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其在国际舞台开启的各型外交，有些政客和评论家就开始警告称中国正在输出自身的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了替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模式。不过，“中国模式”并非寻求替代美国的霸权，其不但受限于自身传统历史条件约束，也在向西方和非西方文化进行借鉴。所以，该模式的发展路不免崎岖坎坷，而中国在此过程中想赢得的是他国尊重与一定范围内的权力。

美国《赫芬顿邮报》12月16日刊文称，由于中国正崛起成为世界领先经济强国，一些政治家和评论家们就发出警告称，和处于鼎盛时期的苏联一样，中国正在取代美国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模式，成为普遍意识形态的倡导者。

这些观察家们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攀升存有合理担忧和恐惧，他们倾向于作出这种假设，即中国正在全世界输出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作为它为自身地位赢得国际合法性战略的一部分。一些政府支持中国抵制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就显示出中国这种做法正在生效。

文章称，中国成功应用“软实力”是其扩展地区和全球影响力协同努力的一部分，这种看法不怎么夸张，不过也有过于诱导恐惧的观点，认为“面对中国在全球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劲挑战，美国利益和价值观都受到攻击”。照此说的话，中国就有对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集权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标牌以替代“自由民主模式”的意愿和能力，从而终结美国时代。

文章认为，通过数据可以说明中国军费何等高或者指控北京追求重商主义战略并要求华盛顿对此“有所作为”，这是一回事。但是，认为北京在推出一系列自身政治和经济模式，取代西方价值观。中国有这种利益所在和这样做的能力。

自法国革命开始至苏联解体这一段时期，世界主要大国间就意识形态的斗争充斥在西方国家和国际政治圈。不同意识形态之争在20世纪达到高潮，这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和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正在极力争夺西方民众的心智。

文章称，自柏林墙倒塌以后，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这争就早已结束，接下来的便是练过间的地缘战略之争。而冷战结束则应该埋葬全球意识形态之争的持久神话。各国也似乎开始探求最有效的途径来创造财富和促进社会稳定。

但是，美国的“一国独大”这种单极地位却引发一种错误观念，认为美国人有义务对外输出自己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方式要么是通过“颜色革命”，要么是利用军队推动政权的交替。这可以表现在美国在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的外交作为。

如果将国家利益而非价值观视为推动外交政策的主要动力，那么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崛起应当被视为历史潮流中掀开的新的一页，其中涉及的是一种充满竞争的“全球格局”以及大国间为寻求战略优势、领土、经济资源和市场准入而存在的“合作与共存”。这正是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所说的大国交流和集聚的过程。达尔文称，欧美的崛起与其说是价值观的胜利，不如说是西方利用其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及地理优势（包括工业化和科学进程）发展经济和军力。而这正是中国现在现在想要做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所称的“中国模式”无非就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摸索，期间，中国通过反复试验和尝试寻找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执政方式、经济制度、技术及教育项目以及选举机制等，从而有利于其保护在国外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中国这些方面的尝试有的基于中国历史传统，有的借鉴于西方和非西方文化。

就当前的发展阶段而言，中国外交政策重心不是实现全球霸主地位，而是保障能源供应及安全，并在东亚打造自己的实力范围。而且，中国模式正在不断演进，期间会有很多失败，中国迟早会作出方向调整。其实，和日本、德国、法国、北欧、印度或英美“模式”一样，中国“模式”无法“输出”至索马里、巴西、伊朗或东亚邻国。

简而言之，中国奉行的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中国人希望其他国家同他们进行贸易往来，需要的他国的尊重甚至畏惧之情。当然，中国未必和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让全世界都“像我们一样”。或许，美国人应该尝试借鉴中国模式。

(皇金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