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宪派经常给人一个误导性的表象，好像它只要宪政、不要民主。其实，从理论上说，立宪就是民主；尽管这个命题未必能反过来，即民主本身却不必然宪政。

把问题还原到历史。早在立宪派之前的郑观应等人就把西方国家分为三种类型：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立宪派从不反对民主，民主同样也是它的目标。但和同盟会不同，它主张由立宪到民主，反对由革命到民主。1902年，梁启超虽然大力提倡立宪，但也大幅偏向革命。对此，梁的老师康有为非常焦虑，特地写信给众子弟，题为“答南北美州诸华商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这是一个很彻底的保皇派的声音。

康有为是一个政治西化的儒生，在立宪问题上，他将现代西学和传统儒学交互阐释。根据传统公羊学的“三世说”，康有为指出君主专制是“据乱世”，争取君主立宪是“升平世”，而民主共和则是“太平世”。这“三世”的次第发展既是民主的时间表，又是它的路线图。

因此，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就是从专制性的君主之国到君主立宪式的君民共主之国，最后发展为现代共和性质的民主之国。康有为一点都不回避自己，说：“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志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盖今日……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康的意思很明显，民主固为公理，但要一步步来，切不可越级。就此，康认为欧洲诸国为中国同时提供了正反之例：“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这些国家以英伦为首，走的都是君主立宪的道路，并最终成为民主国。

反面的例子是法国：“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因此，康有为担心，中国和法国一样，都有自己的君主传统，直接以民主反君主，等于直接问鼎权力，君主当然不会轻易交出，这样势必导致革命。革命即内战，用暴力转移政权的内战不仅可能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康有为更担心：这样的革命“假而有成，而得一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拿破仑为民主，则益水深火热矣”。这层意思如转用梁启超的表述则更显豁，即经由内战式的革命获致民主，看起来民主，其实是“民主的专制”。

从这里不难看出，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一样，并不排斥民主；只是抵达民主的路径依赖不一样。一是取径于立宪，一是取径于革命。立宪派对革命以及革命是否能获致民主的担心（这种担心其实更是预言），不仅见其上，更在见诸辛亥以后的百年史，兹不言。仅就立宪言，宪政何以最终通向民主，盖在于它本身就携有民主的基因，抑或它本身即民主之初步。

从君主到民主，什么是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康有为说：“但求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耳。”君主专制是指所有权力都在君主之手，君主立宪则是指君主不但要按宪法办事，而且要根据宪法将手中的一些权力让渡于民，比如立法权和行政权。清末海外立宪派如梁启超不断上书作文，就是呼吁朝廷出让这些权力以保持自己的万世一系。本土立宪派如张謇等组织各地咨议局赴京请愿，要求立开国会，也是要把行政权握在手中。这样的诉求既是立宪的，也是民主的。原来完全属于君主的权力一旦分别转移到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这不是民主是什么？

君主立宪就是一个虚君过程，带有温水煮青蛙的效应。从部分权力到全部权力，君权虚而又虚，以至于无，最后只保留一个君主名号，便成就一个完全的民主国。这是英伦等欧洲立宪国共同走过的路，避免了革命、内战和杀戮；因此这条道路为康梁所仰重和效法，也就不奇怪。当然，辛亥革命枪声一响，这条道路遂被堵死。于是我们都说立宪不可能成功，事实上它也没成功。

但，历史在每一阶段，俱有多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多读些史料，不难发现，根据立宪派当时所形成之势，立宪之成功并非遥不可及的悬念，只是一个时间。时间倏忽一百年，回首这枪声不绝的百年革命史，立宪固无论，民主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