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教授真的走了。虽然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一天，虽然我在18日前往探望时就已预感最多还有一周时间了，但当这个不幸时刻步步逼近时，我们仍然不能不对此深感哀伤和惆怅——

我想说：这是一个普通人的离世，因为他生前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他也不是什么高官显贵、影视明星。我更想说：这是一位伟大人物的离世，因为在他那普通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伟大的心灵，因为他是一位以伟大的精神力量从事着伟大事业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就在定剑已经仙逝而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我在给友人的信中已经写下了心中积蓄已久的对于定剑的高度评价：

定剑是中国民主事业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独当一面的一员大将，也是一位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民主战士。他是中国宪政民主事业中的一位新的伟大的道德典范。即使是在病危中，他也仍在惦记着事业，推动着事业，有些情形非常感人。……

定剑走了，他真的走了。他与我同年来到这个世上，但又先我而去。他的英年早逝，无疑是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

但能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他的生命是高质量的，他的时间是高度浓缩的，他的54岁的工作量至少相当于普通人74岁的工作量，他在有限生命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社会影响更将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他的位置。

回想18日下午，李楯、王长江、蔡霞和我去305医院探望他，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这是一次事先安排的探视。我们在17日已经得知，定剑开始进入半昏迷状态，能够醒过来说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先在客厅听蔡夫人介绍病情，然后又在一起小声议论，未敢贸然进病房。正在这时，法大宪政研究所的刘晓楠副教授(定剑的助手)从病房里走出来，擦着眼泪哽咽地说：蔡老师听说我们几个来看他，神志突然又清醒了，他一再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为了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为了中国的民主法治。我们有什么坏的想法呀，不就是希望国家好，希望老百姓过得好吗，不就是希望推进我们的民主宪政吗？”他都病成这样了，却还在为宪政民主事业正名，继续推进宪政事业，我们无不为之动容。

我们进去后看到，定剑身穿病服躺在床上，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我们围在他的病床旁，轻声地说着一些安慰话，尽管那已都是“善意的欺骗”了。我握住了他的手，感觉仍然是暖暖的，但又是软软的，真是已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竭力睁开眼睛看我们，断断续续地跟我们说几句话，然后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他又睁开眼睛跟我们说几个字，又无力地闭上了眼睛……

但在这一天，定剑对自己的病情还没有完全绝望；他还在用微弱的声音跟家人强调：西医能治我的病，中医不能治我的病。

但到我们走后，也就是在当天晚上，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也许是人的生理与心理具有高度的统一性。第二天，即11月19日，虽然定剑病情略微见好，但他也意识到，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于是，这一天就成为了他的遗嘱日，也成为了他最后表达自己的宪政理想的时刻———

那天上午，他跟前去看望的《财经》记者说：“我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也是那天上午，他拍着刘晓楠副教授的肩膀说：“宪政研究所的未来就靠你们了。”

那天中午，《财经》记者告别时，他最后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那天下午，我又去看他，再次目睹了他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这次看他有一个特殊目的，这就是把我们共同主编的一部宪政新书的样书拿给他看。这本书是今年春节前定剑打电话约我跟他共同主编的，最后编成了一部分量很重的书。定剑住院前不久还在做最后的校订工作，住院后又曾多次念叨这本书。我们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出版速度，出版社更在最后时刻以惊人的速度赶印出了样书，抢出了足足一周的宝贵时间。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他在生前看到这本书。

定剑病重住院期间的言行表明，当一颗伟大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时，它往往更能焕发出晚霞的魅力，体现出英雄的本色，留下永恒的精神财富。

定剑从事宪政民主事业，纯粹是为了公共利益。定剑也是真正把宪政与个人生命融为一体的崇高的民主志士。为了宪政民主事业，他毅然放弃了很可能成为高官的诱人仕途，选择了回高校当教授的道路。他又谢绝了南方某高校年薪百万的教职，坚持在他认为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北京推进宪政事业。发现癌症后，他不是被病魔所吓倒，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其精神力量之伟大，真是令人敬佩不已。在发现癌症后的16个月中，他到最后10天才住进了医院，最大限度地延长了工作时间。他的林林总总的著述，更是无所不在地体现了他对公共利益的高度关切和他的非凡勇气与力量。他在病重住院期间的最后言行，也更加充分地展现了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精神。他在学问上是杰出的，他在人格上更是伟大的。一个人无需多少伟大，只要有一个伟大就够了。一个社会也无需多少伟人，只要有一批人格高大的社会精英，那就已经是相当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