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20国集团（G20）峰会和里斯本北约（NATO）峰会上美国无功而返，国内中期选举的结果又造成华盛顿内政决策僵局，金融危机后经济实力受到重创，维基泄密（wikileaks）严重侵蚀美国的“软实力”，美国霸权衰落已经成为世界性话题。
欧洲人悲观地看到“一个瘫痪，萎缩的美国”（《金融时报》），美国人以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认为霸权面临挑战但并非必然消沉（《外交双月刊》），亚洲人则以东方人特有的矜持保持冷眼观察。
究竟什么是美国霸权的核心？它是否衰落？如果是，美国会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在如何观察今后几十年的世界。
美国霸权逻辑的双支柱
“霸权”（hegemony）是什么？中文里“霸权”有“以强凌弱，横行霸道”的意味，但是在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应当理解为中性词。要界定“霸权”首先理解“权力” （power），作为国际关系中核心概念，它的定义林林总总，但其核心可以简化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以此延伸“霸权”可以理解为在国际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primacy）的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绝对影响力。
美国的霸权与大英帝国霸权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以海外殖民地直接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旧式帝国霸权，而美国在冷战后建立起来的是史无前例的高度制度化，战略化，全球化的新式帝国霸权。二战后，美国霸权有两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全球的军事存在，广泛的军事安全同盟（security alliance）网络框架。该支柱在欧洲体现为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多边安全架构，在亚洲体现为以美国为“轴心”（hub）连接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同盟国家的“轮辐”（spokes）的双边安全架构。第二支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特别是购买力），与安全框架相对应的覆盖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规则制定与协调机制。具体体现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达工业化国家七国集团（G7）。
冷战中，美国大战略将政治安全利益与经济活动高度捆绑，只有接受美国驻军，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分担冷战防务成本的盟国才有资格“享受”美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各种制度安排的“保护”。无论是政治安全还是经济领域，美国都处于该体系的顶点，盟国则在为美国霸权服务的同时，获得经济复苏和安全保证，当然也必须让渡部分在外交，安全，经济等领域对美“协调”的主权代价。冷战中美国霸权逻辑，简言之就是美国负责安全框架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建设和维护，经济成本由同盟安全框架下的同盟经济活动来提供，美国的盟国在经济上以对美出口为中心，美国则容忍扩张性消费和对盟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一旦与盟国的经济摩擦变得尖锐，处于霸权地位的美国可以通过其建立的各种覆盖西方世界的经济框架来解决，在安全上处于劣势的盟国们往往都会在最后对美国在经济上作出让步，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的1985年“广场协定”。
“9·11”反而确认了美国霸权
冷战后，苏联威胁消失，美国的全球安全同盟框架受到严重挑战。在欧洲，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告欧盟成立，欧洲进一步体现出独立的倾向。在亚洲，美国从菲律宾撤军以及日美同盟的“漂流”都预示着美国冷战的安全同盟框架面临危机。对于美国来说，作为霸权大战略双支柱（dual pillar）的安全同盟框架的危机将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进而演变成霸权的危机，除非重新构建新的大战略，否则就必须要为继续安全同盟框架提供合理的理由。
上个世纪90年代见证了美国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在欧洲，美国将新威胁定义为“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危机”(humanitarian crisis)，并且在1999年为北约制定了“新战略”进一步为武力进行“人道主义干涉”(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提供理论依据；在亚洲，美国则将安全威胁锁定朝鲜核问题与中国（特别是台湾问题），并以此说服日本等国重新定义和加强双边同盟。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双支柱。
如果说“9·11”事件是对冷战后对于自认为处于“单极时代”（unilateral moment）的美国霸权的直接挑战，那么它决没有对美国霸权造成直接威胁。布什政府发动的两次战争和“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进一步确认了美国霸权的真实性，同时美国也找到了似乎比“人道主义干涉”更为有效的加强军事力量与安全同盟的理由——反对恐怖主义。美国的全球安全同盟在阿富汗战争中实现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加强，虽然伊拉克战争合法性缺失，以及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框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中的无力让盟国们开始怀疑美国的领导力，但是美国霸权并没有受到过多质疑。
“9·15”促使美国影响力下降
真正的威胁不是“9·11”而是7年后的“9·15”事件，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的美国经济危机对美国霸权经济支柱产生的是严重威胁而不仅是挑战（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全被认识到），其结果是美国经济实力下滑，财政状况恶化和国际影响力减弱。
首先，美国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局。
2000年，美国联邦债务为3.5兆（万亿）美元，与GDP比值为35%，2010年美国联邦债务将达到9兆美元，与GDP比值达到62%，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近2万美元。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计算到2020年该比例将会达到90%，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算2015年该比例就会达到100%。2001年-2003年，布什政府通过的减税计划据估计在10年内致使美国政府收入减少2兆美元，再加上两次战争（仅伊拉克战争就耗费7000亿美元）和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在美国历史上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短暂的时期曾经出现过联邦债务与GDP持平的情况，可见目前美国的财政状况很不容乐观。
第二、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下降。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的美国经济危机则导致了冷战以来以美国巨大市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霸权开始衰落，与此同时过去的10年间世界新兴工业国家开始崛起，以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为代表的“金砖四国”等经济体的发展虽然在经济腾飞过程中积极融入美国制定的经济规则并且依靠美国市场，但是他们都处于美国冷战霸权的安全同盟支柱之外。
美国进入了在二战后未曾遭遇过的世界，在冷战中经济强国与美国的安全盟友相互交集，但是新兴经济强国在政治安全上不仅不是美国盟友，甚至有可能是潜在对手，美国开始了没有航海图的航程。如果说冷战中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活动是被高度限制在美国安全和经济霸权框架下的 “封闭的内部循环”，那么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这种“内部循环”已经被打破，美国的冷战安全与经济高度一体的霸权逻辑明显出现了“缝隙”。在全球治理机制方面，美国霸权也在受到“侵蚀”，“八国集团”（G8）已经逐步让位于“20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中非美国盟友的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正在稳步增加。
美国是否该继续霸权逻辑？
几年前，人们可能还记得中国热议大国兴衰，曾几何时同样的现象却在美国惊人般地重现，“霸权的寿命”和“霸权的衰落”成为美国国内的热门议题。在这背后，无疑隐藏着已经习惯霸主地位的美国对于霸权衰落的恐惧与不安。对此摆在美国面前有两个处方：一是改变冷战后美国霸权的逻辑重新构建新的大战略，另一是在延续霸权逻辑基础上维护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判定美国将会作出何种选择，下面仅从目前的情况作分析。
笔者的基本认识是采用第一种处方面临各种阻力，目前美国展现出来的姿态是用第二种处方尽可能延长美国霸权。如上所述美国的霸权逻辑建立在军事同盟和同盟经济合成双支柱上，同时该逻辑也已经深深地“镶嵌”（embedded）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内，美国政治经济日益紧密地与军事相连，加强美国的军事同盟不仅仅是国际战略的需要也成为美国的内政和经济的需要。
当美国批评中国军费攀升时候，奇怪的是竟然“没有看到”自己美国国防预算保持了连续13年的增长，目前国防预算每年高达5500亿美元（加上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费用将达到7000亿美元），高于第二位国家十几倍，占美国联邦政府预算15%，相当于GDP 的5%，美国在全球38个国家拥有军事基地700多个，驻军高达20多万。对于预算批准“吝啬”的美国国会对国防预算却是慷慨有余，长期以来美国国会有“过度批准国防开支”的习惯，这已经成为“华盛顿规则”(Washington rules) 。例如去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向国会提出削减用于F35战斗机引擎开发生产预算24亿美元，但是美国国会仍然坚持将该预算拨划给国防部，今年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预算仍然高达567亿美元（不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费用），而国会可能在军事人员费用方面会增加拨付。
原因是国会议员需要这些预算来保证军队规模和军工企业运转来解决就业。IT经济泡沫经济崩溃后，国防预算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美国经济和就业。而这些军事人员的部署和军品生产与美国的全球安全同盟框架紧密相连，美国的霸权逻辑已经被高度制度化和利益化，要放弃并非易事。
不过，国内财政状况如果继续恶化国防预算的削减总有一天会到来，那么这些国内利益就需要让美国的军事盟国来提供，但是盟国们却对加强军事投入兴趣有限，英国已经宣布削减国防预算10-20%，德国将裁军1/3，而日本也不愿意承担更多的美军费用。要延续美国的霸权逻辑就需要合理的理由说服国内和盟友认同军事力量和军事同盟的必要性，恐怖主义已经被布什政府滥用失去了号召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特别是核扩散正在成为这一逻辑新的理论武器，而伊朗和朝鲜可能成为相应的论据。
帝国的崩溃往往源于财政危机，美国的威胁在内部，为延续霸权的旧逻辑而在外部设定威胁，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