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制度？老实说，敢想一想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多，别说回答了。两百多年前，有个人叫亚当.斯密，他在一本意外出名的小书《国富论》的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一百多年前，又有个人叫涂尔干，为了回答“社会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而写了本《社会分工论》。他说，有机社会就是靠着分工合作维系起来的。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才又有一个人再次捡起这个经典问题，他就是杨小凯。
杨小凯是个极为刻苦的人。而经济学是公认的体力活，所以杰出的经济学家无不刻苦，比如另一个出色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杨小凯就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天天如此，这样一算，他的生命密度要比许多不学无术的老教授，偷懒取巧的小博士高得多了。不过，小凯的的真正思想却不是看书看来的，完全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在监狱里想出来的。如果真要追溯他的精神导师和启蒙读物的话，那就是马克思与《资本论》。
根据茅于轼，左小蕾等的回忆，杨小凯80年代初在武大教书时就开始讨论劳动分工了。他觉得主流经济学只讨论资源分配，而不讨论组织结构变迁，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就是这个思想，结结实实命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要害，也成就了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社会太复杂了，所以斯密看到的是财富增长的过程，韦伯看到的是理性化过程，马克思看到的则是永不停止的阶级斗争。但要用阶级斗争来讨论社会，必须先得承认有暂时稳定的阶级，然后才能斗争。阶级斗争是动态的，但分析起来必须要有静态的阶级基础。同样的，新古典经济学要讨论财富的增长，必须假定制度和组织结构暂时不变，这样财富的增加才有其正面的意义。
杨小凯可不这么看，他天生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为什么要把发展与财富增长联系起来呢？为什么不看劳动分工水平呢？以前理个发就理个发了，现在衍生变化出几十种不同的服务，这不是比财富的增加更能说明发展的本质吗？主流经济学只盯着市场，却不关心构成市场的组织结构，在小凯看来，这正是本末颠倒了。
众所周知，近代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建立在瓦尔拉一般均衡思想之上，特别是60年代经过阿罗－德布鲁的工作，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基础。在瓦尔拉看来，经济学的本质是许许多多个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一个拍卖人的指挥下交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虽然我们对市场结构知道得很少，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只要知道价格就足够了。
30年代科斯写了篇文章，把交易费用的思想介绍给了经济学家。可虽然他揭示了结构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但经济学家们一直把制度经济学作为市场理论的补充。毕竟，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经济学有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要是以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为核心，那么它的基础在哪里呢？
制度经济学家都很狡猾，他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基础前前后后经历了瓦尔拉，马歇尔，庇古，霍太龄，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等那么多代经济学家数十年的努力才构成的，跟他们硬拼有什么意思。所以诺斯，巴泽尔，张五常都不跟人家玩数学，制度经济学有自己的玩法，想当年亚当.斯密也不玩数学，都是李嘉图用剃刀简化斯密思想搞出来的。
杨小凯不认这个道理。一方面，他在监狱里就自学了高等数学。80年代初，小凯在国内教书时主要研究的就是计量经济学，也出版了好几本“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之类的专著。杨小凯不怕数学，以他的脾气，注定了他要单挑历代几十位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命运。
小凯深入学习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后，也逐渐明白了这项工作的艰巨，人家搞了一百来年的东西，那么多智慧结晶投在里面了；现在你要白手起家，重新构造一套基于分工和组织专业化的微观理论。既然别开生面，独创一家，那么你杨小凯必须单枪匹马地同样贡献出这么多智慧结晶不可。
他的工作被命名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倒真是个败招。一方面他想保持与主流经济学的暧昧关系，你看，我们两派经济学都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来的，用的数学工具也都差不多，只不过你们强调资本积累，我更强调分工和专业化而已。但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又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别出心裁。虽然这套框架名字里也有“古典”这个词，但“新兴古典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敌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容动摇。杨小凯在学术界受到冷遇，打压也就不足为怪了。
杨小凯深知作一个掌门人之不易。他的对手，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整个主流经济学界）的传播与发展倒是遵循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希克斯证明一些局部的关键定理，萨缪尔森加以完善，并撰写了通俗版教科书，最终由阿罗完成最底层的数学工作，接着就是全世界数万名经济学教师在课堂上不断地传授这套东西。可是杨小凯不行。他只有一个人（后来才慢慢形成很小的团队），他既要提供原创的思想，又要完成各个相关领域论文的推进；他既要撰写奠基性的专著，又要撰写普及型的通俗讲义；他既要在课堂上亲自阐发他的思想，又要全世界地演讲，希望能寻找到或者培育能和他一起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作出贡献的人。
他竟然都做到了，这就是杨小凯！
而这背后，就是他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和他五十五岁的生命。
杨小凯自己也明白自己理论框架的缺陷，毕竟他不是超人。有很多人根本不愿认真对待他的工作，包括很多著名期刊的审稿人；也有很多中国学生不看他的书就盲目崇拜他，冠以各种莫名其妙的头衔。但小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批评，所以他把跟斯坦福经济学教授Milgrom的通信挂到了自己网站上。
Milgrom是博弈论“四人帮”之一，对拍卖理论，产业组织以及超模态博弈等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认真读过杨小凯的工作的，所以他列举出三个观念上的批评。
第一，经验研究支持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更重要。第二，契约理论，委托－代理模型虽然并非建立在交易费用基础之上，目的却是为了弄清楚交易费用的根本性质。第三，市场的发展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重要性有所不同。
这几个问题，小凯倒不难化解，毕竟他在经济史上下了不少功夫，对组织形式变迁与资本变迁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牢牢抓住交易费用－特别是学习费用的概念，指出大量经验研究结构上的缺陷。
尽管杨小凯可以自信地回复来自经验研究的批评，但Milgrom从逻辑上的紧逼可能让他更头疼。Milgrom说，“一般性的竞争均衡定理都有凸性要求，在你的非凸性模型中，竞争性均衡可能不存在...一个不具内恰性的模型看上去也可以解释某些事实，但毕竟该定理的逻辑是建立在缺乏内恰性的前提之上的，从这些前提出发人们可以得出任何结论。”
看得出来，这几句话对杨小凯的打击很大。杨小凯是不服气的，他从来都是这么不服气。90年代末开始，他与孙广振，文枚，周林等一起证明了很多超边际分析中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他们已经将这项工作大大推进了，虽然还不够完美，漏洞还很多，但他们毕竟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们的对手可是站在一百多年历史无数杰出头脑之上的。
一方面，超边际分析有着独特的魅力，它可以处理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它的逻辑可以直接解释用来解释网络效应和知识经济学。但另一方面，小凯的思路是反新古典经济学之道而行之。传统的做法是保证模型的凸性，即保证竞争性均衡存在，然后求最优效率。超边际的大胆之处就在于放弃了凸性约束，但这也就埋下了竞争性均衡可能不存在的隐患，小凯坚信可以完全证明这个批评不成立。杨小凯挑战主流经济学的决心至死不动摇，正因为他有着过人的毅力和强烈的自信，他认为，他可以用数学做得和无数先辈大师一样出色，这也正是张五常为之扼腕痛惜之处吧。
陈明说，大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还有一种，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看看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了学问。
小凯在学问和生命中，都有一个关键的良师益友，那就是哈佛大学的萨克斯。萨克斯的旨趣与小凯颇为类似，一方面是学问中人，年纪轻轻就获得哈佛教授，有神童之誉；另一方面，积极入世，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高级顾问。他在玻利维亚主持改革，一夜成名，不过俄罗斯却成了他的滑铁卢，虽然他不肯承认。
萨克斯对超边际理论在美国的推广功不可没，而杨小凯则在萨克斯的影响下重燃政治关怀，露出枭雄本色。前些年，杨小凯与萨克斯，胡永泰合作的讨论经济发展与宪政改革关系的宏文在网上甫一露面，就引起轩然大波。从此，他就被算作中国重要的宪政研究学者之一。后来，杨小凯的经济史笔记，文革回忆录也陆续在网上出现，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很多同人会奇怪，杨小凯不再努力经营超边际分析，去摆弄这些宪政，历史做什么，甚至花了大半年时间专门读宪政理论方面的经典。其实，小凯早已不会在意这些宪政，经济史能够为他带来的学术地位，他关心的是这些文章本身的作用，对中国的作用。
小凯一生，只关心大问题，大学问。他能进入经济学，也正因为胸中包含着中国发展的大问题。他不愿意象多数经济学家那样摆弄一些?饤琐屑的学问，他执着于数学技巧，就是要竖起新兴古典的大旗，用它来重新阐释经济学思想－特别是劳动分工和组织专业化的思想。到了晚年，杨小凯虽然仍然笔耕不辍，但他显然已经不是很在乎这些学问了，他笃信基督，心系宪政，越来越返朴归真了。
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给杨小凯带来鼎鼎大名和十年的牢狱之灾，二十多年过去了，杨小凯魂归天国，那么，中国又向何处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