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一年前曾说，当下新兴大国有三个崛起：和平地崛起（中国）、好斗地崛起（俄罗斯）、以及吹牛地崛起——这指的是印度。印度政治人物确实向来喜欢惊人之语，北京奥运会前夕就有人说过奖牌数要超过中国，虽然这并未实现，但并不妨碍他们许下另一个宏愿——把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办得比北京奥运会更好。不幸，现实又一次无情地戳穿了这一泡沫，紧随其后的广州亚运会又使印度相形之下更显不堪。与之前相反，现在印度最怕的大概就是世人将它与中国作对比了。

2003年获得英联邦运动会举办权时，印度举国欢呼，将之视为展现印度“政治制度的进步和经济的腾飞”、并正式向世界宣示自己崛起的最佳契机。为了展现一个“新德里的荣耀时刻”（Delhi's moment of glory），这些年印度政府确实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甚至下令驱逐35万有碍观瞻的街头摊贩，然而随着赛会日期临近，几近瘫痪的组织工作却已成为一次“巨大的公关灾难”（a huge public relations disaster）。印度等来的不是西方媒体的赞誉，而是近年来罕见的如潮恶评。

确实，该出问题的地方都出问题了：预算从最初的4.05亿美元飙升至23.5亿，如果包括基础设施、安保等费用，总开支预计达150亿美元；大幅超支也罢了，工期也一再延误，当人们极度担心赛会能否按时开始时，印度政治家却说“这只能祈祷了”。在开幕前的一个月里，又发生了一连串坏消息：主体育场部分屋顶坍塌、修建中的过街天桥倒塌、游客遭到恐怖袭击、登革热等热带疾病的威胁、贪污腐化的丑闻、运动员村建筑现场到处是瓦砾和人类排泄物，甚至当初主办权也被曝是付出700万美元贿赂后得到的。许多参赛国出于对安全和健康的担忧都推迟运动员抵达时间，许多优秀运动员干脆宣布退赛。组委会发言人辩解说：新德里运动员村“也许是史上最佳的”，至于卫生状况，“每个人的标准及定义不尽相同，西方人的标准和我们的标准有所不同。”而印度城市发展部长则轻描淡写地说：“不应夸大这些小意外。”英联邦运动会组委会主席苏雷什•卡尔马迪甚至干脆说：这次危机是国际上“反印度阴谋”的一部分。

这些发言招致了更多批评，而抱怨最多的是英联邦中最富裕的那些成员：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苏格兰、英格兰。澳大利亚人公开呼吁抵制（原因之一是“不想看到另一个慕尼黑”，为此澳大利亚不得不宣布增派安全官员），甚至抱怨一开始就不应该让印度承办。英国《金融时报》也罕见地批评“印度准备得一塌糊涂”，说“考验印度按时顺利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是项冒险的举动”，因为麦肯锡和世界银行调查显示，“印度绝大多数大型项目均超时超支”，而领导不力又使各类问题井喷。

事件逐渐演变成一个国际笑话。有人说，干脆把英联邦运动会办成远程的算了，大家打call center汇报成绩；甚至印度农业部长也讥讽说：传闻组委会主席不堪批评，决定上吊自杀，但可笑的是屋顶也塌了下来，还是没死成。许多印度人尖锐批评这是“国耻”（national shame），《印度时报》采访了新德里民众，97%的受访者认为，英联邦运动会组织者损害了印度的国家形象。

不巧的是，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又与广州亚运会只间隔一个月，世人很难不去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尤其印度此前还一直喜欢把这届赛事与北京奥运会相提并论。印度历史学家博里亚•马宗达直率地批评：中印在举办世界盛事方面的差距远比GDP差距更显著，在他看来，新德里的英联邦运动会连北京奥运会的2%都赶不上——不清楚他这个比例是如何得出的，但他所想表达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即使广州亚运会只有北京奥运会一半精彩，那也比新德里的英联邦运动会好上24倍了。

格林斯潘曾评论中印“两者的区别并不在于中国有何作为（中国做得出色是有目共睹的），而是在于印度的无作为”，按英国《金融时报》的批评，这次赛事组织“暴露了印度与中国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无疑地主要体现在行政效率和组织能力方面。赛前的一个小插曲再好不过地诠释了这一点：由于运动员村迟迟未能清理干净，新西兰队不得不自行雇人清理自己的片区，其高效工作甚至让印度组委会考虑请他们帮助清理其他住宿楼。

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经常被相提并论，虽然两者除了人口规模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20年内印度最有可能追赶上中国的领域也是人口规模）。在观察中印发展时，世人常常下意识地将这场“龟兔赛跑”看成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但这很可能却是最具有误导性的。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观点也忽视了塞缪尔•亨廷顿的告诫：“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有些国家政治上体现了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而有些国家却缺乏这些特性。”

理解中印之间的差异，最好采用另外一个视角：即中国具有悠久的“强国家”传统，而印度则历来是一个“弱国家”。所谓“强国家”，是指国家有能力贯彻其意志而不遭到社会反抗。可以说，两国政治中的许多优缺点都产生于此：强国家使中国能迅速高效、有组织地推进变革，但也因此出现了野蛮拆迁等现象；而印度的弱国家使得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缺乏干预能力，常常表现得低效率、无组织、甚至无政府，然而这也使得社会力量能有足够的、不受压制的生长空间，甚至发展出与国家相抗衡的能力。

“强国家”与“弱国家”各有利弊，没有必然的好坏之分。美国也是典型的“弱国家”，但它有一个高效、有组织且活跃的社会力量，因此尤伯罗斯这样的民间人士也能不靠政府力量，成功办好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是印度不具备的条件。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际上普遍在加强国家的管理职能，美国也不例外。德国和俄罗斯是由强国家走向民主的样板，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于：弱国家、弱社会、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同时存在——最典型就是拉美、非洲和菲律宾等国。

印度人并非不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独立之初，英国的贝文勋爵给圣雄甘地的信中就说道：像印度这样一个有18种语言，500种方言，30种宗教，100万男神和女神，3亿人口（现在已飙升到10亿多）的国家，是不能够治理的。印度政府的效能下降，在政治理论上是一种治理危机，所谓民主的“多元停滞”（pluralistic stagnation），它因此成为一个“上行下不效的国家”（a flailing state）——虽然并非完全失败，但上层的领导却无法贯彻其意志，推动变革。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2006年在独立日全国讲话中委婉地承认了失败：“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国的今昔。当打量它们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力。”

实际上，中国和印度都应当反思自己的问题，相互学习：在享有高效、有组织的治理时，中国人也希望避免野蛮拆迁等问题，促进多元文化，鼓励社会自发的生长；而印度则更需要切实加强治理效能。印度学者莫汉•古鲁斯瓦米曾恰当地概括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从管理走向民主，而印度经济发展要求印度从民主走向管理。”这一建议或许将改变地球上40%人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