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重庆和薄熙来或许是中国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词。或者可以说，因为有它们，中国才显得不那么寂寞。“唱红打黑”，发展民生，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带给某些渴望救星的人一丝希望，甚至成为“区域社会主义”的样板。急剧变动的重庆牵动中国神经，围绕重庆模式的争论，凸显了中国精英之间巨大的裂缝：“左派”“右派”不放过任何可以一个斗殴的机会，“好得很”和“糟得很”，歌颂派和否定派各显神通，都能从薄熙来和重庆的一举一动中，找到符合自己结论的东西。
事实上，重庆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圣地。或者说，它是“左派”的“解放区”，“右派”的“敌占区”。中国往哪里去？忧虑中国前途的人都想从重庆找到答案。
在我看来，邓小平主政后的三十年，中国走上了一条不选择主义的道路。以实用的政治GDP主义为圭臬，奉行以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为标榜的唯经济主义路线。这在造成巨大繁荣的同时（代价是资源透支和环境污染），引发了极端严重的社会后果：主流意识形态的倒塌、缺失，投机主义横行；无信仰无道德社会的形成；财富高度集中，社会资源超级垄断；矿产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大肆浪费；在被放大的人的欲望面前，出现了性贫穷、精神贫穷和生存困境；人口高峰所带来的生存压力转化为全社会的生存焦虑；竞争性社会氛围成型，既得利益集团凌驾于社会规则之上，大部分无权力和无权利民众之间的竞争白热化；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形成，财富在权贵及其依附者之间流转，政治利益导致的政治同盟悄然出现，并有加速集结的迹象；下层民众普遍的绝望和无力感，造成以命相搏的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等等。
智识者开出诸种药方，温和一点的有社会民主主义，激烈的有民主选举、以及决绝的实行宪政等等。设计中国似乎是容易的，书生式的政治设计除了赢得掌声外，并不具有多少可操作价值。制度与人性的纠葛，远非坐而论道者设想的那样可以轻易厘清。在这个意义上，对薄熙来的赞誉似乎不无道理：红色重庆实践，不啻树立了一个建设性的标杆。他高举的旗号是“社会主义”，里面有公平、公正，也有民生。红色是其最鲜艳的符号，通过打黑反腐，薄熙来似乎让政权走近了人民。“我们的薄书记！”当民众切身感受到政权的亲和力后，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发出由衷的赞美。隐伏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清官强人传统意识，本能地对薄熙来做出了满意的评价：一个人澄清了一方天下，燃起老百姓重过好日子的急迫念头。
重庆的官吏系统也似乎恢复了“人民政权”的本色。
当代中国一直有村、乡、县、市的行政垂范，政治强人一浪接一浪，但从未有过政治实体的形成，所以，“红色重庆”的出现具有突破性的价值。薄熙来的政治实践表明，中国的政治诸侯正在阔步走向前台。一个大一统的政治集团，终于默许特种政治实体的存在。
三十年来，舆论乾坤易位，从只宣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为还允许市场化媒体鼓吹普世价值。广受欢迎的思想启蒙屡受阵地意识强烈的“左派”攻讦，在貌似水火不相容的“左”“右”并存的政治生态下，攀附权力的实用官场哲学才是真正主宰人们行为方式的主流价值。只有实利家，而无政治家。如此一来，就没有政治探索和政治平衡，只剩下人事纠葛与利益交换。中国政治眼前只有华山一条路，不知道错，也无从纠错。
薄熙来政治实践的合法性在于，重拾“正义”与“公平”的道统，他打的传统社会主义之牌在当今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人们厌倦了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怀念曾经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理念，而薄熙来的政治治理又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们恍惚回到了从前。驯服权力，让人民当家作主，老百姓在如梦的憧憬中，仿佛又找回了做人的尊严与自信。
薄熙来的局限有目共睹，他拥有的特权——政治实践权，使其合法性大打折扣；政治强人对错的裁决权又在老百姓够不着的地方，这就使得他极容易成为独裁者。红色重庆或许已经呈现为某种独裁的情形，但在某个阶段，“人民利益”似乎总要借助独裁才能得到实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以作为显例。事实上，他主政下的重庆被人诟病为舆论一律、公检法一律。他一言九鼎，规划、改变着重庆的地理版图和精神版图。毋庸置疑，重庆的自然社会进程因此被强行中断，在没有反对派掣肘的政治强人的引领下，重庆奔向不可预知的前方。
薄熙来的实践还说明，在普遍腐败的社会结构中，区域性政治治理具有可行性。
与他相比，主政昆明的仇和仅仅是GDP式的，甚至也有吏治风气的改变，但无意识形态价值，因为他未能设定政治目标，或许他就无资格设定——正因为没有这种抱负才获得高层支持？
这是否意味着政治竞争时代的来临？尽管薄熙来有其特殊性，“红二代”出身，可以获得高层的政治认可以及父辈官僚盟友的支持。或许，历史总是从独特性开始自己的步伐的，薄熙来的“这一个”不应只成为红色后代的特殊试验。
他应该是政治竞争一个可能的范例。赤裸裸的政治抱负是现时代中国所需要的，少一些驯顺的变色龙，多一些坦诚的政治上进者，中国官场才会焕发活力。这样的“山头”多了，中央政府比对、选择的可能性也就有了。也许不用定于一尊，中国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即可解决。各唱各的调，政治上的百花齐放，带给弊端丛生中国的应该不是恐惧，而是曙光。
我并不奢望“红色重庆”会指出中国未来的道路，在警惕威权主义的副作用之时，如果不能看到它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意义，同样也是可笑的。
三年前，1949年7月出生的薄熙来只身来到重庆，开始了自己的独孤之旅。今天，在他执政三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向他致敬。
来源:FT中文网2010年12月0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