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秋瑾的革命女性形象确立以来，她的丈夫王子芳一直被定型为一个醉心利禄、胸无大志的纨绔子弟。但革命家属也不易，要同意自己妻子抛下家庭出国追求激进理想，即便今天也不是个容易做的决定吧。1904年秋瑾要跟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一同东渡日本，繁子还在犹豫时，王子芳却登门来求：“留学也罢，参观游历一下就回来也罢，听凭她自由。”繁子想，如果不答应，恐怕这位“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又“会受到家庭女神的处罚吧”。

虽然秋瑾为他不是革命同道而抱憾，但从王子芳的角度来说，娶这样一个老婆大概更属失策。他18岁时与大他两岁的秋瑾成婚，起初秋瑾还觉得颇有才气的丈夫是“天才宋玉住章华”，但随后双方就发现彼此根本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物。1898年之后的湖南是最具革新思想的中心之一，受此鼓荡的秋瑾感觉丈夫毫不上进，无论家庭内外，只是沉默地求个太平；秋瑾看来是志士的谭嗣同，在他看来只是乱党——不想多年后妻子也做了“乱党”。秋瑾深深地厌倦这种生活，她对服部繁子说：“我的家可说过于和睦了，我对这种无聊的和睦不觉得满意，反而感到厌烦，倒希望丈夫强暴一些，即希望他用强暴来压迫我，以便我可用更强的决心来反抗男子……”秋瑾急于打破这个家庭，不喜欢丈夫过分的柔顺，她致函兄长说“妹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于一对子女也并无爱意。东渡时4岁的女儿寄托在友人家，后来几乎冻死饿毙；略年长的儿子王沅德身为湖南文史馆秘书，直到1955年去世都没有一句回忆母亲的文字，即便她当时早已名满天下。

秋瑾变成一个神话的过程，也就是她丈夫成为一个“沉默的小丑”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表述都有赖于他人的沉默。这其实不是阅读历史，而是建构历史：要突出某一个启示录般的立场和视角，只能遮蔽其它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秋瑾对平庸家庭生活的憎恨，颇为类似许多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戈蒂埃就曾不惜以最偏激的语言反对这种庸常生活，他说，资产阶级只适合制作夜壶。他们讨厌那种既缺乏精神生活又少放纵的没有激情的生活，一如波德莱尔所言：“在我看来，那种期望做一个有用的人的想法总显得令人厌恶。”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是可接受的世界，在他们看来只是充满了“残忍的、无法调换的”和令人难以忍受的生产气氛的世界。对于这些敌视现实生活的人来说，要求他们追求和接受现实生活恰恰是最不能接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原本是被遮蔽的话语，但随后却上升为一种霸权话语，反过来遮蔽了其他话语。

这些话语主要是在竞争一种定义权：何谓正常生活？在王子芳看来是“正常”的那种生活，在秋瑾看来恰恰是反常的。历史叙述并不是为了把这翻过来，不是为了审判历史人物，重新将秋瑾视为一个反常的女性，而是为了展现不同视角的人们所看到的不同世界及折射出的丰富可能性。平心而论，秋瑾那种激烈的反抗，尽管有失之偏颇之处，但却也是她个人创造性的来源，否则她也就不是那个个性鲜明的鉴湖女侠了。

但那些被遮蔽的声音同样是重要的历史侧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倒是文学家更早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元曲《哨遍·高祖还乡》便模拟一个乡民的视角还原了汉高祖刘邦荣归故里的戏剧性场景；前些年李洱的小说《鬼子进村》也以类似的手法颠覆了知青对乡村表述的霸权话语——在村民口中，这些带着优越感的陌生城市知青不过是一些来添乱的人。这些反讽的文学作品并不是说相反的话语就更真实（知青或乡民的感受两者都是真实的），但它戳穿了一个霸权话语的自我证实。

在一个多声部的历史叙述中，真实并不是唯一的，也并不总是“兼听则明”，事实上人们常常对它的嘈杂和相互竞争感到困惑和不习惯。在电影《禁闭岛》中，叠加展现了一个具有双重可能的世界，它可以从两种截然相反的角度得到相互矛盾的解释；作为一种隐喻，同时抱有这两种矛盾诠释的主角是个精神病人，而在其中一种话语被遮蔽的状态下，他看起来是完全正常的。这种多声部的书写在文学中同样远比史学中发达，《罗生门》早已揭示出这一点：不同的人即便对同一件事的表述也可以彼此相去甚远——并没有一个为所有人接受的、除此之外均属错误的“官方表述”。在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本身就由四个人的不同视角组成，其中甚至包括一个白痴的表述。在这里，真实既不是其中之一，也不是几种表述之和。

人们常常假定在阅读历史时，必定有某个“历史真相”在那里，它是唯一值得追寻的，也是可寻获的，而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并揭示它。研究者被默认为一个法官，面对相互竞争的话语时判定其中一方为真——有时区别在于，司法案件中控方和辩方常常都各有一套说辞，但历史书写却常常是只有控方的，另一方完全处于对他们不利的沉默之中。像“马丁·盖尔归来”这样的故事之所以具有后现代历史的经典意义，大概就是它使某一个多声部的历史叙述成为可能吧。

人们可能一时还无法适应这种众声喧哗的场景，这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一元化思维总是假定了一个唯一的、排他的真理存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一种本能的焦虑感：最后是否仅仅展现了这些话语的丰富性，却没有了自己基于某种价值判断的立场？就像《魔鬼代言人》中那位律师，通过证明那个小女孩的证词不可信，设法开脱了一个色狼老师的罪行。对此只能说，那取决于你的世界观：是把历史看作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和无限丰富的事件的总和，还是一个永不枯竭的神显的来源，从中满足人们寻求意义的需要，并把历史视为历史意志展现自我的过程。

201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