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梁从诫第一次见面，是在2006年11月19日，我们共同的朋友、动物保护志愿者王培的追思会上。在这次会上，我发表了题为《你默默在大地上奔走，就像天鹅飞在云层里——纪念王培》的讲演[1]。我清楚地记得，在我讲演时，坐在身旁的梁从诫几度落泪，他摘下眼镜拭泪的动作，仿佛就在眼前。

在和梁从诫交换名片时，我惊讶地发现，虽然他的名片是废纸印成的，但名片上的几行字，却都有着厚重的份量：自然之友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历史学教授。这让我对这位至情至性的老人，一下子肃然起敬起来。有意思的是，很多采访过他的记者，和我一样对他的名片留下了深刻印象——

“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递过来的名片，这是我见过的最薄、最简陋的名片，说白了就是随处可见的一张废纸。废纸的背面印着几行字……”[2]

“梁从诫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名片，背面是一个生产配料表。他说：‘印刷厂的师傅和我们合作得特别好，每次都用这些废纸给我们印名片。’很难相信，作为名人之后的梁从诫，却过着这样的生活。”[3]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我又先后结识了自然之友理事长杨东平、总干事李波，他们的名片也都是印在废纸上。事实上，这是自然之友“真心实意，身体力行，不唱绿色高调”的环保行动宗旨和实际行动之一。

多年来，梁从诫把这一宗旨，贯穿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不只是小小的名片，家里洗衣机漂洗时产生的水，也被梁从诫储存起来，用于冲厕。为了抵制餐馆里的一次性筷子，梁从诫多年来都随身携带一个小布袋，里面放着几双筷子供自己和家人、朋友使用。即便参加全国两会，他也是骑着自行车前往。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去参加全国两会报到，结果被门卫拦住询问，一直到2006年医生建议他不能再骑自行车。

梁从诫认为，想过好日子，无可厚非，但若不惜以破坏、践踏生态环境为代价，则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犯罪。“几年前你带双筷子去餐馆，别人觉得你是怪物。现在服务员笑笑，这也算是一种进步。”梁从诫说，“不唱绿色高调，不以绿色‘救世主’自居，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

不只是梁从诫，很多自然之友的会员，也是这样做的。凡是和自然之友打过交道的人，都会知道：不用一次性纸杯，为防浪费每次只倒半杯水，这些是自然之友工作人员的待客规矩；自然之友的内部刊物用再生纸印制。这样的知行合一，正在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我发现，很多环保NGO志愿者习惯自带筷子、水杯，无论参加什么样的会议，都会努力回收会议胸卡，以便重新利用。

我一向认为，在环保的广泛公众参与上，注重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是极端重要的。因此，中国环保NGO最需要努力创造和推广的，就是这种具有“举手之劳”特点的、注重环保细节的新生活运动。一旦中国全民参与了这种环保新生活运动，那么，它所改变的，就将是中国的历史，就将是世界的历史。这种基础性的环保理念倡导、环保行动号召，需要成为今后中国环保NGO的努力方向。

因此，虽然自1994年3月成立至今，自然之友已经做了很多环保大事，比如拯救滇金丝猴、迁建首钢、保卫怒江、保护藏羚羊等，并且赢得了诸如亚洲环境奖、地球奖、雷蒙·麦格赛赛奖等荣誉，但我最看重的，还是它的这些具有日常生活“举手之劳”特点的、细节化的环保理念和行动启蒙教育。作为中国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启蒙者，自然之友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但依然还有巨大空间。

关于这一点，梁从诫认识得很清楚，他曾说：“谁都不是救世主，但是每一个人先管住自己的手、嘴、心，就还有希望。”国际闻名的环保活动家、黑猩猩行为研究专家珍妮·古道尔是梁从诫的好朋友，她也非常看重个体在环保事业中的作用：“每一个人能做的很少，但是大家联合起来，就能改变世界。”[4]

所以，虽然自然之友的成立，比中国最早注册成立的环保NGO辽宁盘锦黑嘴鸥保护协会晚了3年[5]，但是，作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精神源头，自然之友还是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最具标志性的环保NGO，至今已累计发展会员8000多人，并且培养了一批新生环保NGO的领导者，如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等。

对梁从诫置身环保事业，学界泰斗季羡林曾作过如下评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6]

那么，梁从诫为什么丢掉历史研究，投入环境保护，创设环保NGO自然之友？他的环保梦是怎样开始的？对公众又有何启发？这里自然还有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2004年6月1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是这样讲的——

1997年春天，杨东平作为“自然之友”的代表，访问了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EDF)，那是一个成立于1967年、有30万会员的著名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EDF的创始人说，他们最初只有10个人和在客厅里的思想———必须干点事。“我不禁笑了。梦开始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最初只有4个人，还有在公园里的思想。”

那是1993年6月5日，在北京郊外一座荒废古塔下，40余位知识分子席地而坐，在一个名为“玲珑公园”的草坪上忧患地讨论着中国环境的恶劣现状。

这是一次自发的没有名称、没有会场、没有议程更没有媒体到场的集会。梁从诫说，事后，我们以那座小小公园的名字称之为“玲珑园聚会”。

早在此前三月，他们中间的四人就开始酝酿成立一个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他们是：梁从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力雄，自由作家、探险家；梁晓燕，时任东方杂志编辑。

当时，中国的环境问题还远未如现在这般得到重视。在玲珑园聚会中，一位会员的演说让大家心灵震动：如果我们12亿同胞都以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目标，据运筹专家计算，需要的资源将是现在的60倍。这块已经喂养了我们五千年的土地，谁会相信还能挤出60倍的乳汁呢？

“以最大的人口吞吃最少的资源，中国的前途便面对双倍的危险”。这句话深深地刺痛着这些知识分子。

梁从诫和他的朋友们意识到真得为环境保护做些什么。他们想到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时隔数年，梁先生坦言，当时也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就是想做些什么。[7]

不错，梦开始的时候总是一样的。看了这个故事，我想，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做这样的环保梦，也都可以从自己的梦出发，让自己的生活绿起来，让自己的人生绿起来，让中国绿起来，让世界绿起来。

在自然之友第二任会长、现任理事长杨东平看来，“自然之友”最令人欣慰、最积极的成就，是它所产生的巨大示范作用和扩散效应。今天，无论在北京、上海、深圳，从可可西里到香格里拉，以及在重庆、南京、武汉、西安、石家庄、襄樊……到处都活跃着“自然之友”的身影。虽然在他们为大自然请命的抗争中，可以说是败多胜少，但他们仍然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积极行动，屡败屡战。他们是一群无私的挑战者、清醒的奉献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因而，他们经常被人视为天真或偏激。然而，社会并不总是循着“聪明人”的意志。回头看时，我们竟然比当初所能想象的走得更远，正如龙应台在获文学奖时的感言，“好象在漂泊的路上忽然发现一蓬当年种下的金盏菊，刚好盛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间组织逐渐生长，但从整体看，仍然数量偏少。据统计，国际上每万人拥有的民间组织的数量，法国为110个，日本为97个，我国仅为2.1 个。我国民间组织的总支出约占GDP的0.73%，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的水平，也远远低于4.6%的世界平均水平。[8]伴随政治文明的建设，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的充分发育，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基础。如果说，在第一个十年，中国的NGO是从无到有，是播种和启蒙；那么，在下一个十年，NGO将从小到大，做大做强。NGO将承担更加多样化的使命和任务，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满足更多的社会需求。

在这一过程中，NGO不仅需要突破和反对，也需要诊断和建设；既要提出问题，也要善于解决问题。在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中，环境保护的视野必然扩大为社区建设、乡村建设，因为没有群众基本生存环境的改善，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和环境保护。这一切的前提，是NGO自身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NGO所面临的巨大发展机遇，同时意味着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梁从诫的梦，开始的很好。中国环保NGO的梦，也应该开始得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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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演稿收入《追求无残酷的文化》一书，莽萍、菡月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2] 2004年3月11日人民网《梁从诫：名门之后自然之友》，记者刘海梅。

[3] 2005年第12期《社会观察》杂志：《梁从诫：环保不是田园诗》，记者王丽丽。

[4] 2005年第12期《社会观察》杂志：《梁从诫：环保不是田园诗》，记者王丽丽。

[5] 环保NGO盘锦黑嘴鸥保护协会正式注册于1991年4月18日，创始人为辽宁《盘锦日报》记者刘德天。

[6] 2008年2月24日《中国经营报》：《梁从诫：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记者杨磊。

[7] 2004年6月10日《南方周末》：《梁从诫的十年和“自然之友”的十年》，记者赵凌、实习生常楠溪。

[8] 2005年9月3日《中国青年报》：《给民间组织营造更宽松的空间》，作者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