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日本方面，长期存在着多种方法论误区，这是导致形成“日本可能重新成为军国主义国家”这种误判的深层原因。由此，走出这些方法论误区也就很重要了。
一、应当实事求是地看日本，最好能够身临其境地看日本
实事求是是一切方法论中最根本的方法论。一切科学方法论归根到底都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正确认识日本也必须坚持这一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
实事求是，说到容易做到难。在认识日本的方法论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对于实事求是，是不是有叶公好龙的问题?面对事实，是否有回避、掩盖、歪曲的问题?发现了与流行观点不同的事实，是否勇于正视和研究，敢于纠正错误观点?面对事实性描述，究竟是认真考订、去伪存真，还是轻信、偏听偏信?面对复杂现象，究竟是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和研究，还是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无限夸大，以想象代替论证?研究问题时，究竟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还是只给予片面、表面的研究?……这些方法论方面的反思和校正，有助于正确认识真实的日本，也有助于看到日本已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基本事实。
做到实事求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视直接经验。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感性认识中的直接经验又是间接经验的基础。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身在日本的中国人、华人普遍认为日本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因为他们看到了立体的、真实的日本，知道了真相。笔者也因曾在日本做过访问学者，亲眼看到了真实的日本，而对此深有同感。
但现在某些以专家身份经常就日本问题发表言论的人士却没有去过日本，结果经常出错，误导受众，这是很不应该的。人贵有自知之明。专家学者应以学术标准要求自己、约束自己，不宜在自己没有扎实研究的领域对公众发言。虽然身临其境地看日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做到的，但它却是每位以专家身份就日本问题发表言论的人士都应做到的，否则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二、应当全面地看日本，而不是只看其负面因素
实事求是的原则包括全面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又有多方面的运用。我们认识日本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既要充分看到它的负面因素，也要充分看到它的正面因素，而不是一味地只看其负面因素。
这是因为，如果只看日本社会中的军国主义残余，进而把它们全部联系起来，那就会夸大问题的严重性，似乎这是日本社会中的主导因素，以至于形成日本可能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不当判断。
事实上，在日本社会和国际关系中，同时也有使日本坚持走和平道路的强有力的正面因素，而且这种正面因素才是真正的主导因素。它抵消了军国主义残余因素的负作用，使日本得以避免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更使日本在理性支配下只能走和平道路。
所以，学者和媒体都应勇于尽可能全面、客观地看日本，而不是片面地渲染日本的负面因素，以至于误导决策者和受众。
三、应当根据历史发展形成的基本格局下判断，而不是根据少数人的言行下判断
一般说来，历史既有可能被多数人所决定，也有可能被少数人所决定。但当历史被少数人所决定时，那一定是形成了某种基本的历史格局，这才使少数人得以发挥了某种决定作用。而若没有这种基本的历史格局，少数人就不可能改变历史的基本走势。所以，判断一个国家的基本走势，首先就要看其当下的基本历史格局。
一个国家是否可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这是由其一系列的基本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而不是少数人所能决定的。
二战前，日本的国家主义基因与民主法治的淡薄，世界帝国主义时代与日本的好战传统，日本近代化和对外侵略积累起来的实力与中国等亚洲邻国的积贫积弱，殖民地经济的一般可能性与日本实际积累起来的殖民经验等等，都是使它最终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基本条件。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少数军阀和政客才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但二战后，决定日本基本走势的全部基本条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笔者在《日本已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一文(见2014年10月9日《环球日报》、环球网)中已经阐明的那样，时至今日，和平主义、民主法治、经济需要、财政拮据、美军驻扎、中国崛起等等基本要素，都使日本已经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了。
在这些基本要素及其所构成的基本历史格局的基础上，即使极少数人想搞军国主义，那也只是过时的幻想。虽然他们也有可能造成严重局面，但终究无力破坏这些基本要素及其构成的基本历史格局，无力颠覆这个大时代，无力倒转历史车轮，所以，无论他们怎样折腾，都已不可能使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了。
一切历史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一切历史倒退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新的形式实现的。所谓“日本已不可能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实际指的就是“日本已不可能以新的形式重走军国主义老路了”，而不是指百分之百地回到二战时期的军国主义。历史倒退也是有条件的。既然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已不可能改变日本战后形成的基本历史格局了，那又何以可能使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呢?
总之，正像人类已经不可能回到原始社会一样，日本也已不可能回到军国主义时代了。人类历史的总趋势是发展进步，发展到更高阶段后，除非是遇到了巨型灾难，那就是想退回去都不可能了。
四、应当主要从日本的内政认识它的外交和国防，而不是单纯地、孤立地认识它的外交和国防
这是因为，内政决定外交和国防。所以，观察日本的外交和国防，如果忽视了日本的内政，未能对其内政给予比较客观、全面、深入的观察和理解，那就不可能比较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它的外交和国防，特别是理解这种外交和国防的动因、性质、可能与限度。
日本之所以不可能重新成为军国主义国家，这是由它的内政所决定的。在这种决定性因素支配下，即使它的外交和国防出现了不良倾向，那也会受到内政因素的有力制约，并会被内政因素所纠正。以往日本军国主义者控制政府、控制社会、控制外交、控制军事、进而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历史，在现代日本主要内政因素的制约中，实际已经不可能重演了。但若比较单纯地从外交、军事角度看日本，那就容易忽视日本内部的决定性的和平因素和力量，特别是看不到它们所决定的日本走和平道路的不可逆性，也就容易夸大日本在外交、国防领域出现的令邻国不满、愤怒、不安的现象和倾向，似乎这些就有可能使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了。
由此可知，单纯从外交、军事角度看日本，这是有很大的专业局限性或职业局限性的，很容易走入认识误区，也是应当予以防范和克服的。正确认识日本的基本走向，必须有更全面的知识结构，因而也必须有多学科、多领域学者的共同参与，这才能够避免忽视日本内政对其外交和国防的关键性制约，防止陷入认识误区而又长期无以自拔。
五、应当对于日本内政给予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不是只侧重于观察它的政局变动
在侧重于从内政角度深入认识日本的外交和国防时，能否对内政其给予比较全面的观察和认识，也至关重要。如果观察和认识很片面，那就仍有可能很肤浅，以至于陷入认识误区。
特别是，如果只是侧重于从其政局变动的角度看其外交、国防的基本走向，即使是观察得比较深入、细致，那也容易产生错觉，似乎日本的政治家和政客能够自由自主地决定外交、国防的基本走向，这就会被其右翼政客的言行所迷惑，从而误以为日本仍有可能走上军国主义老路。
但事实上，日本实行民主制度后，它的政治、外交、国防已经主要地是由它的现代经济、现代中产阶级社会和现代思想文化所决定、所制约的了，相对独立性并不强。特别是，这种决定因素主要是和平主义的，这就使日本在理性状态下只能走和平道路。
不仅如此，日本的基本政治制度——民主法治制度也是很牢固的。如果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那首先就意味着它的民主法治制度被摧毁了，即意味着防卫省的军阀控制了政府和国家决策，国会参众两院全部被架空、各政党只能讲基本相同的话、选民的政治权利统统被剥夺、最高法院也不再能够依宪判案了。但在日本现代民主政治的现实中，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又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无论日本右翼政客怎样活动，他们都已无法把日本重新拉回到军国主义的老路上去了。
不仅如此，所谓“日本右翼政客”，实际只是有某些右倾因素的政客而已，并不等于“军国主义政客”。真正右到想把日本重新拉回到军国主义老路上去的军国主义政客，事实上并不存在。而且，即使出现了军国主义的极右政客，他们也不可能当选为国会议员和首相，因为日本的选民是不可能接受要摧毁民主政体和把日本重新引向军国主义战争之路的军国主义政客的。这就进一步表明，虽然日本右翼政客能够给中日关系和韩日关系带来某种程度的麻烦和破坏，但要说他们想要和能够把日本重新拉回到军国主义老路上去，那就已经言过其实了。
六、既要居安思危，也要避免杞人忧天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但这两大主题至今都没解决好。在和平问题未解决前，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居安思危和国防现代化也就始终必要，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另一方面，凡事都有度，过犹不及。居安思危是对的，杞人忧天则是错的。如果居安思危到了杞人忧天的程度，那也会“物极必反”，从必要的防范变成庸人自扰，从而导致决策失误。
观察安全形势，既要看到潜在危险，也要看到安全保障。对于潜在危险的估计并不是越严重越好、越可怕越好，而是越客观越好。只强调潜在危险，看不到安全保障，最终只能变成杞人忧天，以至于对策过当，误国误民;内政外交国防均如此。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时期，我国曾把国际形势估计得非常严峻，误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近期内就可能打起来了，于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政治、经济都进入备战轨道，根本就不可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重估世界形势，认为世界大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打不起来，现在应当抓紧建设，这才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也才有了百万大裁军，中国也就迅猛地发展起来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外敌大规模入侵中国本土、以至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的可能性实际已经基本上归零了。
首先，二战后，日本的文明进步已经使之不再可能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了。日美安全条约也首先是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
其次，世界经济一体化正在使主要经济国家之间的战争成为负价值，因为它使以往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战争只能转变为同一经济体内部的战争，也就是变为了自己打自己，这就使新的世界大战更加成为不可能。这表明，我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新兴军事强国后，安全系数也已随之极大地提高了。在这种大背景下，日美安全条约并不足虑。因为，美日两国的经济都与中国经济高度一体化，以战争手段破坏中国经济无异于严重破坏他们自己的经济，所以这在理性状态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后，超大型国家有一大好处，就是在经济、军事现代化完成之前，就能依靠综合国力拥有很高的安全系数。二战后，美国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尽量避免与大国打仗。美国在面对伊朗这样的中等国家时都是小心翼翼、绝不轻言动武的，更何况中国这样巨大、有力的国家了。实际上，美国支配的美日同盟只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以美日同盟在亚洲的那点儿兵力进攻庞大、有力的中国，无异于天方夜谭。同理，所谓美军的对华半月包围圈，那也不过是一个防御圈，根本就没有进攻中国本土的任何实力。把这些说得很可怕，竭力渲染战争危险，实际是很不自信的表现，也是很不专业的表现。现代中国人面对这些应该是很自信、很有底气、很能沉得住气、很能从容应对的，而不再是一讲到这些就神色紧张、惊慌失措、以至于反应失当了。
总之，我们应当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有信心，也对于我国自己的进步和实力有信心。既要居安思危，也要避免杞人忧天。
正确认识国际形势，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越来越走向和平，看到只要是在理性的支配下中国本土就不会受到进攻，这就是求真务实，就是有信心的表现。有此认知和自信，才能避免反应过度，特别是避免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从而更加准确、稳妥地处理好内政、外交、国防诸事务，使中国和人类的未来越来越光明。
[本文精编稿见2014年10月27日《环球时报》。环球网又于同日发表了这一完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