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26年是公元1900年。年初，清廷有这样一道上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叠经谕令海疆各督抚悬赏购缉，严密缉拿，迄今尚未弋获”；今再次“着即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两颗人头十万两，梁启超头上就有五万。然而这价值五万两的梁氏脑袋，此刻正在勾画五年后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事略。

1905年，清廷在朝野立宪风潮的压力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直接奏请下，决定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由此揭开清末新政中最具实质性改革的一幕。

这一幕是朝野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在野推举宪政最力的便是身为逋犯的梁启超。1900年，梁启超的《立宪法议》标示其宪政思想成型，这一年梁氏年仅27岁。以前，他追随老师康有为从事维新运动，从维新到立宪，几年间，任公在思想上开始逐步脱离康有为而自成机杼。康是以前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任公却是几年后立宪运动的领袖，尤其在言论表现上，他已堪执知识界立宪之牛耳。

正如当时媒体指出，“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如果说维新二字我们今天一眼看去尚不知其所指，但立宪二字的政治指向却非常明确。这是20世纪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政治改革，可惜它十年怀胎，未能一朝分娩，反而流产于它的对立面同盟会和清廷。

中国立宪话语虽然早于“戊戌变法”时就出现，但那时未得要领、流于空泛，转过世纪以来，立宪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时代主题，并逐步从限君走向虚君。因此，以削弱君权为目标的立宪篇章是自梁启超始，梁的立宪思想又是自《立宪法议》始。该文不仅是后来立宪运动的理论指导，同时也是它的运作大纲。

梁氏的立宪举措，远观乎英而近取诸日。英式的君主立宪是目标，日本的做法则是抵达目标的路径。日本“明治维新”是1868年开始，1889年公布宪法，期间20余年属于预备立宪。参此，任公倡议清廷下诏以20年为限，实行宪法政治。因日本明治之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梁氏向清廷提议“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另外“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其次，“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复次，“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辩难讨论”，五年十年之后，形成定本，“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这是梁任公1900年的立宪初步。可以看到，清廷实际上是逐步照行。1905年五大臣出洋，几乎就是踩着任公的规划往前走。更让人惊奇的是，五大臣回来后的宪政考察报告，经由随同出洋的熊希龄暗中牵线，竟由任公主笔。这不奇怪，当时国人中最具宪政知识的，非任公莫属。五大臣等为妥善交差，亦以梁氏执笔为其最宜。后来，载泽在第二次奏请立宪的密折中说：“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两宫阅后，俱为之动容。不久，朝廷下诏，正式宣布预备立宪。这时，朝廷真立宪也好，假立宪也罢，只要让立宪上了道，它就有自己往前走的力量，并不以朝廷的真假意志为转移。

上个世纪前十年，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大好时光。但，历史最终没有选择梁启超，正如梁启超最终没有选择革命（梁此时一度倾向革命）。

革命破坏立宪，造成了一个百年来的革命世纪。尽管如此，梁的立宪思想对我们今天来说依然是弥足珍贵的。只是长期以来一顶保皇之帽，我们早已把它否定了。其实，即使当时清廷中人都能看出保皇乃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但，满人不信汉人信，革命派为挤兑立宪派，以保皇帽子相扣，外加民族主义的排满号召，果然把青年吸引到自己阵营中来。一次次发起几乎是屡败屡战的暴动，让梁启超眼见年轻鲜活的生命倏忽而逝却徒唤奈何。倒是在他们之外的袁世凯看得清楚，他说满清是一棵将近300年的老树，闹革命的都是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搞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又没有力气。

是的，百十年来，在政治激情与政治理性的颉颃中，后者岂止无力，简直是一次次宿命性地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