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的存在是世界万事万物存在有意义的前提。而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决定着国家、民族和世界的未来。中国又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尤其具有重要性、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人口问题及其有关体制和政策牵动着社会方方面面，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值此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之际，笔者在对人口问题钩沉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对现行计划生育体制及政策改革的建议。卑论如下：

一、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及其他

1798年，英国青年马尔萨斯出版了一本小书《人口论》。这本书是以匿名方式出版的。但由于出版后受到社会公众广泛的注意，人们争相阅读和谈论，使不想出名的马尔萨斯竟由此成了大名。到1826年，该书已出了6版。据《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的作者麦克•哈特说：《人口论》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19世纪两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达尔文和马克思”。由于《人口论》对世界的影响，麦克•哈特将马尔萨斯列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之一，排名80位，置于列宁、居鲁士大帝、毛泽东、孟子之前。

《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是人口的增长快于食品供应的增长将导致贫穷和饥饿。认为人口按几何指数增长，而食品供应按算术指数增长，人口持续增长必将造成人口膨胀，超过食品供应的极限，人类将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之中。即使科学的进步也不能阻止这种后果。因为食品和其他消费品供应终究有限而人口增长却是无限的。并探讨了抑制人口增长的途径，认为战争、瘟疫或疾病能迅速地减少人口，缓解人口过分膨胀的威胁，但这些途径是不受欢迎的。而更可取的办法是“道德制约”，包括晚婚、保持贞操及自愿节制性接触等。然而又认为大多数人不会遵守这种“道德制约”。因此，全书结论是人口膨胀不可避免，贫穷也是人类逃脱不掉的命运。

虽然中国人对“可恶”的马尔萨斯（因为据说他主张通过战争、瘟疫等手段来控制人口膨胀）有过大规模的批判和挞伐，虽然至今他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恢复名誉，但面对这位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作者，我们还是不得不惊叹他的人口理论的超前性。同时也不得不痛苦地发现：就目前中国人口主流理论的实质而言，并没有超越二百多年前这位英国青年学者。

如果说当今世界存在人口理论、人口学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理论和学说的奠基人非马尔萨斯莫属。他奠基性的贡献有三：一是人口持续增长会导致人口膨胀；二是人口膨胀将和食物等消费品的供给形成尖锐矛盾；三是提出抑制人口膨胀的方法。尽管他的这些贡献是以偏激甚或极端的表述形式作出的。但在我看来，极端的表述中饱含着极其珍贵的真理；悲观的结论有利于警醒世人，比乐观的结论不知要好多少倍！但马尔萨斯的根本贡献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正是有赖于他的超前发现和警示，才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才逐步走上自觉抑制人口膨胀的道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在公众中宣传用避孕的方法控制人口的英国改革家弗朗西斯•巴拉斯，就直接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看来，美国学者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将马尔萨斯列入是有一定道理的。

马尔萨斯出版《人口论》151年后，即1949年的7月底，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当然和人口研究没有瓜葛，他说的是中国人口增加和吃饭问题的矛盾，但这段话却包含着马尔萨斯理论的涵义。艾奇逊的话受到毛泽东的批判。毛泽东还举“老解放区”的例子证明吃饭问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并进一步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但这话显然说过头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付出了代价。

20世纪50年代，北大教授马寅初提出节制生育的建议。但此马和彼马的遭遇差远了。马尔萨斯因《人口论》一举成就大名，而马寅初却因此遭到无情的批判。马寅初先生被批倒了，节制生育的问题也就没人敢提了，其后果就是节制生育被人为地延误了十几年。有人因此说，批倒一个马寅初，中国多生了3亿人。这和后来宣传的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少生了3亿人恰好扯个平。但一多一少后面的文章可就大了。

二、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的演变

考察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的演变历史，对帮助我们认识人口问题有很大益处。

先看世界人口的演变。

在人类早期，由于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和人们生存能力极其低下，人口增长是极其缓慢的。据有关研究，在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每翻一番需要3万年。可以说，在古人类演进的300万年时间内，世界人口不可能超过100万。从公元前7000年人类进入农业文明社会起、到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近1万年的时间内，由于生产力低下，医药条件简陋加上战争、瘟疫、水旱灾荒及其他规模性自然灾害的影响，世界人口是在伴随不断波动、间隔性徘徊中缓慢增长的。但相对于古人类时期就明显加快了。到17世纪初期，估计世界总人口在4亿~5亿之间。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世界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生产力水平、医药卫生条件、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大幅提高并持续改善，加上现代交通工具出现，导致国际人口流动大增，使人口增长的速度逐步加快。到1830年，世界人口首次达到10亿；100年后，即1930年，世界人口达到20亿，翻了一番；44年后，即1974年，世界人口又翻一番，达到40亿。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还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1987年世界人口达到50亿，1999年达到60亿，2008年达到67亿，预计2012年达到70亿。1974年以来，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用12~13年的时间。而从17世纪初的4~5亿到1830年全世界人口首次达到10亿，用了200多年的时间。

但是，在世界人口增速加快、人口增长直线上升、人口数量膨胀的局面下，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概括地说，世界人口激增的重点是亚太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而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却呈稳定缓慢增长态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美发达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不足1%，进入21世纪，有的发达国家如德国人口已是负增长。根据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的《200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笔者将世界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归纳为4种类型，他们从1990年~2005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如下表：

上表说明：作为第一类型，美国和日本经济最发达，但人口增长率很低，按1990~2005年3个时段（下同），美国平均人口增长率是0.94%，日本平均人口增长率只有0.14%。作为第二类型，中国是亚洲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很快，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期间人口增长率为0.90%，高于日本、俄罗斯，，稍低于美国，明显低于其他6个国家。巴西是南美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发展也比较快，和中国有一定类似性。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中国，在10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处于中位水平，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33%。作为第三类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属于南亚地区，尼日利亚属于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这5个国家期间人口增长率较高。印度的平均人口增长率是1.67%，印尼是1.42%，巴基斯坦2.62%，孟加拉国2.33%，尼日利亚2.39%。作为第四类型，俄罗斯横跨欧亚两洲，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具有特殊性，期间人口增长率都是负数，平均人口增长率是-0.26%。除俄罗斯外，其余9个国家总体看人口增长率趋向下降。“目前世界上已有七十多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1970年仅24国）”（见《对手的评价——经济的长程博弈和人口政策》孙涤，2009年11月26日《南方周末》）。

从世界人口演变历史中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第一，从古人类到人类进入农业文明社会前的300多万年时间，人口增长是极其缓慢、极其困难的。人口数量少的可怜，人口群落非常脆弱。第二，从农业文明社会到工业革命前近万年的时间内，人口增长明显加快，人口数量壮大，但由于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大，人口种群数量的波动性很大，人口在波动中呈徘徊性增长。第三，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经济规模增长的加速，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口增长呈直线上升态势，世界人口规模越来越膨胀。第四，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人口增长直线上升、人口规模膨胀的总体态势下，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呈稳定、缓慢性增长，有的国家还出现负增长。第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2008年人口总数占世界的60%）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相当一部分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即一对夫妻生育2.1个孩子）。第六，人口发展演变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交通交往水平、社会文明水平、民族人口素质紧密关联。

再看中国人口的演变。

中国人口演变和世界人口演变的规律是一致的，但又有鲜明的独特性。中国人口发展演变呈现出颇为复杂的轨迹。

古人类时期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存在状况应相似，人口极其稀少和繁衍生息极其艰难。但经过传说中的五帝，夏商周继起，逐步进入古代农耕文明社会后，随着黄河流域的开发，人口渐渐聚居发展起来。禹时有“万国之说”。周初大封建，建立了众多的诸侯国，城邑兴起、经济发展、人口生息繁衍开来，估计西周末、东周初年包括华民、戎狄、夷人、蛮民在内的中国人口可能接近2000万。到战国时，秦商鞅改革，其他东方各国不同程度地仿效，生产力解放，进一步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兵员供给能力增强，所以战争规模要比春秋时大得多。但由于战事频繁而残酷，对人口摧残很大，仅秦赵长平一役就有40多万人做了战场冤魂。所以秦灭六国建立专制统一国家之初，全国人口为2000万左右，比东周初未增加多少。秦朝前期人口增加，但秦末大规模的劳役导致农民起义，3年推翻暴秦的战争后又迎来5年更为酷烈的楚汉相争，人口再遭大劫。西汉以来近两百年内，除主要针对境外匈奴的战事，国内长期休养生息，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犁牛耕作得到推广，使人口大增。到西汉末年平帝时，全国人口有5959万，达到历史高峰。此后，经王莽末年起义混战，东汉统一，而后是黄巾起义和三国割据，西晋统一，接着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对立，隋朝统一，很快又迎来隋末的大起义、大混战，李唐统一，后又有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直到赵宋王朝建立。这100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人口在战乱暴政和平明生息的政局间波动徘徊。最少时人口下降到1000万左右，最多时恢复到5000多万。但进入宋代，中国人口又达到新的高峰，北宋末期全国人口在1亿左右。这主要是由于两晋之间、中唐时期北方人口避乱南迁，带去先进的文化和技术，长江流域得到开发，加上宋朝统治开明，工商业发达，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但南宋末的金人、蒙古入侵及其暴虐统治又给人口带来摧残。接着是元末大起义、大混战，到朱明王朝统一中国，全国人口为6600余万，明末增至近2亿。清道光年间中国人口达到4.1亿。这是第三次人口高峰。主要原因是明清时期疆域空前扩大，迁民垦荒使耕地增加（清时耕地达10亿亩左右），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如南方双季稻的大范围种植），税赋政策的调整（如明中期实行“一条鞭法”、清前期实行“摊丁入亩”），工商业和市镇的繁荣，为滋生养活更多的人口提供了条件。鸦片战争后，中国又陷入长达百年的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几番生灵涂炭，但由于这百年中也穿插和平时段，加上其他一些进步因子诸如沿海城市人口的聚集，近代工业的起步，交通、医疗、防疫等近现代有利于人口增长因素的渗入，人口仍有一定增加。抗日战争时有一个人口概念，即“4万万5千万同胞”。按此比清道光年间增加4000万，增长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平代替了长期战乱，特别是建国初期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医疗、卫生等条件显著改善，促进人口快速增加。1953年，中国人口达到5.94亿，比1952年净增0.20亿，比抗日战争时期增长32.0%。1957年达到6.47亿，比1953年增加0.53亿，4年中年均增加0.13亿。1964年达到6.95亿，比1957年增加0.48亿，7年中年均增加0.069亿，即690万人，比1953~1957年间下降610万，降幅为46.9%。这主要是受“大跃进”时期“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影响。1970年，全国人口达到8.30亿，比1964年增加1.35亿，6年间年均增加0.225亿，即2250万人，成为建国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经济政策调整，工农业恢复并有明显发展，医疗卫生条件进一步改善，同时也正是举国鼓吹“人多力量大”的时段。1978年，全国人口达到9.63亿，比1970年增加1.33亿，8年间年均增加0.166亿，即1660万人，比1964~1970年增幅下降，但增长仍然很快，成为建国以来第二个人口增长高峰段。主要原因是这期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推行，但政策有弹性，较宽松，加之50年代增加的大量人口此时陆续进入结婚和生育期。1990年，全国人口达到11.43亿，比1978年增加1.81亿，12年间年均增加0.15亿，即1500万人，增幅有所下降。这期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实行“一孩化”，推行力度加大。但由于此间正是人口增长高峰出生的孩子进入生育期，生育基数大，所以增长数量仍然很大。2000年，全国人口达到12.67亿，比1990年增加1.24亿，10年间年均增加0.124亿，即1240万人，增长数量和幅度明显下降。因为这期间计划生育力度进一步加大，同时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加快，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多生多育不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2009年，全国人口达到13.35亿，比2000年增加0.68亿，9年间年均增加0.076亿，即760万人，增长数量和幅度进一步显著下降，有的地方如上海连续十几年人口负增长。这期间各地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放宽，推行发力有所软化，更多的注重综合性措施。期间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进一步加快，生活压力加大，生育观念进一步向少生优育转变。

综合中国古代、近代、建国以来人口演变情况，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中国人口演变比世界人口演变更复杂，更多的受外部强力因素、政治因素、人为因素的影响。第二，战争（特别是内战）和暴政对古代中国人口摧残很大，以至于从周秦到赵宋王朝建立，中国人口始终在5000多万~1000多万之间波动。第三，农业技术进步、人口迁徙、工商和城镇繁荣、疆域的扩大及稳定、土地及税赋政策开明是影响古代人口增加的几大因素。明清时期得益于这几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人口终于冲破长期波动徘徊的局面，成为世界人口大国。第四，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近现代新的经济、科技、社会因素对稳定中国人口起了重要作用，以至历经内战外患后人口总数比清末还有一定增加。第五，建国以来除“大跃进”短暂时间外，中国人口呈直线上升状态，成为世界人口膨胀的重要因素。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后来出台的刚性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产生了双刃剑的作用，打上了强烈的“人为”印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和深远的。第六，在总人口继续增大的同时，近年一些地区出现了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反映了中国人口演变一种新动态、新趋向。

三、对人口问题的再认识

在对世界人口和中国人口演变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一些粗浅的结论。但要对人口问题有比较全面透彻的理解，还必须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和更深入的考量。

我们把这种研究和考量叫做对人口问题的再认识。也就是说，要对已形成的带有主流性的观点有所修正、突破和超越。

何为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最实质的东西是什么？

有人说，人口问题的实质是需求问题。

有人说，人口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

也有人说，人口问题的实质是生产和消费的平衡问题。

还有人说，人口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问题。

我以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没有回答人口问题最本质的实质。

我的观点是：人口问题的实质、或者说人口问题最本质的实质就是人口繁衍的自然权利问题。这种自然权利和其他生物种群繁衍的自然权利是一样的。是不可剥夺、不可让予、不可扼杀的。

中国历史以来有一个很恶的传统：就是特别藐视人之为人的尊贵和人的自然权利，包括最根本的繁衍和生存权利。通俗的说法就是不把人当人。这种藐视达到了“傲视全球、难觅同列”的地步。古代的宫刑、肉刑、五马分尸、凌迟处死、株连九族都是这种藐视同胞生命登峰造极的表现，也都是中国人的匠心独创。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战争十分频繁和酷烈，而很多战争是杀人盈野、血流成河、生灵涂炭、鸡犬不留。所谓“千里无人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就是这种酷烈的写照和后果。还有大规模的杀降，如白起“坑”赵俘40万，项羽“坑”秦俘20万。至今令读者发指。南北朝时的侯景大乱，唐朝的安史之乱，都是杀人无数。明末张献忠几乎将四川人杀光。满清占领中国对江南人的大屠杀，太平天国诸王的内讧大杀，被称为“中兴名臣”、“曾文公正”、“道德楷模”的曾国藩对太平军的剿杀。真正是无以复加、痛快淋漓、惨不忍提。还有历代的横征暴敛、特务政治、贪腐横行，近代以降的白色恐怖、红色恐怖、政治运动，最后是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以“一己”之权横行天下，为所欲为，视人无物，视生命、尊严、人权为粪土。

这种恶传统在中国流毒甚广，影响到社会各领域，影响到各领域的政策制定。人口问题、人口政策当然不可能例外。推行“一孩化”为代表的刚性计生政策不管其初衷如何，不管出于何种高尚的目的，也不管对控制人口数量立下多么大的功劳，都不能无视其对人的自然权利、生育繁衍权利的侵犯。换言之，这个政策触犯了人口问题的本质、生命的神圣性和延续生命的神圣性。因此，仅凭这一点，就不能说这是个善的政策。

如果我们从人、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着眼，那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又是另一番天地。

人是社会的主体，没有人，也就没有社会。人口膨胀带来的社会麻烦要多，但人口急剧减少的社会就会走向衰落乃至灭亡。历史上民族、国家的灭亡往往和人口流失（包括死亡、衰退、迁徙、吞并、同化）有关，还没有听说哪个民族和国家亡于人口膨胀。

人既是社会的主体，又是自然界的主体。没有人，自然界的发展变化也就失去了意义。但人同时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繁衍发展和自然界的生成发展一样，从长远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的发展变化有自己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最终要由人口的自然发展力来决定。人类对人口的发展不能无所作为，但这种作为必须是符合人口发展规律的作为。换句话说，人类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用不能超越人口的自然发展规律。

人口发展变化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单线孤立地变化着，而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战争的影响，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影响，资源环境的影响，社会制度的影响，观念的影响。有时受这种因素的影响多一些，有时受那种因素的影响多一些。它的发展规律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体现出来的。

人口发展变化的特点还在于：人口并不总是增加或者一直减少。换句话说，人口不可能无限增加，也不可能一直减少直到消亡。它增加到一定限度就会回落，它减少到一定限度又会转而增加。这种增加和减少从长远看将形成一种合理的自然波动的轨迹。

这样的论断能不能站住脚呢？我以为是站得住脚的。事实上一些资深专家已经对世界人口增加的极值和回落的拐点作了预测。虽然迄今为止世界人口规模还在不断增大，但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进入低增长或零增长阶段。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国家会逐渐增多。世界人口绝对不会无限增长下去。

有一种观点认为：巨大的仍在继续增长的人口数量已经给资源和环境造成很大压力，人口增加使人均资源不断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性压力加重，脆弱的资源和环境不堪重负。

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从一方面看，由于土地、淡水和其他非再生资源和环境空间的有限性，已然巨大且还在增长的人口肯定要造成压力；但从另一方面看，人口多少和资源环境承受的轻重好坏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以日本和中国为例：日本人口1.28亿，国土面积37.8万平方公里；中国人口13.35亿，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得多，按说压力比中国要大，但人所共知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出不少，环境也明显优于中国。日本不但不以人口多为压力，反而还鼓励生育。以中国自身为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要比现在少得多，但却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森林多少是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志，但中国对森林的毁灭性砍伐恰恰是发生在人口少和人口比较少的时期。因此，与其说是人口的过快增长带来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不如说是人的非理性活动造成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

还有一种影响更深更大更有垄断性的观点认为：无制抑的人口增长会超过资源和环境可承载的人口容量，导致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

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新说法。如果说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人类关注人口问题起到了振聋发聩作用的话，那么，这种马氏翻版说就不但没有新意，而且会将人们导向误区。其实，人口增长不存在“无制抑”的问题。前面说过，人口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多种因素的影响就表现为“制抑”或“刺激”。事实上有两种“制抑”，人为性制抑和自然性制抑。我国的计划生育就是人为性制抑，发达国家是自然性制抑。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他首次提出人口增长问题的严重性，而他的失误或错误就在于把这种增长无限放大，同时大大低估了人类的经济发展潜能和对自身的供养能力。“无制抑”论增加不了更多的积极意义，却重复了马尔萨斯的错误。

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就在于：具有一定数量和拥有一定质量的人口是资源和环境的主体及主导者。没有人，资源和环境的多寡好坏就失去了意义；而人的活动却又影响甚至决定着资源和环境的多寡好坏。人是口、手、脑的统一物。作为口，人要耗费资源，作为手、脑，人又发展和创造资源；作为口，人要占用和污染环境；作为手、脑，人又能保护和建设环境。人既可以在利用资源的同时发展资源和创造出更丰富的资源，又可以透支挥霍资源使其消耗殆尽；人既可以在占用环境的同时发展环境，建设更优越的环境，又可以为贪图眼前利益大肆破坏环境，失去环境的保障。人对资源的消耗力、对环境的破坏力和人对资源的创造力、对环境的发展力都是无限的。从资源来说，它供人口消耗，同时又依赖人去发现、发展。就资源本身而言，有可再生资源，有不可再生资源；有天然资源，有人造资源；有有限利用资源，有无限利用资源。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相互转化。比如：用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用无限资源替代有限资源。例如用电、光替代煤和石油。从环境来说，它供人口占用，保护人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又依赖人去保护、建设和拓展。就环境本身而言，有自然环境，有人造环境；有天然环境，有改造后形成的环境；有现成的环境，有拓展的环境；有有限空间环境，有无限待开发的环境。而且资源和环境还可置换转化。比如，水既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又是极其重要的环境，森林也是如此。从相对意义上说，由于人的创造力、拓展力的无限性，资源和环境的发展也是无限的。因此，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更不是简单的一对一或一对二的静止关系，而是互动的、发展的、开放的、圆融的关系。正如不能把人口增长绝对化，也不能把人口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绝对化。

四、反思计划生育体制及改革建议

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及相关人事进行评价、对世界和中国人口演变历史进行梳理、对人口问题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进而对我国计划生育体制进行反思并提出改革建议，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上世纪五十年代马寅初遭到批判后，节制生育的问题在中国没人敢提了。于是“人多力量大，干劲足，热情高”成为鼓励生育的舆论氛围，使人口快速增长。到1970年，中国人口达到8.30亿，比1952年增加2.56亿，不到20年的时间增长了44.6%。这时领导人才意识到节制生育的重要性。政府开始公开提倡搞计划生育。起初还只限于舆论宣传和诱导，包括发放避孕器具之类，但随着人口形势进一步严峻，计划生育就很快由倡导转变为必须执行的基本国策了。城市和农村逐渐建立起专门的计生工作队伍，各地出台了奖罚政策，还有一些硬性工作措施。但在整个70年代，由于总的政策是“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核心是“两孩化”。政策导向顾及了生育平衡、传统生育观念和人情风俗，人们易于接受，实行起来难度较小。进入八十年代，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为标志，政策导向转为“一孩化”。与之配套的措施加强，工作强度加大，不少地方还出台了法规性条例。但由于触动了生育平衡，和传统生育观念、人情风俗相悖较大，实行起来阻力大增。特别在农村，遭到农民很大抵制。相当一部分农村夫妇宁愿受重罚，也要超生。计划生育工作被视为“断子绝孙”的活，成为“天下第一难”。以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和基层政府、计生人员、乡村干部打起了计生“游击战”、“拉锯战”、“反弹战”。针对这种情况，为缓解压力和矛盾，各地陆续对计生政策进行了调整，出台一些松动的、补充性的措施，尤其是放宽了针对农村的计生政策。进入新世纪，国家层面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省根据国家法制定了本省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形成一整套具体化、有区别的法规性政策。政策精神更多的着眼于综合施治。参照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的资料，围绕“可允许生育数”，这些政策可大致归纳为：

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市实行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有19个省规定，在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再生一个孩子；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的农村，实行的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在西藏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允许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另外，在城市，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有6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总括看：实行一孩政策的人口大约占35.9%，实行一孩半政策的人口大约占52.9%，约占11%多点的人口可以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

应当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贯彻情况还要复杂的多。在笔者家乡，有生育能力的农村妇女几乎都是两个以上孩子。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孩子生的越多。按第五次人口普查：人口出生率西部为17.6%、中部为13.3%、东部为10.8%。另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出台计生政策本身是农村宽于城市，实际执行又是城市严于农村，一孩政策在城市基本得到落实，而越是大城市落实的越好。正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言人所说：中国的生育政策实际上具有典型的二元性。

当我们对计生政策及实施情况进行总结时，就不能不承认：一方面，通过推行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所谓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少生了3亿多人；另一方面，计划生育的推行伴随着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第一，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趋向失调。按《2009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公报》公布：2000年，中国性别比高达116.90，到2008年，进一步上升为120.56，上升了3.66个百分点。2009年略有下降，为119.45。第二，人口年龄比趋向老龄化。根据第5次人口普查，200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96%，而1982年是4.91%。另据有关报道，从2010年开始，中国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下降，10年时间要下降一半（参见《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记者唐勇林，2009年4月9日《南方周末》）。第三，城市家庭血亲组合结构失调。由于城市几十年来推行严格的一孩化政策，使家庭血亲关系向4：2：1的结构转变。也使城市老龄化问题更突出，白发浪潮滚滚而来。第四，人口素质结构趋向劣化。这从统计数据上显示不出来，也被很多人包括一些人口研究专家忽视，但这个问题实际在上世纪90年代就初露端倪了。笔者曾在90年代初专门就此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经济参考报》，大幅删减后予以发表。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文化程度高和文化程度低的人群之间生育失衡造成的。按照优生优育观点，前者的生育率应当高于后者，至少不应当低于后者。但由于计生政策及贯彻不平衡，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多少年下来，对中国人口素质的影响绝不可小视。早在1999年，香港的《亚洲周刊》就发文一针见血的指出：由于落后地区低素质人口比发达地区高素质人口增长快得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尽管多年来在推进计划生育中一直强调优生优育，并采取不少措施，但这个格局不改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素质问题。第五，总和生育率和世代交替需要的生育水平可能隐含着较大差距。按照人口学定义，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是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而根据不同的计算口径，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3~1.8之间，显著低于更替水平（见《学界呼吁调整人口政策》，记者邓瑾，2008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

由于生育问题的复杂性和推行计划生育的复杂性，以上列举的5个问题当然也存在争议，还需要深入研究。但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从近年人口学界达成的共识看，这些问题从大端、从主体、从趋势上说是成立的，不可否认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到的“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可以说现在都“实现”了。

从建国以来围绕人口问题的官方态度和推进计划生育政策看，存在两次大的失误：第一次失误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主要是没有及时认识到进入和平建设时期，面对已经有相当规模的人口应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反而盲目地鼓吹“人多力量大”，错误地压制了节制生育的正确意见，使人口迅速膨胀。第二次失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就是以急刹车的方式出台“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否定了基本的代际更替界限，违背了人口的自然发展规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又带来种种问题。

从计划经济的角度看，刚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质上反映的是计划经济的要求，从头到脚浸透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从某种意义说，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最后也是最大的堡垒。它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它同时又制造了种种的人口弊端。

历史的钩沉、认识的反刍、政策的反思和现实的反省都告诉人们，从1980年算起，对实行30年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了。

改革的前提是要树立人口新理念。

最重要的新理念就是应尊重公民生育的自然权利，尊重人口生产和发展的自然规律，尊重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是社会和自然的主体。这是全部新理念的核心。

其次，要树立开放的、动态的、全面的、着眼于时代大背景看人口变化的新意识。不仅要看中国人口的发展，也要看世界人口的走向；不仅要看全球人口和中国人口依然在增长，而且要看一些国家和地区人口已出现下降的趋势；不仅要看传统生育观念对人口增长的正影响，而且要看生育观念一旦改变后对人口增长的负影响；不仅要看人口的静止变化，而且要看人口的流动变化；不仅要看人口增长的惯性，也要看其他因素对人口变化的影响；不仅要看人口政策对人口生产的作用，也要看其他政策和政策之外的社会因素对人口生产的作用；不仅要看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对人口的供养力，而且要看人对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发展力；不仅要看人对财富的消耗力，而且要看人对财富的创造力；不仅要看人口数量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且要看人口质量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新理念指导下的改革总方向应该是：变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为自然性的社会调节，建立尊重公民自然生育权利、符合人口自然发展规律、有利于促进人口良性发展、提高人口发展质量的人口社会管理机制。

第一步，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将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调整为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考虑到农村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已在相当大程度上放开了一孩政策，所以两孩政策主要是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有实际意义。取消各地琐碎的政策特例，使生育政策平等化。这既有利于人口数量的自然平衡和代际交替，又有利于减轻生育素质结构失衡、性别比例和血亲组合失调问题。

第二步，对计划生育体制进行改革。由围绕生育指标、生育证明、生育目标责任制的行政性管控向社会性疏导转变，由刚性的法制化管理向弹性的政策性诱引转变，由人为的“计划生育”向自然化的“优生优育”转变，促进生育的动态稳定和人口的良性发展。

在政策调整和对计划生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改革现行人口管理体制，实行城乡通开，取消户籍差别，全方位鼓励人口的转移和流动，加快农民非农化和城市化步伐，鼓励人口的跨地区流动包括国际性转移，在转移和流动中促进生育观念的变化和生育的自然调节。

生育是人的自然权利，生育权更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人口政策是关乎全体国民整个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盛衰兴败的第一大事，应征诸国民，开放政策，至为根本。也是本篇思考和建议之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