必须改革。中共的命运与中国的政治稳定与改革均系于中共内部的民主化。实现这一大步的最可行，牺牲最小而又最有效之方案当属中共党内派别的合法化与公开化。中共党内派别合法化与公开化的必要性，优越性，可行性，与迫切性均已昭然。实行条件与时机亦已具备。中共领导层的眼光与勇气已成为关键。应问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用毛泽东留下来的亦已千疮百孔的党内一元化领导制度来应付今日中国之政治经济格局；而是如不内部作制度性改革，中共还能有效稳定地领导中国政治多少年？换句话说，中共若不自身作主动改革之“远虑”，则其命运与中国政治稳定的大局均将很快成为向历史无法交待的近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