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书——读书不能尽信书，一切皆可怀疑

　　1．人类距离智慧还很遥远

先说读什么书，读圣贤书，这是古训。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职称，教授、讲师、助教等等，一级这个，一级那个，特级都有，有没有一级圣贤在中国呢？好像没有评过，恐怕不好评，可以评伟大，可以评正确，可以评资深。但是圣贤这两个字，可能过于神圣。所以，至今查阅档案找不到一个敢评圣贤的人。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哪一个是圣贤书？不知道。要读好书，什么是好书？我现在也不明白。我觉得读什么书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科学家说，地球从热气体当中被离心力摔出来，到现在40亿年了，有人说50亿年了，它就慢慢地转，慢慢的就冷却了，慢慢地就有了水了，慢慢就有了生命，到现在为止多少年了？40亿年了。那么人类从单体细胞、藻类，演变成今天直立起来的人有多少年了？大约是300万年，北京人是50万年，马坝人是30多万年，据说东非人有180-190万年，肯定地球还没有被挖遍，也许还有一个人类的化石，一个头骨，一个牙齿还没有被我们挖到，我们就乘以2，150×2就是300万年。地球还要存在多久？地球据说还要存在40-50亿年，我们人类来到这个地球上，从地上演变出人来不到300万年，还有40亿、50亿年，我们还要过多久？如果有地球存在的话，就有人类存在的话，人类还要持续40-50亿年。300万，3000万，3亿，30亿，你连万分之一都没有过去，你就不允许信这个，不允许信那个了，那么人类还探索什么呢？还想什么呢？

过去科举有乡试、殿试，现在我们有高考，曾经有过一道高考作文题，题目是“假如说记忆可以移植”。这当然是教大学生的老师们，也就是我们的精英，我们的专家、学者出的题。我在《南方日报》上还看到过几篇范文，就是按照这个题目写出来的好文章。那时我的大孙子还没有考大学，我跟他议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你可以这么回答，假如记忆力可以移植，人类就毁灭。当然，如果真这样写估计是要得零分的。那几篇范文才是“标准答案”，假如记忆力可以移植，就可以腾出时间来学雷锋，我天天搀着老太太过马路。假如记忆力可以移植，那还读什么书呢？这儿有科学馆的馆长，有这么多学者，我把你的记忆力移植过来就算了，那么我移植你干什么呢？要移植我就移植全国最著名的教授、学者的思想，那我就成了教授、学者了，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能，我们的经验不都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吗？知识都储存在记忆之中，经验储存在记忆当中。我移植大学校长的记忆那我不就成大学校长了吗？我移植校长的干什么？我移植教育部长的不好吗？或者干脆移植领导人的记忆，要不移植爱因斯坦的记忆，移植大科学家，大思想家的记忆，这样我就是知识最丰富的人。但是假如全球60亿人都是爱因斯坦，那么谁来挑大粪？我们不都是住在城市里面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爱因斯坦会去挑大粪吗？挑大粪也是知识，至少是一种技能。没有挑大粪的人怎么办？全世界的人类都要被臭死，没人挑大粪人类就活不下去。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人类就要毁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就是说学习是一种享受，记忆力可以移植，躺在手术台上移植记忆的时候你能得到享受吗？我不会乘法，我也不会乘法口诀，我就掰手头。但我一下子突然就知道了，8×8=64，我就特高兴，我就特满足，比吃了一块饼还舒服，这是“不亦乐乎”。记忆可以移植，那么人类的愉快从哪里来？没有了学习还能有愉快吗？这类的高考题目出来，广东有人提出过异议没有？没有。

所以，我就在想，既然我们还有几十亿年要生存下去，到现在为止，暂时不把一切都固定下来好不好？不要定一个不可逾越之规，不可逾越之规现在尚未发现，我们都还处在蒙昧之中。人类对自身的了解尚且十分无知，何况对整个世界。解剖学才发明了100多年，人体上到底结构是怎么样的，经络是怎么样的，是一根管子，是一块肉，不知道，只是说一根神经，这根神经能找得到吗？不知道。哪里有穴位，穴位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一个洞，还是一个块，是圆的，是方的，是长的，你还不知道呢！干吗到现在我们就开始包治百病呢？到处贴这样的广告，老军医包治百病。我们都还很蒙昧，不仅我这个老头子很蒙昧，我们大家都很蒙昧，领导我们的人也可能很蒙昧。距离智慧，距离聪明还远着呢，没有这个思想你就不能进步。“学而后知不足”，你连不足都不知道，说明你连学都没有学。

　　2.怀疑一切，对一切都问一声为什么

我没有读过书，小学读过，初中读过，高中上过几天。那就说读小学吧，我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抗日战争，逃难我到了四川，到了万县，现在叫万州，属于重庆市，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当年的一个小城市，后来改成中等城市，估计现在也是一个较大的城市了。我在那里上小学，我是南京人，长江的下游，四川的同学就喊我下江人。我觉得四川话很好听，我就想学四川话，想学四川话也没学会。那个年月是拿着手绢包着一包饭，中午就不回来，在学校吃，睡午觉就在课室里睡。五年级的孩子们都进入少年少女状态了，大一点的同学就开始有一些异样举动了。那时候都是用毛笔，男同学就用毛笔沾一点墨水，在女同学脸上画一个眼镜，画了胡子。有一个男同学在画的时候就被发现了，被画的女同学就不依不饶，追着那个男同学要打。我们那时还是在旧社会，这本身就放肆了一点，你追着他打干什么呢？男女授受不亲嘛，你说他几句就行了，你打他就授受不亲了。我就有点看法。结果那男同学在教室里绕，绕到我跟前，就跟我说：“金娃子，你说小口子打架是常事。”我也是刚睡醒，没明白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就照说了一遍。结果我把炮火吸引过来了，那个女同学过来对着我“呸”了一声之后就哭了起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一句丑话，“两口子打架是常事”。我醒悟过来后就向那个女同学道歉，我说对不起，我说错了，我不知道这“两口子”指的是什么。我很害怕，我觉得很丢人，你怎么能够当着同学的面侮辱女同学呢？小孩子一说谁是两口子这是很大的侮辱，我都急得哭了，但她不依不饶继续哭。这时候老师来了，起立！同学们都站起来了，敬礼，坐下。那个女同学不起立，不敬礼，就趴在那里哭。老师看到了，就问怎么回事？那个女同学用手肘指了我一下，说：“他说丑话。”老师问我：“你说什么丑话了？”我说我说错了，我有意说的，我说两口子打架是常事。我是很着急地说的，把无意说成有意了。“小流氓，站起来！”老师这样骂我。这位老师姓郎，我一辈子都记住他，他是第一个侮辱我的老师，他骂了我是小流氓，让后让我站到黑板后面去。

那天是上语文课，连续两节课一起讲《木兰辞》。第一堂课讲完了，休息10分钟，他没有理我，让我继续在那里站着。小学的时候把这种罚站叫做照全身像。如果是下跪，那就叫照半身像。一下课别的班都下课了，不知道有多少个同学从窗口外围着在看我，说要看金娃子照全身像。我感觉到门外有很多人在看，指指点点，我觉得很丢人，我有点怨恨这个老师。现在下课了，也许我要喝水，也许我要去一趟厕所，我说了丑话，小流氓也要小便啊，你怎么让我站在这里不让我动。他还没有叫我坐回去，这时候人的逆反心理，我这是第一次体会到了，人处在一种绝境当中，就会产生逆反心理，我产生了要报复的心理。我第一节课站在那里本来我是很自责的，到这个时候我开始不这样想了，我一定要报复这个老师。这个时候老师的《木兰辞》快要讲完了，“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老师在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听懂了。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这表示讲课成功了。这时我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我说报告，我有问题。老师就说我，你站在那里不好好听讲，还有什么问题？我说最后几句我没有听懂，最后几句是哪几句？不就是“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我说对，就是这两句没听懂。老师说扑朔就是快速的意思，雄兔的脚蹬得很快；迷离就是模糊不清的意思，雌兔的眼睛不像雄兔那样透明清澈。两个放在一起，你怎么能分得出哪只是雄兔那只是雌兔。他又问我一次懂了没有？我说不懂，你怎么还不懂呢？“扑朔迷离”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我说那前提是什么？什么叫前提？前面不是说了吗？“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见伙伴，伙伴皆惊惶”伙伴感到差异，我们同行十二载，怎么不知道木兰是一个女郎呢？我就回答，你说雄兔脚扑朔，木兰是一个兔子吗？他又来一句，小流氓。这不是流氓，你说兔子很难辨，我不知道你是男的是女的，你只是说兔子很难辨，你这不是狡辩吗？唐代以来就有的民谣，上了课本就是万无一失？那就是圣贤书？那就反对不得？那就不会有纰漏？雄兔怎么样，雌兔怎么样，难道因为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我们就连公鸡、母鸡都分不清了吗？老师说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刚好这个时候校长走过来，他说这个小同学说得很有道理，雄兔雌兔怎么样，的确不能解决木兰是男是女的问题，这至少是比喻不当，我教语文教了20多年，这个《木兰辞》我不知道讲了多少百遍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位同学提出来这个问题很好。后来我听说在他们校务会上，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很多教语文的老师都说这个问题没有想过。那时候我们是星期一升旗，升完旗就念一遍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之后校长就在全校师生面前讲了我这件事，我觉得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个鼓舞不在于老师骂我小流氓而我进行了反抗，而是我开始明白了，不要尽信书，无论这本书多么神圣，你就是圣贤书我也可以怀疑你有没有道理。你有道理我再来读，你没有道理我暂时不信。我怀疑总是可以的吧，你就光怀疑课本吗？不，我怀疑一切。我主张允许对一切都问一声“为什么？”，世界还没有凝固，人类还要发展，历史还要前进，就这么定了，不能再改了，没有的事。书是可以怀疑的，再好的书那是他说的，或者是众人说的，不是你说的，你不要跟着说好，你看完之后你自己真觉得好你再说。

二、读社会——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

1956年的时候，我们还被排斥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之外的，中国台湾去参加奥运会，我们当然不能参加，要不就变成两个中国了。前苏联国家足球队为了给奥运会热身，就到广州来比赛。一个体委的朋友送给我一张票，那是非常难得的，我一看是星期六下午3点开始，但是部队每到星期六2点半就要过组织生活，这可怎么办呢？我不能请假，又不能溜号。后来我就装肚子疼，跑了3次厕所，最后小组长就让我到医务室去拿药然后回宿舍休息。那时候我有一辆破自行车，看看手表，13分钟从农林下路蹬到越秀山。那时球赛已经开始了，只有最后一两排有空位，西边的太阳晒得那水泥地烫得坐不下来，我就在这里捡了一个位置。前面是一个老太婆，“老太婆”这个词可能不准，因为那年我20多岁，如果她30、40岁，我也可能把她当做老太婆，她穿着对襟扣的唐装。老太太就横着坐着，用她的木屐垫着坐，一边抽自己卷的烟，一边吐口水。抽烟就已经很讨厌，吐口水就更讨厌了，再加上她还用粗话骂人，搞得旁边的人都听得很不舒服。很多人说你看球赛就好好看，你又抽烟又吐口水又骂人的，不行你就下去踢嘛，你说裁判不行你就去吹嘛。我也有点烦她，怕她的口水吐到我的脚上，很脏。中场休息的时候旁边的人都离开了，但是我想听听这个老太太究竟在骂什么，就还坐在那里。下半场老太太骂了大概有将近20次，我仔细听了，我发现这个老太太所骂的内容90%以上是对的。她只是一个没有文化，行为也比较粗鲁，更不会踢球的人。当时世界上是没有女子足球的，大家还流行着韩复渠的笑话。韩复渠到女子中学去参观，就问你们是不是不够经费啊，怎么没有女子足球啊，我给你们送几个足球过来。当时大家还觉得韩复渠没文化，因为当时的确是没有女子足球的，但人家还走在时代的前头，随着时代的不同是要发生变化的。

当时我们是坐在体育场倒数第二排，我们所处的是居高临下，俯视整个球场。球场是平的，22名运动员和3个裁判都站在同一个平面上来看，人们在运动当中，互相挡住了，看不见。但老太太和我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她看到裁判漏判，当然要骂裁判。她即使对足球一无所知，但是她只要懂得基本的规则，不能拉人、推人，她就可能比资深的、权威的裁判高明得多，这就是因为她所处的位置不同。

历史是要变的，以前是照搬苏联，后来是苏修，现在是建立中俄战略性的伙伴关系，以后是不是伙伴关系还不知道。国家只有利益和冲突，没有永恒的友谊，从来没有。这是课本上没有教的，是我在生活中感觉到的。一个人看今天，看世界，你都要站到高处来看，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而不是以地位的高低来看。

三、读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尊严

人都主观，我也主观，为什么呢？人的眼睛只能看对方，只能看周围，看天，看地，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更细致的东西，通过望远镜看得更远。看自己，没有这个技能，只有自己跳出来，才能看到自己。我学会了自己跳出来看自己。怎么看？

年轻的时候我歪打正着的写了一本《欧阳海之歌》，《欧阳海之歌》当然是很神圣的，当时也没被评上圣贤书，但已经是很了不起了。郭沫若读的之后他说要把所有的书都烧掉，然后还有陶铸同志说中南地区凡是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要好好读《欧阳海之歌》，这是一本人生教科书。赞誉一多，我没有飘飘然。因为我多少也懂一点辩证法，任何事物都会向它的对立面转换，我就知道我快开始倒霉了，果然就开始倒霉了。陶铸同志很欣赏我，在一次中央的碰头会上，有人提出说国务院都瘫痪了，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宣传等等没人管了，是不是先成立一个班子，把这几个口的工作都抓一抓？陶铸同志当时是常委，他说，文艺口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让金敬迈同志来搞，他很耿直，很聪明，也很能干。这文艺口是江青最关心的事情，这个事必须得到江青的认可才可以，江青就说，金敬迈这个人不行，这个人傲气的很，我几次要他修改《欧阳海之歌》，他到现在都没有回答我，那就算了。

到了1967年江青就派我去杭州写一个烈士，我去了，我在杭州钱塘江大桥站了一个多月的岗，仔细了解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发现，这个烈士是假的。这事我很难办，江青让我去写小说，我就把它写成一本书，如果这个烈士是假的，我怎么来编对立面。因为敌人要破坏红卫兵，这个烈士是为了抢救红卫兵死的。这个故事我怎么编，我编恶霸地主吧，恶霸地主早镇压了；我编右派分子的话，右派分子镇压红卫兵干什么？我当然要编一个浙江省委书记，杭州市委书记，他们是走资派，他们仇恨红卫兵、仇恨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就派一个敌人来，来颠覆那个列车，这个先烈就可以来抢救这个列车。这个故事，我可以编，编完我就可以自杀了。当然我要这样编，也没人敢来质疑我，因为我有圣旨在身，但历史是要往前走的，以后你还怎么做人。再说这也不是金某人愿意干的事，我也不想写，但是你又不能不完成任务，于是我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我想让她给我一点具体的指示，如果允许我就提出来这个烈士是假的，如果不允许，她要说我们党又塑造了一个英雄，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英雄辈出，那我也不敢说反话了。江青没有回，我又给萧华，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打了一个报告，我说我确实遇到难题了，我没有办法，这个事情假的我怎么能写呢？我又不敢说公开说这是假的，因为报纸上连篇累牍说这个烈士的事，我要提出来就是逆历史的潮流，我怕死，我还想活着。报告传上去了以后，江青决定召见我一次，1967年4月11号把我叫到北京，训了一顿我之后，看我还老实，一直在那认错、检讨，于是乎，5月23号到北京国务院文化部宣布，现在中央决定接管文化部，具体工作由金敬迈同志接任负责，现在请金敬迈同志讲话。于是，我上台讲完话之后就成了负责人了，成了负责人之后我就上了天安门，上了天安门之后我就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我就知道倒霉开始了。我打了3次报告，我说我干不了，我真的很清楚，我的危机感远远超过了那些所谓的荣誉感，我认为我非死不可，果然死了。

123天之后，我奉江青之命，收集30年代她在电影界的一些剧照和小杂志的文章，但我却以搜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的罪名被抓了起来。当时他们都不承认，我是背着中央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黑材料。在收集的过程当中我向当时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报道过，我向当时的公安部长、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富治报告过，我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报告过，他们都不认帐。都不认帐我就说，那怎么办呢？要杀就杀我的头吧，我是公开向谢富治说的。我还有所谓的手下，被抓了两个，我说把他们放了，要抓就抓我，要砍就砍我的头，我不是背着中央，我是堂而皇之的搜集，我是奉中央的指示在办事的，我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问心无愧，要杀你就杀我。

后来我就被关了监狱，但是换了一个罪名，因为说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就是说中央领导同志也有见不得人的地方。刚好我也有若干罪名可抓，说是1967年8月11号，说三个人派一架专机送金敬迈到广州，金敬迈组织了一个800人的敢死队，建立一个4411秘密电台，他亲自率领由40人的敢死队负责绑架毛主席，趁毛主席南巡金敬迈就绑架，一旦绑架成功北京就宣布政变成功。

我这个人很好动，进监狱之后我不读书，不看报，根本安静不下来。我在牢里看《毛选》，读了几遍就烦了。就想点其他的事情干干，譬如猜某一章某一节有多少个标点符号，有48个，不，有45个，猜错的；再数，34页有多少个标点符号，还是48个，又少了，只有44个，就靠这个打发时间。接着就是猜字，我高中毕业还有点文化，单人旁的字我记得有多少，双人旁的字记得有多少，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四点水的字有多少，金字旁的字我认识，走之旁的我认识多少。一个偏旁要想3、5天，甚至半个月，偶尔想起来又加上，但是中国的汉字常用的也就这么几千个字，猜也猜完了。后来就想起在报纸上看到的中国驻外国大使的名字，我看看我能记得多少，驻英国不叫大使，叫代办是宦乡；驻苏联大使刘晓；驻捷克斯洛伐克仲曦东；驻波兰王炳南，我当时能记得很多，驻刚果（布）的大使，想不起来了，这个名字一绕口边上想不起来了，不着急，慢慢想，不行，一天没想着今天好好睡觉，明天早上头脑清醒起来再想。后来我就用填字的办法，王天王地，王人，王狗王某王猪，拿一个字一个字往上去组，看看哪一个字接近能够勾起我的想像。第二天还是想不起来，就想着要惩罚自己，想不起来就不能吃饭。在监狱里就吃窝窝头，那时候还年轻力壮，一天两个半窝窝头吃不饱，所以最大的惩罚是不吃饭，不吃饭很难受，一定要把这个名字想起来。果然，晚上就是不吃，但是不行，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饭怎么想得起来呢？吃，吃了才能想起来。这样，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还想不起来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就是自己对自己不客气。果然，三天过去了，就开始打自己，就开始撞墙。这样持续了大概有一个星期，有一天有个哨兵从外边过，那个监狱是两道门，一道铁门，一道木门，两道门之间隔着大概50多公分，外边有一个观测孔，哨兵拨弄观察孔上的小挡片，发出了轻微的响声，我就意识到哨兵在观察我。两个哨兵来回走，每隔10几秒我就被观察一次。突然，我试着跳到墙外去，看看里面是个什么人，我觉得我的灵魂出去了，我的意识出去了，我隔着墙看里头有一个疯子，我才发现太可怕了。我曾经放下过豪言壮语，你关我，你想把金某人关死，那恐怕有年月要熬，我命长着呢！你想把我关疯，我告诉你，我清醒着呢，我不可能疯。但是，这时候我意识到里面的确是关着一个准疯子，这不是老师教我们的，是我一读自己悟出来的，我必须从这个漩涡里头跳出来。怎么办？我有一双鞋，砸顶上的灯，那个灯是24小时亮着的，因为牢房不能黑，不怕犯人跑，就怕犯人自杀。

这一砸管理人就来了，我被弄到庭审室，要求我老老实实。我说要我老老实实很容易，你告诉我王大使叫什么名字，从此我就老老实实。结果惊动了当时的监狱长，一个50出头头发已经有一点花白的军人。他问，你怎么回事？你要试一试无产阶级铁拳头的厉害吗？我说不用试，我可以想，我知道这里有特殊官员，我说我现在思想陷入了一种失望的绝境，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说这样好不好，你能不能给一些书给我看，我说我无产阶级无比强大，你还害怕我这个反革命分子读《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的书你总该给我看吧？列宁的书你总该给我看吧？还有别的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书你总该给我看吧？监狱长回答说，你还想读书？你是以违反监规，无理吵闹，作为威胁条件，意思就是说你不给我书你就继续闹下去，那你就闹下去，我告诉你我不怕你闹。我们这个地方只对上级负责，上级把你送到这里，我们负责你第一，安全，你不能跑掉；第二，安全，你不能死掉。你犯了什么罪，你最后该判什么刑，你最后是怎么样的我们一概不管，我们只管对犯人的安全。因此，你要闹我也不怕，你知道我们这里有很多监狱，最简单的就是黑牢，你可以到那里去思考问题。他是叼着一根烟卷过来的，烟灰就弹到地上。然后他谈得不耐烦了，他不肯答应我的要求，说你是以违反监规要看书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如果你是以此作为要挟，我现在可以回答你，我们不会给你书看。最后他要走了，我抢先一步跑在前面，把门拴死了，这要外面拿钥匙开才行。我跟那个监狱长说，请你把地下的烟灰擦干净，这是我的房间，你到这儿来，你想抽烟你事先没有问过主人可不可以抽烟你就抽了，你现在又把烟灰弹在地下，我告诉你我的地板比你的办公桌还干净。我在里面没事干，天天擦，一尘不染，很亮。他说我还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这么气派。我说这样吧，我是什么人你也不用了解，我说我可以为了我房间的清洁卫生和干净，为了捍卫这个尊严我可以跟你拼命，我可以咬你一口，哪怕是咬破皮，你把我打死我觉得值得，因为我这个命不值钱，但是我的尊严无比尊贵，你给我擦掉。他说，我还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他掏出了手绢，象征性地在地上擦了擦，金某人满足了。这就是跳出来的结果，你跳出来你就不是犯人了，你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人。温家宝总理说要活得有尊严，我希望我活得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