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大学泡沫”一文，指出目前中国主要还是一个产业社会，不是服务业社会。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角还是蓝领劳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还是配角。而中国目前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战略，忽视了对劳工的服务，培养了过多的大学生。
没有想到，同一期的“周末”，刊发了“民工荒”的报导。这无疑是对笔者文章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目前的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民工短缺，几乎和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背道而驰，可谓世界一大奇景。
可惜，中国社会对这一扭曲的劳动力市场还缺乏认识，更没有人讨论相应的对策。笔者去年曾提出，中国要考虑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战略，不要守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短期优势固步自封。但此说在许多雇主对民工连最低工资也不愿按时付的时代，无异于天方夜谭。
然而，中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高工资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面临的“民工荒”，也许只是中国从劳动力过剩型的经济向劳动力短缺型的经济过渡的前奏。
“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众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两个国家。25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
据“时代”周刊1979年引述的数据，1977年，中国的GDP只相当于3730亿美元，人均收入仅378美元。但所谓“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到1985年就需要花掉8000亿美元(上述数据均以当时的美元价值计)。可以说，中国当时是个近乎北朝鲜那样的赤贫国家，毫无发展的本钱来偿付现代化所需的资金，只能靠出口石油和运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外资加工产品。这也确实是中国后来走的路。
如今呢，中国的GDP以美元计达15000亿左右，人均GDP为1120美元，翻了几乎4倍。中国有大量的外汇贮备，享受着可观的贸易顺差。中国终于有了发展的本钱！同时，再看我们25年前穷得叮当响时所倚仗的那些资源：如今石油不仅无法出口，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这在70年代末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接下来我们应该问的另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否也会步石油资源的后尘、最终陷于枯竭？
这个问题，一年前提出还是个笑话。中国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然而，“民工荒”的出现提醒我们：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发展到缺人的地步。目前的“民工荒”还仅仅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力短缺，以后还会有我们现在看不见的。比如，有关专家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世界服装和纺织品的进出口配额制度可能取消。这将引起世界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巨大震荡。中国将成为这一巨变的主要受益国。根据“金融时报”所引述的估算，一旦这一贸易壁垒被彻底推倒，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将暴增，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将从现在的16%增长到50%。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将以类似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服装与纺织品出口在短短几年内可能扩张数倍。而服装和纺织品制造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一，在世界上雇用着4000万劳工。如果中国抢下这个市场的一半，那么仅这一个行业，至少就需要2000万左右的劳工。这也无怪，一些外商已经开始报怨在中国找服装、纺织工人越来越难。而再过十多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相对短缺会进一步加剧。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对策，十年后这一问题将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
以不愁能源为前提而发展经济，自然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最终引发能源危机。同理，以不愁劳动力为前提而发展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最终将面临劳动力危机。
我们这种坐守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三个直接恶果：
第一，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新技术虽然节省人力，却需要投资。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合算。一些国际经济界人士指出，中国正在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由于认准了廉价劳动力的战略优势，从政府到社会，对劳工的既有权利都有严重的忽视。这次“民工荒”的报导，特别提到有些绝望的厂家，为了吸引工人拿出格外优惠的条件，其中之一竟是“按月发工资”！可见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民工是不能指望按月拿工资的。这无疑使中国一大部分产业大军成为赤贫阶层，无法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无法作为消费者来刺激内需、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三，我们把民工如同石油一样，看成是一种“自然资源”，而且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需要时开采，平时并不加以培养、用不着投资，不用则随手仍掉。企业如果只看眼前利益，把工人当临时工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工人一旦被解雇或“提前退休”，就可能因长期失业而丧失劳动技能。这无疑加快了现有劳动力大军的“折旧率”。同时，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里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学。一旦我们需要提高产业层次，提高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下一代劳工就马上会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训练不足的问题。
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在这四低一高的前提下求发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廉价劳工数量的需求。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与印尼这样的国家持平，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日2.5-3美元，比越南每日1-1.5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中国的便宜。可以预见，十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劳动力会比中国便宜，我们的低薪优势很难永远维持。同时，15年后，中国人口老化，每个劳动力所抚养的人口增加，只有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使每个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上涨，才可能抚养得起老龄化的人口。
正是基于这一远景，笔者曾经提出借鉴日本的经验。在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因为没有作出这一战略转型，再加上体制上的落后，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吃亏。日本企业在战后25年之时，也就是1970年左右，已经开始征服世界。日本的汽车、电器、工业设备全成为世界的名牌，占领的几乎全是高端市场。
当年抢着拣美军仍掉的垃圾的日本劳工，如今在世界上属于工资最高，福利最好，素质最优之列。中国如今已经改革25年多。但是，哪怕是制鞋，也要顶着人家的牌子。劳工不要说高工资、高福利、终身雇用，连欠薪的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样的战略，成功的前提就是维持贫困。所以它能让中国走多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新进行思考。首先，中国应该保障劳工基本的权益和福利，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这对企业来说，无疑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将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优化管理。同时，劳工提高了收入，就有资源对下一代的教育进行投资，提高十几年后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否则，民工的子弟还是民工，盲流的孩子仍然是盲流，中国人世世代代要给人家的厂商制鞋子。
第二，鼓励企业对职工的长远利益负责，培养高素质的蓝领中产阶级。应该说，在90年代，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大的赢家。人们把两国的成功，归结于自由市场。结果，美国那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成了使用人力资源的理想模式。从理论上说，在美国式的体制下，老板对雇员只需要维持短期的雇佣关系，可以随时解雇。这样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且由于老板不担心未来无法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在生意好时雇用新劳工的顾虑也比较少，所以对失业缺乏保护的美国的失业率反而一直远远低于欧洲。
但这种自由市场的神话，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很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的优势。在美国，一个工人到汽车厂干几年，经济不好后马上被解雇，只好换个行业。结果业无专精。而老板知道一个工人使几年就走人，当然不愿意在这个工人身上进行教育投资、发展其技术专长。日本的工人则一进厂就享受终身雇用的待遇。老板知道要使用这个工人一辈子，只有提高他终身的技术素质，企业才能受益。所以，企业愿意为每个劳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负责，使之享受“终身教育”，其劳工素质超出欧美，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中国的业主连临时雇用的民工的工资都要抵赖，更不用提业务培训了。这最终当然就使中国无法产生优质的蓝领阶层。
不错，欧洲的失业率是比美国高。但最近有研究表明，这种失业率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表现。美国虽然就业较充分，但在劳动大军中，有大量今天东家干干、明天西家干干的散兵游勇。这些人素质甚低、工资也甚低，在工作岗位，常常是现学现干、甚至越帮越忙。欧洲的福利社会，等于花钱把这些人养起来，让他们别去工作岗位捣乱。真正工作的，则是业务精熟的员工。所以，虽然欧洲人渡假时间长、福利好，但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企业赢利等数据看，除去德国之外的西欧国家，都毫不比美国逊色。
中国要走哪条路，当然还需要摸索。但是，即使象美国这样最极端的自由经济，工厂还是要给职工提供许多基本的福利，如职工全家的医疗保险，孩子上学的补助等等。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每产一辆车，其成本中竟有1000美元是职工的医疗保险，比其所消耗的钢材成本还高！而中国的劳动大军，则越来越临时工化。职位、福利没有基本的保障。特别是许多工厂，让四十几岁的工人退休。这些人回到家里，工作技能退化。十年后一旦人口老化需要一些高龄职工出来工作，这些人到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加大了中国被抚养人口的比例。
对比美日的雇用制度，可以说美国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日本是劳动力资源集约型。美国地广人稀，有增加人口、吸收移民的潜力。没有人用就进口移民，人口老化得慢，不愁没有劳动力，结果使劳动力就如同使能源一样，不注意节约和效率，随用随仍。日本则人口稠密，移民条件差，人口老化快，现有劳动力日益减少。所以雇一个人，就要用到老，让他为社会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的情况，显然更接近于日本。所以，我们对已经有的劳动力要倍加珍视，不要动不动就拿出一副“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的态度。而终身雇用制注重职工的长远利益，能够较好地维持劳动力的使用年限，保持现有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终身雇用制，是一个值得探求的经营模式。
第三，教育要适应劳动市场的需要，不能再以中央计划的手段办教育。目前的“民工荒”，还属于劳动力市场的表层危机。深层的危机恐怕是劳工缺乏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进而没有提高自己工资水平的本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分走了本来应该用于劳工的教育资源，使我们在培养熟练工人、特别是优秀技工方面投资不足。国家应该作的，是为教育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而不是重点扶植北大、清华这几个教育界的“国营企业”。对于一些教职员过剩、规模过大的学校，应该进行分解，就象韩国在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分解垄断的大财团一样。这些经过分解后的学校，规模降到和民间学校相当的水平，其经营会灵活，对市场反应也会更迅速，也使私立学校有可能与之竞争、争夺生源。这样，各学校就不会争先恐后地消耗资源、成批培养劣质博士，而是注重本科生的教育，注重短平快的职业培训，使教育直接对劳动力市场负责，特别是承担起将农村民工迅速转化为世界一流的产业大军的使命。也只有这样，劳动力的素质才能跟上技术进步的进程，保证中国的制造业长远的竞争优势。
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矛盾的现象是，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的“世界工厂”，认定制造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待这一注定要长期在我们社会中生根的制造业的基础--蓝领工人--时，却是典型的短期行为。结果，产业是长期的，工人却是临时的。本来，近25年中国的经济起飞，制造业的工人立了首功，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他们还将是中国发展的主动力。可惜，中国的社会崇拜的，是所谓“中产阶级”，而且将这个“中产阶级”明确定义为白领。市场追逐着这些“中产阶级”口味，奢侈品大行其道，教育争先恐后地为这一阶级生产高等文凭。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蓝领的中产阶级。这一阶级达到“小康”，才能创造健康的消费品市场。我们的教育，应该为这一阶层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蓝领阶级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自信，有足够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中国的制造业才可能升级。我们才有资本谈什么“中国的世纪”。
（原载《南方周末》2004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