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5日，即“世界环境日”那天，在北京郊外一座荒废的古塔下，一群深怀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草坪上席地而坐，自发地举行了一次讨论，探讨中国环境现状和普通公民对于环境应负什么责任的问题。这是一次没有名称，没有会场，甚至也没有明确的主持人的集会。事后，参加者依那座小小公园的名字，称之为“玲珑园聚会”。第二年3月，由他们发起创立的“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正式宣告成立，为了通俗易懂，这个民间环保团体依其“保护自然，善待自然”的宗旨，又称“自然之友”。也许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这两件小事具有深远的影响。倒不是因为基参与者在环保专业方面有什么特殊的能力，相反，他们大都不是专职的一举中工作者，而是些“外行”——教师、作家、艺术家、编辑、大学生、新闻工作者、社会科学家、退休职工等等。这两件事的意义在于，它们标志着普通中国公民对于环境保护终于有了自觉参与的意识，并开始有了行动。?

当今世界，环境已成为亿万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它超越了国家、种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时代的界限而关系着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今天的生存和未来的福祉。对于整个人类，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社会问题比这更具有普遍性了。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人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却相当肤浅，甚至是很错误的。六、七十年代，当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普通百姓开始认识到环境破坏对人民健康、地球生态和整个社会发展有著严重的危害，并开展群众性环保运动的时候，中国的大多数人还在把环境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独有的社会弊病，把环境污染当成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例证而加以批判和嘲讽!同时自以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从根本上就不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以及中国具体国情的了解日渐增加，知识界中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我国不仅存在着环境问题，而且由于人口过多，资源有限，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急剧发展以及遍布全国的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造成污染大量增加、污染源大规模扩散和生态大范围破坏，使中国的环境问题表现出特殊的严重性。九十年代初，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前苏联解体后，许多被长期掩盖的事实终于暴露，原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境问题竟远比西方国家还要严重。虽然如此，多数人还是习惯地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要保护环境，百姓只有寄希望于政府和专家。更何况，我国是一个没有NGO(非政府组织)传统的国家，很少有人想到自己应当，并且可以组织起来参与环保活动。?

然而，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的环保经验却表明，正是广大普通群众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的斗争、抵制和对环保措施的支持和参与，才给与了环保运动以根本的动力，使各工业发达国家的环保工作得以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在日本和美国，大规模的群众环保运动促进了环保立法和政府环保机构的建立。广大群众是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同时，又在一定意义上是破坏环境的参与者。国际经验证明：只有政府的管理，而没有群众的监督和参与，是不可能把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环保工作做好的。就像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如果只有家庭主妇在维持整洁，而全家老少都只管糟蹋，不管收拾，主妇从纵使三头六臂，也是无能为力的。何况主妇也会有因不尽职、不称职而需要监督和批评的时候呢??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自然之友”的同志们才在玲珑园里举行了那次聚会，并一致认为，与其坐在屋里发议论，不如组织起来，共同行动，力所能及地为改善虽国的环境状况作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自然之友”的宗旨在于推进社会性的环境教育活动。它支持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一切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和行动，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事情。通过各种手段，如出版物、课外活动、夏(冬)令营、教师培训、展览会、讲演会等，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普及环境知识，提高环境意识。努力使更多的中国人成为爱护环境的好公民。我们提倡建设“绿色文明”，主张适度消费，珍惜自然，节约资源；反对无限制追求物质享受，掠夺自然，暴殄天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人曾接受过许多错误的观念和口号，使许多人以为只要有了所谓的现代科学技术，人类就可以无穷尽地对自然进行榨取。五十年代，中国曾盛行过一句由一个前苏联科学院“院士”提出的口号：“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赐予，而应当向自然夺取”!后来，我们又相信过“人定胜天”、“只要有了人，就什么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甚至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之类的无知狂言。现在人们才开始懂得，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夺取”，自然都会以其最无情的方式给人类以报复。这种报复的结果也许要等几十，甚至几百年后才会表现出来，让“夺取”者的后代去承受苦果。今天中国到处可见濯濯童山，全国森林覆盖面积只有百分之十几，水、旱灾害频仍，不就是祖先们千百年来把这“神州大地”上的林木砍伐殆尽而留给我们的一份苦果吗?今天在中国西北，大片土地正在沙漠化，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正是我们的祖先曾在那里过度垦殖，大范围地破坏了当地的原始植被。当代中国人难道还要让这样的命运落到自己子孙的头上去吗??

一年多来，“自然之友”根据自己的宗旨，曾举行过两次大型“绿色恳谈会”，邀请了近百位中、小学教师共同讨论对青少年进行环境教育的问题；举办了有北京市一所私立中学和江苏省一所农村小学的师生共同参加的环保夏令营；支持了会员常仲明在北京郊区建立生态保护区和会员杨欣在青海保护长江源的活动。会员们利用各自的渠道，在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包括国外的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讲话和访谈，宣传了“自然之友”的主张，向社会发出了保护环境的呼吁。它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大。?

“自然之友”目前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团体，它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使中国的环保形势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变化。但它确信：它的每一个呼吁，每一次宣传，都会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一个回音，总有一天，这些回音将引起一种巨大的社会共鸣。“自然之友”将不懈地努力，使“爱护环境，善待自然”的观念，作为一种现代公民意识，被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因为它相信，没有亿万人民在环境问题上的觉醒，就不会有中国环境面貌的真正改变，也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现代化。

原载《大自然》杂志1995年第6期 作者为自然之友会长、全国政协委员

人物档案

梁从诫（1932-2010）：出身名门（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身为出版社编辑，后致力于环保事业，1994年创建了我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自然之友”。十多年来，自然之友累计发展会员一万余人，各地会员在当地开展各种环境保护工作，由“自然之友”会员发起创办的NGO已有十多家。“自然之友”累计获得国内国际各类奖项二十余项，如“亚洲环境奖”、“地球奖”、“大熊猫奖”、“绿色人物奖”和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