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自然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由于历史路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生态不同，它区别于东欧模式、南欧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它并非人们按某种理念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的中国集体经验，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
更具体地说，首先，改革开放实践中，执政党保留着强势的执政资源，其次，社会领域中的个人，地方与企业又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竞争的自主性。第三，国家的力量使社会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有力的督导与管控。久而久之，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特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结构。(这里指的强弱是指这两者的相对关系而言，并非指国家具有无限的能力。)这种结构在政治社会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型的威权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种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试错反弹”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为什么在经济上有突出的效绩?从强国家模式的结构上来考察：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国家一方面允许社会中的个人、企业与地方等微观细胞具有了追求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利用全能主义时代形成的动员能力，来整合资源，通过资源与人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公司”，让各个盛地方成为各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有学者称这种结构是“行政联邦主义”，也是这个意思，这种中国模式，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尤其是，在西方各国与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民粹主义——福利主义”困境的条件下，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恰恰具有“权威整合——个体竞争”的集群优势。
如果了解了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例如，继承了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资源遗产，来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动员)那么就可以理解，它不可能简单地被不具备同样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的其他国家复制，也不可能被简单仿效。中国的强势国家承续了革命国家的强力机器，用以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有效管控，这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国家难以仿效的。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模式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认为其他国家可以如法炮制中国模式，是一种肤浅的皮相之论。
有人认为德国模式比中国模式优越，这完全可能。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者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德国模式也以德国特有的的文化与传统为条件，并由其特殊的历史路径而形成。德国的国力与富裕程度，使国家在保障社会福利方面有更多的资源与条件可以运用。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脱离本土条件去仿效外国再好的模式，也只能是东施效颦。
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强国家—弱社会”体制虽然在发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劣势也同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概括而言，中国模式有五大困境。
“腐败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社会对于国家制衡能力就相对弱化。官僚腐败与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反法制的自利行为，难以通过社会制约来纠正，在某些官员权力范围内，社会反弹往往被解释为不稳定因素来予以抑制。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管控的“强国家体制”来抑制社会对他们的抗议与反弹，久而久之，腐败治理就发生许多问题。
“国富民穷困境”。国家官员或机构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相结合，利用政府强大的税收能力，从社会中汲取资源，而社会本身对国家财富集中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其结果直接导致社会消费严重不足。经济拉动困难，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有病困境”。在体制内有一种强有力的观念，认为国企是国家安全与体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强化并向国企利益倾斜的政策，从政治稳定的角度来说，都被认为是大方向正确的。国企的“非经济思维”(即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与决策)的特点，使社会上对“国进民退”风潮产生忧虑。“国有脖的最大的隐性负效应，是自身效率递减与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性，一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无须激发创新意识与提高效率，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炒房”而从社会获得巨利，一方面是“大众勤劳不致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挣钱越来越难。
“两极分化困境”。一方面，有权势的政府官员与权力保护下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家，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双方结成权钱交易的互利关系。他们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额利益，另一方面，高房价又使中产阶级与普罗大众财富积累困难，这就形成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下，由于公民社会缺乏，原先由社会承接的社会功能，如教育与文化，均由强势国家包下来，国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倾向性，这就使中国的教育、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约束，社会利益多元化不能通过公民社会来调节。行政官僚“保姆”对文化教育的强控制，也势必对社会的原生态的文化创造力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冲突，强势国家可以利用督导性国家的强势资源，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以“花钱买稳定”的方式，来抑制矛盾，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得短期效果。然而，由于弱社会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多元整合”机制，来帮助国家解决各种矛盾，矛盾可以延迟爆发，但不会消解，只会不断积累。一旦再次爆发，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同样的办法来“摆平”问题，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会越积越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一种路径依赖与恶性循环。如果社会矛盾不能通过“高频率低强度的爆发”方式来化整为零地解决，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积零为整”方式来个总发泄，中国将陷入“低频率高强度”爆发的危机与困境。
发展“多元整合”，舍此中国没有其他道路
我认为，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那就是我所谓的“多元整合”，即让公民社会来帮助国家维持社会稳定，用以化解社会矛盾、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这种“多元整合”包括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叮公民社会形成的文化与人才将有利于社会的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模式最好的发展前景。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