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的领袖崇拜歌曲

文化大革命使领袖崇拜在中国大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当时歌颂毛泽东的歌曲真是铺天盖地，不可胜数。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首推《东方红》。

《东方红》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并不自文革始，而是由在此之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了头。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歌曲的《东方红》越来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谁作出的规定，当时无论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庆祝集会上，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他的一种特权(这是要使许多封建帝王也自叹不如的)。以致在文革时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东方红》，第二首才是《国际歌》。当时电视尚未普及，影响最大、最快的官方传媒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开始曲是《东方红》，每天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里边极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后一首却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矛盾现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

《东方红》歌曲在文革中的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1966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一起组织了“东方红筹委会”，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周恩来得知后叫北京市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劝阻学生取消了这一计划[16]。后来有人又提出在广播电台报时的时候要播放《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语录”，受到周恩来批评，说“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但强加于世界人民，也强加于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动。强加于人等于自杀，这有损于毛泽东思想。”[17]但在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却又专门安装了播放《东方红》乐曲的装置，为了保证这一装置不出故障(不在该播放时不发声或在卫星坠落时才播放)，不犯“政治错误”，专家们不得不多费了许多心血，终于保证了卫星发射后顺利播放《东方红》乐曲──这岂止是强加于全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强加于全宇宙了。这年7月初，有中央负责人在接见部队文艺工作者时说：《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东方红》是我们的党歌。而当时被中共称作背叛了马列主义的“苏修”的苏联共产党在1944年便已将《国际歌》定为他们的党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这样回忆到《东方红》乐曲在文革中给他的特殊感受：“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18]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一首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几年来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十三首革命歌曲”中，此歌为第一首。从歌词中即可以看到当时一般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拜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传达出后来在文革中达到狂热顶点的领袖崇拜的先声。而这正可以说明那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决非个别邪恶人物的品质所决定，而有其更为深层的社会根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非只有林彪等人才在鼓吹，而是笼罩中共全党的一种思潮。人们最为熟悉的例子，就是在文革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电影片中就有这样的镜头。

文革初期由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秘书局局长的童小鹏，在回忆录中谈到了有关这首歌的一件事。1967年1月，中央办公厅“红色造反团”在汪东兴支持下宣布夺了童小鹏的权，10月，童小鹏被送进汪东兴办的学习班。“汪东兴搞这个‘学习班’，就是组织一批‘造反派’对‘杨家死党’(他们把同杨尚昆关系密切的人都打成‘杨家死党’)及‘走资派’、‘特务嫌疑’，实行非法的‘专政’。有一次，‘学习班’的领导人召开大会，未经法律手续，居然宣布中办俄文翻译阎明复是里通外国的‘杨家死党分子’，当场逮捕。当大会结束，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时，居然宣布‘杨家死党’的人不能唱。我自认不是‘杨家死党’，跟着唱，遭到‘造反团’的人的批评。我当然不服，提出了抗议。”[19]能不能唱这首歌竟成了一种政治权利。这也算得上是音乐史上史无前例的事情吧。

作家王火在长篇文革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写到他对这首歌的特殊感受：“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是一遍遍每日必听每日必唱的。直到现在，只要回想一下这歌声，就能使人想起当年‘文革’中那种红色疯狂泛滥的岁月。”[20]

在林彪事件发生，领袖崇拜的狂潮略有降温之后 ，这首歌还在中央高层引发过一场冲突。

1973年9月12日，周恩来陪同前来中国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结束时，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将一向作为终场曲演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为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对此，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文艺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次日，中国舞剧团负责人刘庆棠等写信给江青，说明“总理指示”的经过，14日，江青写一长信给张春桥、姚文元和吴德，提出：“在这种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21]为什么演奏一首乐曲会被说成是“为林彪一伙翻案”?原来，《我们走在大路上》系李劫夫在60年代初作词作曲的流行歌曲，据说毛泽东也很欣赏此歌。在1965年第三期《红旗》杂志选载的13首革命歌曲中，此歌排名第三(前两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林彪事件发生后，李劫夫被说成是“林彪集团成员”，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跌而为“反革命”。是周恩来不知道李劫夫已经倒霉而被江青抓住了把柄?还是周恩来对李劫夫一案另有看法或不主张因人废曲?或是考虑到毛泽东喜欢此歌?不得而知。一首老歌竟会在中共高层领导中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也算文革十年怪现状之一例。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一首颂歌。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是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战歌，原名《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原词由南开大学外文系65级学生曹宏岭创作，并由他在北京请李劫夫谱曲。后来歌词不知被何人换成了电影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的几句解说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歌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

(原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豪迈的歌儿唱给您听。哎──想起您的教导心明眼亮，跟着您前进步伐永不停。我们誓死跟着您老人家永远革命，永远革命，永远革命!

(新词)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从“誓死永远革命”到“祝您万寿无疆”，这一变化正表明了当时广大群众那种朴素的革命信念已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了狂热的宗教信仰。

这首歌在60年代末家喻户晓，风靡一时。在1968年至1969年大跳“忠字舞”热潮中，它是各地用来编舞的主要歌曲之一。但是到了1971年秋林彪事件后，因作曲者李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而遭审查，他创作的歌也被查禁。在197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出版的《战地新歌》(官方推出的第一本文革歌曲集)中，就没有选入曾在文革初期独领风骚的李劫夫作曲的歌，而以另一首署名“阿拉腾奥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取代了李劫夫那首，新歌歌词个别字句略有变动，具有蒙族民歌风格，节奏徐缓，旋律优美抒情，同李劫夫那首的节奏欢快、热情奔放大为不同，在其问世时，正好已值文革中期，广大群众已从初期的狂热走向彷徨、厌倦，因而这首歌以其特有的抒情风格而受到广大群众喜爱，流传甚广。在90年代中期风靡了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由台湾拍摄的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竟“风马牛不相及”地将此歌乐曲用在其《屠龙记》一集中作为背景音乐。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形成了世界性的思潮。在大量狂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中，也有拥护文革的“老外”创作的。比如，《歌曲》1966年第6期发表了署名“几内亚国立佐利巴舞蹈团贡特·福德等演唱”的《战斗的非洲歌颂毛泽东和他伟大的事业》，歌中称颂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争取解放胜利的战斗号角”、“普照宇宙的光辉思想”。《解放军歌曲》1968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缅共同志集体创作”的“缅甸革命歌曲”《歌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歌中唱道：“毛泽东，世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缅甸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思想灿烂的阳光，给世界人民指引方向。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世界无产者拿起刀枪。战必胜，攻必克，毛泽东思想光芒照全球。……”在一些当时出版的歌曲集中，还可以见到日本、苏联等“帝、修、反”国家的“革命者”创作的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但没有作者姓名和歌曲来源，歌词千篇一律，旋律也无外国特色，未见流传，有可能是伪托“老外”之名而作。

在文革前期和中期，正值造反派歌曲大流行的时候，红卫兵、造反派中普遍流行过一首文革前“黑线专政”时的创作歌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是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专门创作的，表现的是中共党内“毛主席革命路线”遭到左倾错误路线打击，革命受到挫折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曲调柔婉、抒情，与文革中的其他造反歌曲很不谐调。但它能够宣泄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并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因而得以广泛流传。

滑稽的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之一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当时已被揪出打倒。而这首歌却仍然到处流行。后来时乐濛谈及此事时感到“啼笑皆非”，他说：“这些‘革命者’唱着我这个‘反革命’写的歌，批斗我这个‘反革命’，真是咄咄怪事。”[22]

除去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外，当时还出现了歌颂“副统帅”林彪和“旗手”江青的歌。

歌颂林彪的歌，最有影响的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这首歌流行于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歌名下标明是“队列歌曲”，即军队中用作齐唱的歌曲，可见当时在“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解放军中，每个战士都得唱这首歌。它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家喻户晓，还被选入了一些地方的“中学革命文艺课”教材。但如今记得起这首歌的人已经很少，这是一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的歌，歌谱前边有一大段朗诵，用的就是典型的“时代语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我们要以敬爱的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

此歌歌词三段，基本上就是1968年至1969年前后风行的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中的口号。第一句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伟大的毛主席”(后两段分别是“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边就是一些当时流行的四字口号，如“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努力学习，忠实执行，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坚信不疑，坚定不移，斗私批修，革命到底”等等。

歌颂江青的歌不如歌颂林彪的这首歌流行。主要原因大约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由毛泽东亲自带头“大树特树”起来的，而毛泽东对江青则始终没有表示过“大树特树”的态度，因而官方传媒未敢对歌颂江青的歌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

不过，在1967年5月，有过一次歌颂江青的热潮。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官方传媒于5月10日公开发表了江青的《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红旗》杂志为此发表了社论，称“京剧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5月下旬又连续发表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时在北京集中公演了八个“样板戏”。在北京、上海的纪念活动中，陈伯达、戚本禹、姚文元等人都发表了吹捧江青的讲话，说江青“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是“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就在这一次吹捧江青的热潮中，出现了歌颂江青的歌曲。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首都陆海空三军机关两派群众组织为独自举行纪念演出以争功邀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这两派群众组织中，“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造反较早，批斗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因其敢冲敢闯，一向得到江青等人支持，同红卫兵首都三司一样被视为“中央文革铁拳头”，另一派“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对吴、李、邱等人采取“保”的态度，因而得到他们支持。这一派违背周恩来关于希望两派联合演出的指示，单方面于5月13日抢先演出，“三军革命造反派”闻讯后，在红卫兵首都三司支持下冲击会场“造反”，发生严重武斗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反革命的打砸抢”，“三军革命造反派”从此被打成“打砸抢派”、“反革命”，被迫退出文革舞台。这一“五一三事件”被史家称为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标志之一。

事发后，江青转而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与林彪、周恩来等人一起观看了这一派的重新演出以示支持。就在这次演出中，出现了一首歌颂江青的歌曲。

1968年1月，音乐出版社将这次演出节目的文字及歌谱正式出版，名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第一次印刷印数为310300册)，署名由“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无产阶级革命派文体战士联合演出委员会集体创作”，其中第二部分第五个节目是歌舞《歌唱〈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六个节目是一段歌颂江青的朗诵，第十一个节目也是整台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歌舞《向江青同志学习》，歌词的主要内容是：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江青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她毛主席著作学的最好，为革命而学，为革命而用，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红旗，揪出了黑线，牛鬼蛇神现原形。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她百折不挠，忠心耿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她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勤务员，青年的好榜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这首歌似乎没有流传。如果不是在正式出版物上白纸黑字保存下来，后人将很难想到当年曾有过这样一首肉麻吹捧江青的歌曲。

荒诞年月的“重新填词”歌曲

借用已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以“旧瓶装新酒”，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十分普遍的现象。北伐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红军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都是借用旧有歌曲的曲谱重新填词而成。

在文革中成为庄严神圣的颂歌的《东方红》，也是一首“重新填词歌曲”。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原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是一首情歌小调。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随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李绵绮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唱出来。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重新填词，由东北文工团首演，正式定名为《东方红》。[23]

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填词歌曲有民间自制的和官方组织的两种。

1967年5月，首都红卫兵中原属“联动”一派的“老红卫兵”，在“联动”遭批判，“老红卫兵”的功绩被否定的情况下，以101中学红卫兵为主，编演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以文革前部队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的曲调重新填词，由《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连》、《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歌曲组成。重新填进的歌词充满那个时期的特色，如“砸烂八股旧学制，横扫黑帮立奇功。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箭杀气腾”、“革命方知担子重，造反更觉主席亲”、“钢气节，英雄胆，洒热血，捍江山”等。为了表示同已被打成“反动组织”的“联动”划清界限，要“爬起来再前进”，歌中还有“怒斥联动狗叛徒”、“开天辟地头次干，跌跟头是常事情”的词句。这恐怕要算造反派重新填词歌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但因“联动”的“唯我独革”及“红色恐怖”等行为得罪了群众中的大多数(不仅因保老干部而得罪了毛泽东与中央文革)，所以这些歌曲很难找到“知音”，未能得到流传。

在文革前、中期广为流行的一首《远飞的大雁》，是以藏族民歌重新填词而成的。原词是：“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翻身的人儿想念恩人毛主席。”造反派将“翻身的人儿”改成了“造反派战士”，重新填写的第二段歌词是：“亲爱的毛主席，请您放心。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造反派战士永远忠于您，忠于您!”各地还有不同的改法，一般不唱“造反派战士”，而唱本派组织名称“×××战士”。这首歌哀婉忧伤的曲调在当时一片火辣辣的欢呼声、打杀声的歌坛上显得十分特别，又颇能宣泄造反派在受到压制时的苦闷心情，因而较为流行。

1967年初，武汉出现过一首重新填词歌曲《打倒王任重》，此歌原为1946年流行于东北野战军中的一首二部轮唱歌曲《说打就打》：

(原词第一段)

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好本领准备战。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

(新词)

说抓就抓，嘿!说干就干，杀!揪住王任重，斗倒斗臭!集中火力猛攻黑炮手，枪打出头鸟王任重!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王任重拉下马。不打倒王任重不是造反者，打倒他给保皇派看一看!

武汉造反派的重新填词歌曲后边，照例还加上了“打倒王任重，气死保皇派”、“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口号。

同样是这首歌，在1967年5月成都地区造反派与“保守派”产业工人战斗军的武斗中，造反派只作了简单改动，许多词句未动，只将原词中的“瞄得准来投也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改成了毛泽东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将“练好本领准备战”改成“练好本领打老产”，将“不打倒反动派不是好汉”改成“不打倒产业军不是好汉”。在另一些地方也流行过这样类似的唱法，只是将“反动派”改为唱歌者要打倒的当地某派群众组织名称。

造反派的这种重新填词歌还越出了国界。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或因出于“解放全人类”的狂热梦想，或因在国内遭到政治迫害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参加了缅甸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当时缅共的一些伤员被送到中国境内治疗，缅共派来慰问伤员的宣传队几乎都是原中国红卫兵，唱的也多是中国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只是重新填写了歌词。如《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歌中的原词“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蒋匪百万兵”被改成“伊洛瓦底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奈温百万兵”等等。

随着文革的深入，打击面扩大，政治迫害加深，群众中的反感越来越强，便流行开了一些虽不公开演唱但却广为流传的，对现实进行戏谑、嘲讽的重新填词歌曲。其中最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把“林彪语录歌”《永远学习‘老三篇’》改了词。

(原词)

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新词)

包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包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包谷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支援农业现代化，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首重新填词歌传遍全国各地，但歌词“因地置宜”略有不同。如老鬼在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中记载，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所唱的不是“包谷面”，而是“棒子茬儿”，“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改成了“要把棒子茬儿作为鸡蛋糕来吃”。鸡蛋糕与棒子茬的反差更加强烈了。

1968年底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后，知青中流行了更多的重新填词歌曲。多为借用民歌或文革前歌曲重新填词而成，因此有的知青便自称为“借曲家”。比如有一首文革前流行的部队歌曲《我和班长》，原词为：“班长拉琴我唱歌，歌声朗朗像小河。先唱咱家乡风光好，再唱咱连队英雄多。哎哎嗨嗨，大家来唱歌多快活……”重庆有知青将词改为：“知哥拉琴知妹唱歌，知哥知妹穷作乐。知哥不娶向阳花，知妹不嫁土农豁。”(“向阳花”即农民，语出文革前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农豁”是一些知青对农民的戏称，又作“农豁皮”。)还有一段是“队长偷鸡我偷锅，我跟队长‘打平伙’(即凑份子共餐)。队长的姐姐嫁给我，我是队长的姐夫哥。”深感失落的知青便以这样的歌来宣泄苦闷和自娱自慰。

从1968年10月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批机关干部被下放到所谓“五七干校”进行变相劳改，不仅强迫干部们从事许多毫无意义的惩罚性繁重劳动，而且继续进行乱揪乱斗的“阶级斗争”。这一大规模迫害干部、摧残人才的作法，当时却被称作“光辉的五七道路”加以歌颂。著名作家陈白尘在回忆那一段生活的《云梦断忆》中回忆说：

我们连里有支歌曲，其中有句“五七道上迈大步”，是天天听到的，可是每次听到“迈大步”三个字，不知怎地，我总想起幼年时候在我那小县城里走街串巷“卖大布”的山东人的叫卖声。自然，这一联想里不知含有多少“反革命”意识，尽管我每周都写一份“思想汇报”，坦白说，这些思想是没有写进去的。[24]

把“迈大步”暗自想成“卖大布”，这可以算作一种不公开的“重新填词”。这样的“重新填词”当时就太多了。

在1970年初，《红旗》杂志第二期推出了重新填词的“革命历史歌曲”5首，包括《工农一家人》、《毕业歌》、《抗日战歌》、《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红旗》编者在“关于重新发表五首革命历史歌曲的说明”中称：“今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这些革命历史歌曲重新填写和修改歌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歌词从阶级观点出发，突出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突出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突出了工农群众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调得到更好的体现，也更切合于当时革命斗争历史的实际情况。”随后，又陆续推出了一批“革命历史歌曲”和“革命历史民歌”。这些歌曲的出现有复杂原因，把持文艺宣传大权的江青一伙是为了显示“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广大音乐工作者则是为了设法让更多的优秀历史歌曲得以解禁公演，重见天日。因此这批歌曲的重新填词使双方都煞费苦心。在1972年出版的第一本《战地新歌》中，就选进了“集体重新填词”的10首“革命历史歌曲”和5首“革命历史民歌”。历史可以“重新填写和修改”，这是文革前就已经有了的作法，文革使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5年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时，两位音乐家作曲的许多歌曲又被官方传媒以重新填词的形式推出。在纪念音乐会上演唱的基本上是重新填词的歌曲。当时还曾打算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也重新填词，如将其中《保卫黄河》歌中的“风在吼，马在叫”改成时髦的“红旗飘，军号响”，因遭到周恩来反对而作罢。原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在当时形势下也曾想建议改掉已被批判为“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的一些歌词，“考虑《黄河》歌词作个别字句的修改。《黄水谣》改三字(“喜洋洋”改为“种田忙”)。《黄河怨》改七字(“命啊这样苦”改为“夜啊这样长”，“我和你无仇又无冤”改为“我和你相隔万重山”)。”后与演出指挥者李德伦商量后，才收回了修改意见。[25]

这批歌曲中，有的不仅被重新填词、改词，甚至连歌名也被改变了，如由孙师毅作词、聂耳作曲的《开路先锋》，被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革命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打长江》，重新填词后改名为《工农一家人》。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重新填词后改名为《抗日战歌》。若只看歌名，真不知那是历史上的什么歌了。这些重新填词的歌曲，不仅完全不顾原歌的时代背景，塞进了大量打着文革烙印的标语口号，甚至根本不管语意是否通顺。仅举这些重新填词歌曲中的一首，原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为例，即可见一斑：

(原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新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听吧!抗战的号角已吹响，看吧!战斗的红旗在飘扬。我们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我们誓死保卫祖国的边疆，我们决心把侵略者彻底埋葬。我们要和工农在一起，筑成那铁壁铜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前进，前进，军号已吹响。同学们!同学们!快行动起来，奔向那抗战的前方!

在新词中，“保卫祖国的边疆”和“迎接那民族解放胜利的曙光”是非常明显的矛盾(若仅是祖国的边疆遭到入侵，怎么用得上“迎接民族解放”的概念?)，但是当时是顾不上这些的。

这段历史似乎已经被人遗忘。近年一部写田汉的传记中，写到田汉于1968年12月10日冤死狱中之时，“鬼使神差一般”，广播中响起了他作词的《毕业歌》，作者还发挥说：“当权者播出这首歌，大概是为了鼓励那些狂热过后的青年学生沿着他们的极左路线去‘继续革命’。”有的报刊特地以“《毕业歌》为他送行”为题摘发此段内容。但是这一戏剧性细节的真实性却令人怀疑。熟悉当时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时官方的广播绝不可能播放田汉作词的歌(连《国歌》也已不准唱词而只能播放乐曲)。造反派的广播也很难播放“大黑帮”作词的歌曲(何况此时各地造反派大多已实现解散组织的“大联合”，派性组织广播站已撤销)。而重新填词的《毕业歌》此时又尚未出现。

这种恶劣的重新填词风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之后，竟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头上。

因某些领导者坚持“两个凡是”，继续推行不叫文革的“文革路线”，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的田汉迟迟未能获得平反，因而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迟迟不能演唱歌词。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解禁公演时，影片中唱《国歌》那一场被改成了只闻乐曲声，只见表演者们不断张嘴而无歌声的怪诞场面。1977年6月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歌曲集》中，也删去了原有的词曲一体的《国歌》，而用了一个《国歌》的“管乐缩编总谱”来权充“歌曲”。更为严重的是，1978年3月5日，庄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通过了重新填词的《国歌》，新词是：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使田汉冤案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一年多之后还被加上不应有的一笔。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整整四年之后，田汉(于1979年4月)获得平反昭雪两年多之后的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才通过决定，恢复了《国歌》原词原貌。“新词”连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理所当然地被人民抛弃。如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能记得那些“新词”了。

李慎之先生在《只有一个顾准》一文中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遭遇，就是一个沉重的例证。

封闭时期的外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外国歌曲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

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1970年更是“大放异彩”，原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把它当成了批判林彪集团的武器，要求全党大唱。他在南巡列车上还亲自同护士、服务员一起唱这首歌，并且唱一句讲解一句。此事传达出去后，唱《国际歌》便成了一项严肃的政治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除毛泽东一人外全部赞同设国家主席，全会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拥护林彪的报告，但毛泽东以“救世主”自居，坚持“唯我英明”的个人独断，毫无道理地推翻集体意见，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定为“反革命纲领”，迫使广大中央委员纷纷检讨“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要大家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求人们通过唱《国际歌》来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宣传的“天才论”、“英雄史观”……这大概要算毛泽东在文革中最难以自圆其说，最自相矛盾的举动之一了。

唱外国歌曲当时几乎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甚至会被看成“反革命”行为。但是，异国情调的歌曲总是对歌曲爱好者们有着特别的吸引力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群众总有办法找到逃出禁锢的“缺口”。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知己能吃么?》一文中提到那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歌时，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难道那时还有别的动情的歌么?)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27]有的音乐学院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的作曲、演唱欲望，便巧妙地以“阿尔巴尼亚歌曲”为掩护，谱写一些外国味的歌曲来传唱。不过这种伪作很少得以流传。

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少许外国电影开始上映。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在文革中上映的苏联电影只有斯大林时代拍摄的两部：《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没有作为插曲的歌曲，否则也会随电影上映而流行(老鬼在《血色黄昏》一书中把内蒙知青唱的苏联歌曲“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误记为《列宁在十月》中的歌曲，其实此歌是50年代初期上演的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中的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中期，1970年间，还流行过一首词曲作者身份十分特殊的外国歌曲，即由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一译《怀念你，中国》)。

1970年3月，在西哈努克出访期间，柬埔寨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居留并领导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直到1975年柬埔寨首都金边获得解放后，西哈努克等人才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很快就遭到“红色高棉”背信弃义的监禁)。在居留北京期间，尽管当时中国政府面临文革带来的大动乱，但对西哈努克等人仍竭尽可能地照顾得十分周到。在此期间，自然是通过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大陆流行开了《怀念中国》这首歌曲。歌词大意是：“啊，亲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我永远把您怀念。啊，亲爱的中国……”

据西哈努克回忆，这首歌是文革前夕的1965年他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陈毅等陪同他乘船游览长江三峡时，他被两岸美景所陶醉而写下的。他说：“这是我献给中国人民的三首歌曲之一。周恩来对这首歌似乎情有独钟。1973年，我在对柬埔寨解放区进行视察返回北京之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专为我举行了一个有600人参加的大型宴会。席间，中国的军乐团便奏起了我的这首《怀念你，中国》，曲调轻快流畅。一听到这首曲子，周恩来便停了进餐，居然随着乐队哼起歌来。”[28]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中外抒情歌曲大多已遭到严厉批判，被打成“软绵绵、轻飘飘”的“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文革期间，这首歌怎么会“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流行?与这一矛盾现象相映成趣的有另一件事：正当中共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中共第二号领袖人物刘少奇已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的时候，1970年5月，毛泽东竟向自称是“不懂共产主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亲王”西哈努克提出：“你有资格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从现在起，请考虑做一个共产党人吧。”[29]对号称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共产党进行这样的“吐故纳新”，实在是令常人难于理解的。

当时在群众中，受批判的外国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知青们更是公开地唱起了曾被他们自己批判和唾弃过的外国歌曲。

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

“知识青年”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专有名词，特指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城市学生青年，它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革前，1955年至1965年十年间，就已经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了农村。但是“知青歌曲”却是文革的产物。

严格说来，所谓“知青歌曲”，只是由文革中、后期被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创作的歌曲。文革前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日益严厉的“阶级路线”桎梏下，他们升学无门，就业无路，只得到农村去另谋出路。他们从在城市被压制、被歧视的处境变成“新式农民”，没有太强烈的失落感;他们所受的文革前的正统教育及自身家庭社会地位的限制，多不敢乱说乱动;再加上那时毛泽东对知青到农村去强调的还不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还充满对美好前途的希望。因此在他们中没有出现过后来的这种“知青歌曲”。

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段“最高指示”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运动。这一运动使得曾在文革中一度被称为“革命小将”，充满狂热的革命幻想的中学红卫兵们，骤然跌落到社会底层，沦落于苦难的深渊。对他们在社会地位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曾在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揪斗的杨绛先生有一段生动的记叙：“……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多可怕啊。曾几何时，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30]

在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之后。这些当年豪情满怀的“旧世界的批判者”们，曾在“破四旧”中怒斥一切轻歌曼舞，将所有抒情歌曲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贬为“靡靡之音”、“封资修黑货”，此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出路的前景，走向了对当初“造反”的反叛，创作了许多与文革主旋律背道而驰、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这些歌曲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哀叹知青生活的苦难，一类是对社会现实的戏谑、嘲讽。

在当时严酷的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下，这样的知青歌曲自然不可能发表或演出，多在知青中靠传唱或手抄本半公开流传。再加上地域和农村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各地知青往往只限于传唱各自不同的歌曲，因此没有出现像当初一些造反派歌曲那样流行全国、造成广泛影响的知青歌曲。有些地方，因知青歌曲中公开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还有的是以受批判的解放前歌曲(如《秋水伊人》)重新填词而成，因而被当作“反动歌曲”或“黄色歌曲”加以追查、批判，甚至定为“反革命案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首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南京知青之歌》。

《南京知青之歌》原名《我的家乡》，由在江苏省江浦县插队落户的南京市66届高中毕业生任毅在1969年夏收之际创作。他以文革前一批自愿去了新疆的校友创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为基础，改编了音乐，重写了歌词。歌词第一段是回忆南京古城：“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第二段抒发人生转折的感慨：“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第三段叙述“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的知青生活。尽管歌中也有“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这样的文革豪言壮语，但通篇弥漫着的是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在流传过程中，歌词又增加了有关爱情和友情的段落。

这首歌很快由南京传入上海，又由上海知青带到了黑龙江。两年后，随着一些知青的入伍当兵，这首歌还流传到南京、石家庄等地的一些军营，只是歌名改成了《可爱的南京》等。不知经过什么渠道，这首歌甚至传到了苏联。

1969年8月，任毅的一个因残疾而留城的同学，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进行调试时无意中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的这首歌。他赶紧告诉了任毅。任毅在第二天同一时间到他那里，果然收听到了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送的这首歌，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改名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当时“美帝”、“苏修”是中国“革命人民”的两大凶恶敌人，歌曲在“苏修”电台播放，是可怕的大罪。任毅最初打算以自首来减轻“罪行”，但有关单位尚未引起重视，不予受理。直到1970年2月，江青、姚文元作了批示，张春桥下令设立专案，任毅才被逮捕。就为这一首歌，任毅被判死刑(又一个史无前例)，后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坐了九年监狱。在关押期间，任毅还曾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犯人谁也不知道将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每一次都是残酷的精神折磨)。

百花凋零之后的“战地新歌”

在文革中、后期，喧嚣一时的造反派歌曲已经连同造反派组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语录歌”也因大量是由李劫夫所作而随同他一起被打入了“冷宫”，领袖崇拜歌曲也只剩下歌颂毛泽东一人的了。倍感寂寞的歌坛，开始出现了经官方认可的少数新的创作歌曲。

1972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这是文革时期官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歌曲集，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选编者是“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而选编与出版此书，则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1973年的“续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集都按照同一编辑体例：歌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歌曲打头，然后分别是反映工业、农业、解放军和其他(文教、卫生、体育等)领域的，最后是有关国际形势的。 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而作。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1970年5月2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后称《五二○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五二○声明》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

当时广大群众对“战斗歌曲”已经厌倦，只有能表达个人情绪的抒情歌曲尚能流行。而这一首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歌曲又为何能广泛流行呢?除去其歌词通俗、曲调明快之外，还因其内容不涉及文革的险恶政治──在“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就再没有什么配合形势的政治歌曲流行过。

这首歌是1972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作家权延赤在《微行──杨成武在1967》一书中，错将此歌写成是在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期间“百万雄师”为抗议谢富治和王力发表支持工总一派的讲话而唱过的歌。将此歌的出现提前了三年。[31]而在柬埔寨问题专家王爰飞所写《西哈努克与中国》中，又将此歌错记成是在柬埔寨政变刚发生，西哈努克尚未来到中国的时候，就被“周恩来突然想起了”的“正流行于全国的一首歌”。[32]

这是文革中期“领导新潮流”的一首“战斗歌曲”。在1972年以后每年照例编选、出版一本的《战地新歌》，每一集的最后都选有一两首这类题材的歌曲。如《续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第三集》的最后一首是《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第四集》的最后两首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五集》的最后两首是《第三世界团结战斗》、《高举反帝反霸大旗前进》。这些歌中都充满了欢呼、颂扬动乱的套话，如“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正义的枪声，激荡在五洲”、“战鼓敲，风雷吼，革命烈火燃遍五洲”等等。但这些歌已经基本上没有人唱了。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至今有不少文章提到它，但大多将其错记为文革后期江青一伙为“批邓”而组织炮制的。其实，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并不是为“批邓”，而是为批判林彪创作的。因为毛泽东认为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批判林彪的极左批到了文革头上，便将其扭转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林彪被说成是“仇恨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因此要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对其进行反击。只是这首歌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这也是造成一些人记忆错误的一个原因)。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更明确：“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在那些所谓“战地新歌”中，能在群众中流行的实际上只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如那首蒙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1973年，由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经张越男演唱而传遍全国。其影响竟持续到文革结束20多年之后。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一群留美学生在怀念祖国和亲人时一起唱起了这首歌。电视剧播出后，有不少在国外的人写信给张越男，述说特别特别想家、想北京的心情。这些人自然都是当年的抒情歌曲“发烧友”。可以想象，在当年那种百花凋零，“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一首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能够给予他们多少慰藉，多少鼓舞!

激情与抒情——在歌曲流行趋势的背后

民间歌曲的流行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群众情绪的变化。从文革初期“毛主席语录歌”和各类造反派歌曲的兴起，到后来那些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民间“重新填词”歌曲和离经叛道的知青歌曲的出现，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群众对文革从狂热到幻灭、从拥护到厌恶的心理历程。作家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写的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分别为《幻灭》、《动摇》、《追求》，而广大群众在文革中的心理历程则可以说是倒过来的三部曲：追求、动摇、幻灭。

在文革初期，官方传媒曾预言过许多美好的前景。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宣称：“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大跃进。”1966年第八期《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宣称：“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我们将在全国人民中更加牢固地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并且针对那些“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尖刻地诅咒：“历史将无情地嘲弄你们这批蠢驴。”但是，文革的深入，却使广大群众发现并非是“帝、修、反”而是自己受到了嘲弄。

自1968年秋开始的“深挖五一六”运动，使许多原为文革运动主力的红卫兵、造反派遭到打击，一度为革命神话所蒙蔽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逐渐看清了“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革命激情”日益衰落。更多人陷入苦闷、彷徨，更多人开始“向内转”，抒情歌曲的走红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激情到抒情的情绪变化在上层也得到了反映。当文艺工作者竭力与“文艺黑结”划清界限，在演出中仍像文革前期那样充满激情地“大喊大叫”时，周恩来提出了适应形势的忠告。1970年7月1日、3日，周恩来审查北京军区、海军、空军和总政治部宣传队表演的文艺节目时指出：现在只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要有张有弛，有激有抒。你们的节目只有“革命激情”四个字，这是滥用激情。比如，大海有时汹涌澎湃，但有时也很平静。不敢使用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革命友情、战斗豪情、官兵之情、军民之情为什么不能抒呢?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似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33]

1973年6月10日，周恩来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西安，根据周恩来提议，陕西省和西安市在为越南客人举行的文艺演出节目中，加入了由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演出之后，周恩来委托工作人员向表演该节目的演员传达他的意见：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强越好，节奏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34]

周恩来谈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他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这个“极左思潮”的根源何在。同时，他也不可能找到群众“革命激情”衰落的原因。正如他不可能认识到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为何会破产的原因一样。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逝世之后，人民群众的大海骤然掀起了一次汹涌澎湃的激情高潮。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群里重新响起了悲壮激越的《国际歌》声。这已经不同于文革初期群众集会上的《国际歌》声，更不同于文革中期毛泽东要求用来批判林彪集团的《国际歌》声。这是真正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革命激情的爆发。这歌声预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注释：

[1] 杨小凯《联动分子》，《中国之春》第九十八期

[2] 贺黎、杨健采写《无罪流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149页

[3] 丁晓禾编著《老三届朝歌·狂飙——红卫兵童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20页

[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一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赴西南革命造反队编158页

[5]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474页

[6] 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175页

[7]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38页

[8] 《收获》1997年第3期

[9] 《作家文摘》106期

[10] 叶永烈《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199页

[11] 《不能忘却的纪念》，《荒煤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62页

[12] 《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5页

[13] 《李伯钊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350页

[14]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革命造反报》第16期，1967年1月18日第四版

[15] 重庆市中学革命文艺课参考教材《音乐(一年级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教材选编小组选编，1969年9月

[16]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70页

[17]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325页

[18] 巴金《解剖自己》，《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466—467页

[19] 《童小鹏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548页

[20] 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27页

[21]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622页

[22] 周立华《时乐濛夫妇的生命二重唱》，《作家文摘》158期

[23] 赵世民《〈东方红〉的来龙去脉》，《作家文摘》54期

[24] 《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1997年版531页

[25] 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249、250页

[26] 《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3月28日

[27] 《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176页

[28] 《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45—46页

[29] 《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63页

[30]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钱钟书杨绛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31] 《微行──杨成武在1967》，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87页

[32] 《西哈努克与中国》，《我所交往的世界领袖》180页

[33]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377页

[34]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