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先生去世了。在他生前，我只有数面之缘。但对于他的逝世，我还是深感悲痛。
他的祖父梁启超，是戊戌维新的领袖之一，是追求自由民主宪政的先驱，父亲梁思成，是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开山人，是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先驱。作为名门之后，他曾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别人会以为他生活一定十分优裕，享有特殊待遇。其实，他早在８０年代后期就辞去了公职，成为不吃皇粮的社会人，到晚年连公费医疗都没有，看病都需要自费，过着极为简朴的低碳生活。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处于低潮期，梁先生和杨东平、王力雄、梁晓燕三位民间知识分子，发起了自然之友。这是一个和官办群众团体完全不同的民间组织。在此之前，中国的群团组织，比如工会、妇联、文联、作协、科协，领导机构由组织部门内定，人员都有行政级别，经费都由财政拨款，活动自然也很难体现多少自主性，他们实际上也是官方机构。自然之友则是经费自筹，机构自选，活动自定。它打破了行业的界限、职业的界限，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年龄，什么性别，有没有文凭，不管你是教师还是学生，老板还是员工，警察还是律师，记者还是编辑，作家还是画家，官员还是个体户，只要你关怀生态环境，都可以自愿参加。自然之友的诞生，给平民百姓开拓了一条促进社会健康的渠道，提供了一个让普通人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着力点。这才是真正的非政府组织，真正的ＮＧＯ。在此之前，中国也不是没有人想成立真正的ＮＧＯ，但往往在合法登记环节上卡了壳。宪法虽然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但当时成立民间社团有一个难迈的坎，就是找到不到党主管部门，而没有党政主管部门，民政部门又不予登记。以至于一些民间社团只好登记为企业法人，或者在得不到合法登记的状态下硬着头皮开展活动。好在８０年代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是文化部主管的合法登记的社团，梁从诫用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的方式，使自然之友获得了合法登记，并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环保活动，成为中国大陆ＮＧＯ起死回生的领头羊。而ＮＧＯ的顽强发育，又让人们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希望之光。
中国要不要发育公民社会，实际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些当权者，内心并不希望中国走向公民社会，而喜欢维持臣民社会，甚至奴隶社会。他们的理想模式是大政府，小社会，甚至有国家，无社会。他们想让政府把一切公共事务都政府包下来，管起来，老百姓就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老老实实地接受政府的支配就行了。政府成为全能政府，国家成为全能国家。这样的政府，当然也不愿意接受公民的监督。但人类文明的潮流不是这样。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是民有、民治、民享。大量公共事务，可以由非政府机构承担，而且比政府做得更高效，更廉洁。只有让广大公民充分发挥主动性，社会才能和谐而富有活力和有生气。这几年，经过几代人不屈不挠的努力，大量ＮＧＯ在中国大陆已经破土而出，公民社会的发育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样的历史转变关口，人们更不应当忘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梁从诫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