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它继承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光荣传统和三校严肃认真的学风,在短短的8年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
它创造的奇迹,是和它闪耀着亮丽光辉的办学精神分不开的。这种办学精神,我想大体可以用以下10个字来概括:爱国、民主、科学、坚苦、团结。以爱国而言,首先,西南联大人相信中国国格和中华民族的潜力,认为抗日战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如陈岱孙先生所说,这是正义的战争、民族的战争、哀兵的战争。西南联大校歌中有这样一段话:“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东,还燕碣。”其次,西南联大师生一方面刻苦认真地教和学,为将来的“中兴业”培备“人杰”,一方面又积极宣传抗日,参加各种抗战活动。在没有读到毕业的约5000同学中,许多人是投笔从戎了,记录在案的便有1129人。
以民主而论,主要表现为学术思想自由、学校管理民主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西南联大教师上课一般不用统一教材,而是阐发各自的学术见解。任何见解,不论中外,不论古今,不论左中右,都可以在课堂讲授,也可以在课外作讲演。但是,必须听取其他教师及同学的不同意见。有的时候,教师们就某个学术问题召开座谈会进行辩论,即使争论得面红耳赤,并不妨害友情。同时,也有教师去听其他教师的课。学生对老师,无论课内课外,都可以提问,并与老师辩论。曾经有一个同学不同意授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但这位教授很大度,同意该生不听课,只要在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一份反对老师观点的课程论文,因质量较好,竟得到教授高分。还有一位教授,因有较多同学反对他的观点,他经过一番苦思后,竟放弃了前一段时间讲课内容,从头讲起。此外,为保证学术思想自由,西南联大主张通才教育,讲究启发式教学法,反对灌输式教学法;转系自由,一二年级基本不定系;图书馆的书库,不仅对教师、研究生开放,对本科生也开放。在领导、管理体制方面,学校设校务委员会,由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及五院(文、法、理、工、师范)院长和若干教授代表组成。教务等三长及五院院长均由教授兼任,不设副职。校务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由蒋、张、梅组成。蒋、张年龄资历虽较梅为高,但均有兼职,张还长居重庆,所以公推较年轻有为的梅贻琦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张放手并鼓励梅大胆负责,梅尊重蒋、张,遇重大事件必与蒋、张协商,所以三人合作非常融洽,常委会工作顺利,效率高。
校务委员会外,还设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其职责为:审议教学、研究工作和学风的改进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及学位的授予,向校委会提建议及处理常委会主席或校委会交议事项等,教授会虽是咨询性机构,但其决议很有权威性,一般都得到施行。另外还有各种常设的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对学校的各种专顶事务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材料和供校领导选择采用的方案。院以下各系系主任也由教授兼任,不设副职。学校专职行政人员不足二百人,其社会地位低于教学人员。所以,西南联大既无党派领导,也没有官本位体制,学校能按高等教育规律自主办学。对学生管理,除学籍管理和学业管理极严外,主要采取学生自治方针。学校训导处(西南联大原无训导处,经国民政府教育部一再督促,始于1939年11月7日设立)婉拒了国民党的“党团委托任务”,其工作大纲规定:“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之处置。”大体上说,在不违反校规及法律的前提下,西南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的各种自主活动进行的。
西南联大虽然对教与学的质量的要求高而严,但决不主张把学生培养成“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鼓励学生关心国事、天下事。因此,西南联大师生大都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书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教书读书。他们举办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辩论会,出版各种报刊(当时西南联大教师办有《今日评论》《当代评论》《战国策》等刊物,学生办有许多壁报,也有刊物),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意气风发地引领着社会进步。1941年,他们通过游行示威、请愿等方式,在全国广大师生和人民支持下,把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赶下了台。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发动了波及全国的反专制、反内战的“一二·一”民主运动,使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
以科学而论,主要表现为尊重学术,尊重真理。为了学术和真理,西南联大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西南联大教师一般都不愿做官,而乐于在教学之余,在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并且取得了重大成就。联大师生,不论贫富、贵贱、资历、权位,谁愈有学问,愈掌握真理,谁就愈受人尊敬。官僚和党棍,在西南联大决无容身之地。国民党CC派系曾要求派人来任训导长,就遭到拒绝。蒋梦麟虽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他远不如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等学术大师受人尊敬。刘文典虽有学问,但因受云南一位土司收买,便遭到联大师生鄙夷,失去了西南联大的教授职位。梅贻琦不得已接受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但这个头衔对他来说完全是形同虚设。他对国民政府所谓“部定”办学方针和教学规则是能顶就顶,不能顶就阳奉阴违,对国民党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的一再示意,一直拖延不理。他深信强权和说教是极有害于科学事业的,西南联大师生大都支持和拥护他的这种信念。
以坚苦而论,首先应提到湘黔滇旅行团。1938年2月,当长沙临时大学准备迁滇时,280位同学和11位教师,不顾当时西南地区旅途可能遭遇瘴气、土匪、食宿不济等艰险,做了充分吃苦的打算,决心徒步入滇。他们从2月19日起程,风餐露宿,4月28日始抵昆明。历时68天,全程1671公里,步行达1300公里。他们的这一壮举,给西南联大师生面对艰苦环境提供了好榜样。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国难当头,百事草创,一切条件的确很不像样。同学们吃的是混有稗子、沙子甚至老鼠屎的“八宝饭”,穿的是破旧衣裳,住的是不避风雨的简陋宿舍。就是这种艰苦生活,大多数人还要靠打工才能维持。他们有的人当中、小学教师或家庭教师,有的人当售货员或会计,有的人当校对或打字员,还有的人打午炮或发警报。教师们的生计,比同学们的也好不了多少。以教授兼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梅贻琦为例,他家经常吃不起蔬菜,只用辣椒拌饭吃;有时能吃到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满意了。为了贴补家用,梅夫人只好经常制作糕点、打毛线衣和围巾等出售,还摆过地摊。梅先生儿子梅祖彦的眼镜跌坏了,严重影响学习,却长期未能再配。闻一多教授刻图章、兼中学教师贴补家用的故事,广为人知。实际上,绝大多数西南联大的教师,仅仅靠工资是不能维持生活的。至于教学条件,图书、资料、仪器、教室、实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等等,都是凑合着用,也可说是捉襟见肘。从我较为熟悉的文、法学院情况看,由于重要参考书的复本少,图书馆开门时,总是拥挤不堪,由于图书馆容量有限,许多同学都是到附近茶馆内去看书、做作业或者讨论问题,称为“泡茶馆”。
1938年9月13日(一说为28日),日寇飞机首袭昆明。这就更增强了西南联大师生的艰苦程度,西南联大师生不得不经常跑警报,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4时,往往得跑往郊区,在乱坟之间上课、备课、做作业。教师们的家大都迁住郊区,增加了他们到城内上课的往返之劳。除时间、精力损失外,还有财产和几条人命的损失。所幸的是,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并没有打掉西南联大人的士气。除极个别人或去跑单帮赚钱,或叹息穷途末路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意气昂扬地工作,踏实地致力于“雪千秋耻”的事业和作“中兴人杰”的准备工作。
以团结而论,西南联大确实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时,除西南联合大学外,还有西北联合大学、东南联合大学。但是,后两个大学联合不久便解体了,只有西南联大融合无间,善始善终。其所以如此,有主观、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原来三校校长的办学思想基本相同,而且胸襟都比较开阔,彼此能相互信任,精诚合作。由于历史原因,三校教师大都或相识,或相知,或有师友之情,有合作的基础。因此,三校联合以后,能熔三校优良传统于一炉,彼此尊重,互相切磋,通力合作,把西南联大办成一个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当然,这种成就的取得,是全体西南联大人努力的结果,但不少人认为,梅贻琦先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事实。梅先生不独具有办好大学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而且克勤克俭,任劳任怨。更重要的是,他大公无私的精神令人悦服。比如,一到昆明,他就将清华配给他的专用汽车捐给了西南联大,他外出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便车;无便车可搭,仍靠双腿。他家境虽然困难,但教育部发给西南联大学生的补助金,他从来不让自己在联大读书的四个子女申请。不过,遇到公益捐助或救济困难同事与同学时,他却总是“身先士卒”,慷慨大方。又比如,当时三校一方面联合办学,一方面各校名义仍然存在,而且有各自事业。清华利用工学院暂时闲置设备从事生产,以盈余补助同仁生活,此事本与他校无关,但梅先生念及大家同处困境,年终时发给所有他校成员每人相当于一个月工资补贴。西南联大三校中,论经费和设备,清华份额较大。从世俗眼光看,清华吃了亏。但在梅先生领导下,却使包括我在内的西南联大人都无此感觉。这真是不容易的事。
除上述办学精神外,西南联大的师资力量特别雄厚。1942年,有教授177人,占全校工作人员总数的22.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40年的这一比例为22.0%),其中有一批各学术领域的大师,他们占解放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32.1%。在这些大师招引下,西南联大招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因此,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4日上课起,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不过短短8年,却在成为闻名中外的民主堡垒的同时,更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入校受教者8000余人,毕业生2522人。
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兴业”的“人杰”,还有约1000人在海外成为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1955年至1957年间,中国科学院选出的学部委员190人,西南联大校友就有118人,占总数的62.1%;1991年至1992年间补选中青年学部委员210人,西南联大校友仍有14人当选。另据清华大学校友联络处1996年3月统计,中国科学院1955年至1995年间,七次共选聘学部委员、院士815人(含外籍院士14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就有256人(含外籍院士4人),占总数的31.4%;中国工程院1994、1995年共选聘院士312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有64人,占总数20.5%;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5、1957年共选聘学部委员64人,其中西南联大和清华校友有18人,占总数的28.1%①。西南联大培养的杰出校友不胜枚举,我们这里仅举一些特例,比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核武器专家朱光亚,半导体专家黄昆,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气象学家叶笃正,创建三元流动通用理论的气动热力学家吴仲华,使我国返回式卫星居世界前列的卫星总设计师王希季,我国中远程火箭总设计师屠守锷,在美国最早参加电子计算机的开发者陈同章,享誉美国的政治学家邹谠、历史学家何炳棣,作家汪曾祺,诗人穆旦等。除育人外,如朱光亚所说:“西南联大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也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了若干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而且师生们还结合社会需要,包括抗战的需要,进行工程技术和其他应用学科的研究或调查研究,取得不少成果。”②
在了解到西南联大创造的这种奇迹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易社强(John lsrael)花了十五年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本700页的西南联大校史,题名为《联大———在战争与革命里的一所中国大学》。他在记者王达采访他时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了。”2006年11月28日《中国青年报》头版有个报道:温总理向大学校长求教如何培养更多杰出人才。我看了那些校长提出的建议,把它们和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一比较,感到都不大满意。我想,要是温总理“不耻下问”,问到我这个在大学里待了五十多年并和西南联合大学打了八年交道的老教授,我将向他建议:请认真研究一下易社强认为最值得研究的西南联大办学精神与经验。
注释:
①《清华校友通讯》复33期第10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清华校友通讯》复36期第12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